周月峰:折中的“重估”——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提出看五四新文化的多重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 次 更新时间:2020-07-05 16:18:48

进入专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整理国故   胡适   张东荪  

周月峰  

   摘    要: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境。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在此背景下,《新青年》派与《时事新报》同人关于“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的争论,成为傅斯年、胡适调整表述的契机,促使他们使用更折中、开放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来回应对方质疑,并容纳多元的新派。在这一情境中提出及流行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有多重属性:胡适在表述上统合种种不一致的新思潮,又暗藏其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并针对新兴的“主义”;因其开放性,它在流传中更被不同地理解与使用。这一口号的多重性体现出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以往认知的更为丰富。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整理国故; 胡适; 张东荪;

  

   引言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尼采的名言1,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将其翻译为“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被你重新决定”,作为支撑论辩的观念;后又因被胡适引用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口号,“成了当时一般的标语”,被目为“新文化的精神”。2正因被视为“新文化的精神”,所以,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解,直接影响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罗志田指出,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中“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实际意涵是“西方文化的价值已经‘估定’,只需输入即可”;与之相对的,“‘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这一点,是只针对中国文化的”,且“侧重于破坏和反传统一 线”。3此 论述意在讨论胡适的“主张”,无疑是贴切的。就胡适个人思想的纵向发展而言,其心思确实更侧重反传统一面。但在写作《新思潮的意义》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除暗藏“主张”外,也是胡适为新思潮设定的“底线”,同时,他又借此回应此前争论中的质疑,针对新崛起的“主义”,含有既统合不同新思潮又区隔不同“学理”的多重现实考 虑。4

   无论胡适提出时内心隐藏的真实含义如何,仅从字面意义而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仍是开放的,需要估定的对象,及估定的结果好与不好,都未明言,因此引起不同理解与争议。那么,胡适是在怎样的具体语境中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何不坦陈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概抹杀”?有何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而该口号又何以能在五四时期广为流传?时人如何理解这一口号?本文尝试回到思想发生的历史现场,通过胡适与当时其他思想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以1919年上半年《新青年》派与《时事新报》同人有关“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两场争论,揭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出的具体语脉、胡适在表述中暗藏的多层含义以及时人对其理解的多歧,期以加深对胡适及五四思想界的认识。

  

   一、 外国偶像:崇拜与重估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5时人视彼时西方现代文明为中国之未来,前期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目标。欧战的发生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有人认为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本身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这一局面带来了新的变化:在此之前,时人谈重估,多是指重估中国传统文化,且侧重反传统,而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对中西新旧都进行重估。

   蒋梦麟在游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五个城市,阅读50余种新出版物后,归纳当时思想界的特点,最明显的便是当时全国的新出版物中,普遍有“一个‘?’疑问符”,“这个‘疑’字不但把我国固有的思想信仰摇动了,而且把‘舶来品’的思想信仰也摇动起来。若非真金,无论中国铜、外国铜,都被这个‘疑火’烧熔”。他还补充说明,他的意思“并非说他们思想革命的人,不要西洋输入的思想;他们的意思,以为西洋思想进来,也要去问他究竟什么一回事。不肯盲从讲赫胥黎、达尔文、密勒的一班人。盲从‘物竞天择’和盲从‘三纲五常’的,是犯同一个毛病”!6十多年后,伍启元对这一时期的总结也印证了蒋梦麟的观察,他说:“欧战叫醒了一般人的迷梦,物质文明被许多人宣告了破产。于是国中许多学者,都要把中西文化拿来重新估价,重新比较。”7蒋、伍观察到的五四新思潮有一明显的对古今中外都置疑及重新估价的倾向,显然与一般认知中新文化运动只重估(且侧重破坏)中国传统价值,有不小距离。8

   中西新旧是近代中国的核心论题,而欧战结束恰是中国思想界对这一论题看法的转折点。在言论中,尊西趋新势力虽大,但已不再具有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充满解放意味的重估之风逐渐兴起。正如王汎森指出,“五四前后的思想世界出现了一种双重危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皆面临危机”。9“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中国思想界的提出正与此思想语境密切相关。

   1919年11月,胡适在讨论“新思潮”时,将其分解为四个方面,“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为手段,“再造文明”则为其目的。其中,“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代表着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10其实,《新青年》派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非常鲜明地持续表达尊西趋新与反传统的态度。其中,陈独秀的论述广为流传,可为代表。他提出: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对陈独秀及当时不少《新青年》同人而言,“欧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调和两存,只能取其一,“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 非”。11值 得注意的是,非中(传统)即西(欧化)能成立的前提之一是他们只有这两个选项,即“道出于二”。胡适也是在引用陈氏这一论断后,认为“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所以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评判的态度”——“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 好”。12其 实,相较而言,陈独秀肯定欧化、德先生、赛先生,否定孔教、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表述清晰明了,好与不好早已估定;反而是胡适的表述,对中、西均估而不定,留有余地。

   之所以如此,除胡适较温和的性格因素外,上述对古今中外都置疑的“重估”风气亦是要因。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新青年》派仍标举尊西趋新、全面反传统,其立论态度逐渐受到多方质疑。故胡适在表述时不得不有所妥协、折中。其中,张东荪、蓝公武等《时事新报》同人与《新青年》派关于如何对待“外国偶像”和“固有文化”的两次小范围讨论,成为傅斯年、胡适调整表述的契机,促成“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与之相关的“整理国故”的提出。

   故事要从一组漫画说起。1919年初,《时事新报》曾刊登沈泊尘的漫画,批评傅斯年“狂妄”“不虚心”“不认错”,其表现为对“古今人一切著作概以不通目之,意自豪也”,“又常出其所著之新文艺以炫人”。并揭示其之所以有此表现,因其“思想之根据乃为外国偶像”。漫画中所谓“古今人一切著作”,主要指中国古今著作,并不包括“外国偶像”的作品。13

  

   《时事新报》上的漫画

   此漫画虽暗指傅斯年,但显然也一并针对《新青年》同人,故曾引起众人不快。数十年后,周作人对此仍有很深印象,曾回忆说:“《时事新报》其时还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沈泊尘通过两张小漫画,第一张画出一个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来,第二张则是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此事也曾引起鲁迅“大不以为然”,致使其“以后对于《学灯》也就一直很有意见”。14因年代久远,周作人对漫画具体内容的记忆已模糊,与实际稍有出入,但对“侉相的傅斯年”和鲁迅的“大不以为然”记忆却仍鲜活。原漫画本为四张,周作人记忆中化约成了两张漫画——“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来”及捧着易卜生牌位走进去,之所以有此记忆,或许是他们当年即意识到漫画的质疑集中于他们“扔出”固有文化与“捧着”外国偶像的态度,恰恰也象征了外人眼中《新青年》《新潮》最鲜明的特色。

   如果说漫画表现的是漫不经心的讽刺,那数天后蓝公武《破除锢蔽思想之偶像》一文,更像是一种正式挑战。在文章中,蓝公武强调中国“阻塞不进之原因”即在“国人无破除偶像之自觉力”。偶像主要有两方面,一为中国数千年礼教,一为新自西方输入之学说,他说:“彼数千年礼教之偶像,固足为吾文化进步之梗;即新自西方输入之学说,转瞬亦化而为锢蔽思想之桎梏。”更甚者,“摭拾两方断片之议论,奉为神明而不深求其理,甚或举其名而遗其实”。其弊端在于“师心自用,攘斥异己,不容人有商榷讨论之余地”,“有害于思想界之发展”。15

   有意思的是,“偶像破坏”此前一直是《新青年》同人的重要主张。陈独秀在1918年时,曾特别标举“偶像破坏论”,主张“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16陈独秀文中所提需要破坏的偶像多为“自古相传”,说明《新青年》同人所面对的压迫者(包括虚悬的)来自传统一边。但张东荪、蓝公武则不同,他们在1918年转向“思想界”时,《新青年》已成领导者,“把握着思想界的权威”,而真正旧派久已宣告战败,故他们面对的压迫更多是《新青年》同人的“话语”。17从蓝公武“何让于古来传承之教义”一句看,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将“新自西方输入之学说”当偶像的行为。所以他说在这十余年中,“自由、平等、共和、民本”“在他国为解散思想之具,而一入中国,则为文化进步之阻”。最后他呼吁国人需要养成“批评之精神”,他说:“欲求思想之进步,则不可不先破除锢蔽思想之偶像,欲破除锢蔽思想之偶像,则不可不锻养此破除之能力。能力维何,即批评之精神是也。”18

   蓝公武此文并非随口一说,实际上,在两个月之前,他就曾提醒过傅斯年。当时傅斯年辨论“旧戏的当废,和新剧的必要”,认为“旧戏本没一驳的价值,新剧主义原是‘天经地义’,根本上决不待别人匡正的”。19蓝公武对傅文虽整体推崇备至,但对其中“天经地义”一词,却“大大反对”,认为“天下哪有绝对不可动摇的真理”,主张从事革新思想的人,必须破除“天经地义”这样“中国几千年压迫思想的遗毒”。傅斯年的“天经地义”虽特指“新剧主义”,但因《新青年》时常将其他西方事物视为“天经地义”而不许别人匡正,故蓝公武所指向的仍是广义的“外国偶像”。并且,他建议傅斯年“作一篇宣告天经地义死刑的文章”,无异于希望《新青年》派能正式宣告视西方文化为“不可动摇的真理”这一倾向的死刑,正是对《新青年》一派的调节、修正。20

   或是读了蓝公武的文章后深有所感,更可能是同人间的有意配合,《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笔匡僧在稍后亦继续阐述蓝公武的观点:

   吾国人近来之思想,殊缺乏批判的精神,而每出于独断。其独断之形式有二,一为尚古的独断,一为崇外的独断。尚古的独断,失于蔽固,固无进步之可言;然崇外的独断,失于盲从,亦未必能实现。

也认为“欲求理想之发达,不可不先破除蔽固与盲从也”。21尊西趋新的思想态势正是自清末开始,笼罩时代,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青年》为其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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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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