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宝玉:明清漕运中民运与军运的抉择

————以江西、湖广“仪兑”为中心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 次 更新时间:2020-07-03 2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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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宝玉  

   摘    要:

   明宣德、成化实行兑运和改兑法后,江南漕粮运输改由本地运军驾驶漕船前往州县水次交兑,然后北运直达京、通二仓。然而运输江南漕粮的南京运军一开始便游离于江南本地运军的体制之外,多采用雇募民船前往仪真交兑的方式,并且在长运法全面实施后,依然给民运留下巨大的空间。运输江西漕粮的南京运军复制了这种运漕方式,并且由于漕船和运军缺少、阻冻等现实问题,江西运军在正德年间开始借鉴南京运军的做法,由军余雇募民船前往仪真交兑,并影响到湖广漕粮运输。随着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以上做法也越来越频繁,甚至直接改由民运至仪真交兑,到明末演变为了一种“仪兑”的制度,最终在清代形成了一套不同于长运法的运输体系。“仪兑”不仅表明长运法后民运与军运的复杂关系,更是认识明清漕运组织转变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军运; 民运; 仪兑; 漕帮;

  

   在既有的明清漕运研究中,一般认为成化长运法实施之后,军运代替民运,成为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与此相应,漕运卫所变成最为核心的运输组织。清承明制,漕运运输组织却出现了漕帮、卫帮化的重大改变,雇募民间水手的现象愈发普遍。1然而,令人倍感困惑的是,目前没有任何可靠的明代史料可以直接阐明并印证以上历史过程,漕帮似乎是突然出现在了清代的文献记载当中。以往的研究,无论是从漕运水手行帮入手,2还是以运军家族为对象3的解释,均是立足于军运,将原因归结于卫所屯田的丧失和运军的大量逃亡,并未触及变化背后的本质,明清漕运组织为何出现重大转变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难题。笔者在深入研究江西、湖广的漕粮兑运时,发现其实追根溯源,如何处理民运与军运的关系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民运与军运是明清漕运中两组相互对应的基本概念,也是理解明清漕运制度演变以及明中后期赋役改革的重要前提。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在《题辨仪兑始末与民运无涉疏》中曾提出江西、湖广漕粮运输的一种特殊机制“仪兑”——即江西、湖广的漕粮由民运至仪真与运军交兑,这种介于民运与军运之间的模糊做法,无疑为重新梳理明清漕运中民运与军运的关系乃至透视运军组织性质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主要围绕明清江西、湖广“仪兑”体制的形成与变化,再现明清时期民运与军运的复杂格局,试图打破以往明清漕运研究中对“军运代替民运”的简单认知,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明清漕运以及赋役制度改革等很多重大问题或将产生新的认识。

  

   一 明代江西漕运中的南京运军模式

  

   漕粮的上纳,包含征收、交兑、解运等重要环节,明初均由粮长负责。随着永乐北迁,漕粮运输距离增加,为减轻民运负担,宣德、成化年间行兑运法、长运法,加重军运比例,欲使军运代替民运。虽然江西、湖广运军无法做到像江南运军一样,直接到各州县水次交兑,两地漕粮在征收以后还需民运至南昌、汉口等水次,4可是从漕运制度规定上来讲,漕粮在南昌、汉口等处集中交兑之后,沿着长江进入运河北上,应当全部由运军运输。换言之,漕粮征收、与军交兑以后的环节应当全部改由军运,是为长运法贯彻军运的精神所在。

   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对于远离运河,运输距离非常遥远的江西、湖广来说,仍然过于理想化。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漕粮交由运军运输的这个环节在江西、湖广很难得到真正贯彻,雇佣民船前往仪真再转换漕船北上的运输方式往往占据上风,使这段本应军运的路程带上了浓厚的民运色彩。加上程限制度、漕船和运军数额不足、阻冻等因素的制约,漕船往往不能及时回空,改为民运漕粮至仪真交兑,最终形成了一种被称作“仪兑”的制度。“仪兑”的出现不仅仅出于江西、湖广的现实需求,更重要的是,早在成化时期,南京运军便将其不同于江南本地运军运输江南漕粮的模式运用到了江西,并深刻影响了湖广乃至整个漕运系统。

   一般漕粮运输的任务由本地运军完成,但江西只依靠本地运军不能满足全省漕粮的北运,据《漕运通志》记载,江西布政司每年漕粮总共五十七万石,而江西本省设置的运军每年运输总能力在三十万石左右,5也就意味着江西还有二十七万石左右的漕粮需要调拨其他邻近区域的运军运输,主要有南京、湖广、上江运军。6湖广运军与江西运军乃至整个上江总的运输方式是同一个系统——从长运法制度上规定,湖广、上江运军即使运输江西漕粮,也是采取驾驶漕船从兑军水次通过仪真闸进入运河再直达北京的方式:“先年仪真建闸,止令江西、湖广、上江三总之船由闸。”7这种运输方式本质上与江南运军直接驾驶漕船前往州县水次交兑的形式一致,正是长运直达法的实践。

   理解江西漕粮兑运机制特殊性的关键就在于南京运军的运输在形式上就有别于江西、湖广、上江运军,从正德二年(1507)漕运都御史王琼的《漕例奏》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推断出这个结论:

   查得南京两总,所管旗手等卫,虽衙门设在江南,其税粮船只,却在仪真坝上湾泊,官军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隶水次交兑,雇船装运仪真坝上上船,此与江北三总官军江南兑粮事体一同。8

   由此可见,成化年间实施长运法后,南京卫所运军被划分为了运输江南和运输江西两个部分。而且无论是运输江南还是江西,运输方式与所谓的长运法规定都有着现实差距,长期存在着由运军雇佣民船至仪真坝的传统。在明初漕运运法改革和运军体制稳定下来的过程中,南京运军便形成了这种传统,部分运军改运江西之后,便将运输江南漕粮的方式应用到了江西,继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且不同于长运直达法的运输体系。

   与江西类似,江南漕粮数额庞大,几近二百万石,9而本地运军江南总、下江总、浙江总的运输总额才在一百二十万石左右,10需要大量其他区域运军的参与,主要有南京、江北运军等。从明初实施以江南为本的漕粮运法改革开始,南京运军与江北运军的运粮方式便不同于江南本地运军。《漕运通志》记载,宣德七年(1432)漕运参将吴亮下令实行兑运法:“议处诸府州县各于附近水次盖设仓廒,浙江、苏松等卫船各回本司府地方领兑,南京并江北船仍于瓜、淮交兑。”11显然,江南本地运军率先执行了运军从州县水次仓兑粮直达北京的运粮形式。与之不同,南京运军和江北运军并未像江南本地运军一样,直接驾船至州县水次仓交兑,而是在瓜、淮二处接运江南民运漕粮,再沿河北上。

   成化年间推行长运法,进一步扩大了江南本地运军直接到州县水次交兑的范围和程度,可是并未触动南京和江北卫所的运输方式。成化七年(1471),都御史滕昭上奏罢除江南地区的瓜、淮交兑,除本地运军赴州县水次运输外,“令南京并江北官军雇民船于江南水次交兑,军船俱不下坝,民加过船费,视地远近有差”。12长运法之后,南京运军运输江南漕粮的方式仍然与本地运军不同:漕船停泊在仪真,官军雇民船前去交换漕船运输。

   万历元年(1573),为彻底贯彻长运法的精神,漕运总督王宗沐把瓜洲坝改造为瓜洲闸,令江北运军直接驾船前往州县水次交兑,从而更为全面深入地实施军运,改变之前雇募民船的运粮方式。南京运军却依然不改:“其南京二总,仍令有司照旧雇觅江船,运抵仪真盘入军船。”13由此可见,南京运军的运粮方式在实际的漕运中一直顽强地存在着,江西漕运在逐渐得到南京运军补充运输的同时,毫无疑问地复制了南京卫所运输江南漕粮的既有先例,这种先例与长运法截然不同。

   长运法的实施,一方面是运输方式的改变,改由军运;另一方面,是将民运的劳役改为征收耗米。从这两个层面出发,南京运军和江北运军的运粮方式其实从一开始便夹杂着民运的味道,与长运直达法一起成为明代漕运中并行并存的两种不同运输机制。第一,雇募民船前往仪真坝,并非是全部运军前往江南州县水次,而是逐渐采取部分留在仪真坝,部分前往交兑,14所以不仅仅是要雇募船只,更要雇募民间水手驾驶,俨然已经具备非常浓厚的民运色彩。第二,若从民船的雇佣由运军负责这个意义上看,南京运军运输漕粮的方式似乎与长运法减轻民运负担的精神并不相悖。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南京运军一直在争取雇船费用,最终不得不寻求运粮方式的改变以为其生存之道。

   南京运军用于雇船的耗米原则上主要有过江脚米和过湖米。过江脚米适用于全体南京运军,无论是运输江南漕粮还是江西漕粮,都需要过江,与南京运军具有相同运输方式的江北运军便有法定的一斗三升过江脚米用以雇募船只。然而与之不同,从成化年间实行长运法开始,南京运军便存在一个制度上的致命漏洞——除去正常的漕粮加耗之外,南京运军并未有官方规定的额外的过江脚米,这意味着一切费用需要运军自掏腰包。因此正德二年漕运都御史王琼在论述南京总运粮的情况时才会指出:“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则例,并无加与过江脚米,以此南京各卫运粮官军年年借债,转相负累,日见逃亡。”15

   为了平衡南京运军和民户之间的负担,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深化长运法由运军收取定量的耗米运输漕粮代替民运的深意,经过南京把总和漕运都御史王琼的努力,南京运军借鉴江北的模式,从正德二年开始,争取到了收取六升过江脚米用以雇船的法定权利。中央正式将其定额化,并纳入漕粮常耗之中。16可惜,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由于南京运军将漕船停泊在仪真坝上,额外产生了盘坝、修船等费用。与江北一斗三升的过江脚米相比较,南京运军的过江脚米显然较少,不足以应付所有开支。于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南京把总黄邱又开始上奏,要求增加法定耗费。17

   可是在正德漕运制度稳定下来,“全派改兑,支运遂绝”的情况之下,耗米的征派不再容许轻易更改,18而且在明中后期耗费折银,转化为财政公用的大趋势下,争取到的耗费其实大部分被挪用,运军拿到手的少之又少。19如此,迫使南京运军想尽办法将负担转嫁到民户头上,耗米“反逾正粮之外”也就在情理之中,直接改由民运亦不失为一种选择。南京把总黄邱在争取费用的同时,便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当时民船的雇募已经逐渐转由地方负责,过江脚米征收之后由地方政府雇募,作为报酬直接支付给船户,而不经过南京运军之手,“其南京卫分,每石止是雇船过江脚米七升,有司径给船户”。20地方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转化为强制征调民船、改由民运,民运在南京运军的运粮体制下有再度恢复乃至增加的趋势。21

   另一方面,运输江西漕粮的南京运军除了长途运输过江,还要历经鄱阳湖之险,路程更远也更为危险。与此相应,产生了额外的漕运耗米——过湖米,体现出了与江西、湖广、上江总运军运粮方式的差异。早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监察御史谢文的上奏中就提到,前往江西兑运的南京运军每石漕粮加过湖米七升。22到弘治十五年(1502),过湖米的征收适用范围扩大,“江西粮米不拘兑运、改兑,每石加过湖米七升”。23也就是说,江西、湖广、上江总的运军也应当和运输江西漕粮的南京运军一样,拥有七升过湖米。再加上七升过江脚米,运输江西漕粮的运军中,无论是南京总还是江西、湖广或是上江总,均应有过江、过湖米共一斗四升用以雇船盘坝。在实际支付的时候,各个卫所却有着很大的差别:

   凡二项过江、过湖米共七万九千八百石,故事,随粮征运龙窟、吴城、进贤水次候兑。南京运船不过坝领兑者全支过湖、过江;其上江安庆、建阳等卫与湖广各卫领兑者,止给过湖;其江西总下领兑者,全扣不给,与水次扣为行粮;若直隶九江卫运船,止给过湖四升,余米三升亦为行粮。支余者运回府县仓存留他给。24

从嘉靖《江西省大志》的记载中可以很明确地看出,自成化改兑之后,江西漕粮于龙窟、吴城、进贤水次交兑,过江、过湖米的支放就因交兑运军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南京运军全部支领一斗四升的过江、过湖米,上江与湖广卫所只有过湖米七升,其中直隶九江卫给四升过湖,而本地江西运军既无过湖米也无过江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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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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