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戍:失败的整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20-07-03 23: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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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戍  

   摘    要:

   北洋时期中央教育主管部门暗弱,大学随意创立,内部院系滥设的情况非常严重。针对此种情况,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展了一系列持续的院系调整工作。以大学院系重复设置最严重的上海地区为例,调整的构想酝酿于地方教育当局,在朱家骅、王世杰、陈立夫等几位教育部部长任上都有集中的调整举措。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上海高校院系调整的过程,也是其大学治理权威逐渐加强的过程。不过,由于政学关系暧昧不清,在实际执行上存在着“不普遍”“不彻底”“不平等”“不合规”等诸多问题,整合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国民政府; 上海高校; 院系调整; 政学关系;

  

   近代中国大学创始于清末,经过北洋时期大跃进式的跨越发展,到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创立无序、内部院系重复设置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针对此种现状,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展开了一系列院系整顿工作,相关问题学界已有初步阐述。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推动高等教育规范化”的角度着手,多集中于讨论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限制文法科”的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文法科与理工农医科孰重孰轻的“文实之争”,缺乏从长时段的视野对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院系调整工作进行研究。1实际上,所谓的院系调整或整顿并非仅局限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规范高等教育、扩张治理权威的重要一环,实为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在国民党执政初期即开始酝酿,并持续至抗战胜利后,只是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存在某些差异。另外,以往的成果多集中于研究院系调整的政策条文等表面内容,对政策执行的实际成效关注不足,更未注意到政学关系和人事因素对院系调整工作成败的决定性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长时段视野讨论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院系的相关问题,并将目光聚焦于最具代表性的上海地区。根据1932年末的统计,在全国76所核准立案的大学与独立学院中,上海地区拥有高校18所,计46院(专门部、专修科)162系(门、科),数量居全国之最。2然而,数量大的另一面是院系重复设置严重,普遍水平偏低,办学实力薄弱。国民政府教育部如何持续对上海高校的院系布局进行调整,以希望优化教育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些调整工作不同阶段的侧重点如何?背后存在着哪些问题?其实际执行成效如何?是否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

  

   一 从设想到定案:国民党整顿上海高校院系的初步意图

  

   北洋时期中央政府暗弱,尽管教育主管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以规范高等教育,实际却难以有效执行,大学随意设立,院系重复设置的情况非常严重。3其中,上海是大学与院系滥设最为严重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以前,上海存在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法科)、同济大学、南洋大学、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国民大学、南方大学、文治大学、群治大学、政治大学、持志大学、宏才大学、东华大学、春申大学、远东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艺术大学、南洋医科大学、亚东医科大学、南洋商科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仓圣明智大学等数量众多的“高等学府”。这些高校中,不乏圣约翰大学、南洋大学之类办学历史悠久的名校,但更多是由私人设立、缺乏校舍与设备、办学水平低劣、并未合法立案的“野鸡大学”。至于学校内部,虽然师资力量付之阙如,却随意设置院系,大肆招揽学生以牟取暴利。如南方大学、国民大学,“所设的科目全在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的范围以内。自然科学、工学、农学、医学等门需要贵重仪器、试验室、实习场等设备,非筹有大笔经费不能办到……这些学校也就只能‘割爱’了”。4再如所谓春申大学,自称在美国立案,5 “设有文法政诸科,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滥收学生,合各科学生于一室,由……一人担任各科教授”。6尽管该校办学水平低劣,北洋政府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要求改组或取消大学名义,该校却熟视无睹,照常办学如故。7

   1927年4月,北伐军占领上海后不久,国民党地方教育当局即意识到整顿上海高等教育的重要性。4月7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所组织的上海教育研究委员会召开会议,该会委员、其后担任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局长的朱经农在会上提出了《关于上海改革大学计划》的提案。朱经农认为,今后有必要将上海各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全体合并为一所上海国立中山大学,设置文、理、法、商、教育、医、工等七所分院。具体而言,可将光华大学校舍办文科分院,复旦大学校舍办理科分院和预科,暨南大学校舍办教育科或法科分院,大夏大学校舍办商科分院,同济大学校舍办医科分院,南洋大学校舍办工科分院。显然,朱经农看到北洋时期上海高校数量过多,各校院系重复设置却普遍水准不高,认为有必要以院系为中心进行跨校合并,共同组织为一所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大学,这样既符合国民党政权即将启动的“大学区制”实践,又能解决北洋时期遗留下来的大学林立、院系滥设的问题。8

   朱经农的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上海高等教育界的强烈反响。前暨南大学校长姜琦在《申报》记者的采访时表达了以下几点异议:首先,今后国民党政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学区制,每一大学区设置一所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区内全部大中小学教育。然而,江苏与上海之间距离相近,行政管辖范围又不无重合,是否有必要设立两所国立中山大学,应慎重决定。其次,在新的党化教育政策之下,学制将由国家统一规定,将来各国立大学的院系设置,应由国民政府来统一规划,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是否有权力自行规划,实堪疑问。第三,朱经农以院系为中心合并大学的计划并不合理。比如,大同大学的理科非常著名,朱经农却将其遗漏;暨南大学并无教育科,更缺乏教育科所需的图书仪器和实验室等设施,如果改为教育分院则甚不恰当。另外,上海其他不甚正规的大学如国民大学、春申大学、文治大学、群治大学等是否也应该纳入上海中山大学体制当中,有待讨论。9

   面对姜琦的质疑,朱经农辩称,调整上海各大学院系的方案仅是个人意见,即使教育研究会通过,仍须呈报上海市党部与国民党中央批准。朱经农亦承认,此种以院系为中心合并大学的计划存在着诸多难题。比如,如何能够保证各私立大学自愿并入国立性质的上海中山大学,上海市政府与党部似不能加以强迫。各校合并为一后,各科校址距离较远,但医科、工科等学生必须修读理科基础课程,文科学生亦须选读少量自然科学课程,如何能保证各科学生跨校上课的交通与时间,这些问题都须仔细研究后解决。10

   尽管朱经农认为此事仍须进一步研究,上海各校的一部分学生已经跃跃欲试,着手各大学的院系合并事宜。4月11日,上海各校学生代表开会,除法政、同济、大夏三校拒绝到会之外,其他各校均有学生代表到会。学生经过讨论决定,提出上海高校院系合并的修正性方案:光华、大夏合并专办文科,沪江、大同合并专办理科,复旦、暨南合并专办商科,南洋改工科,同济改医科,法政、东吴法科、政治大学等合并专办法科。学生议决,本日所到学校为筹备改组上海中山大学之基本学校。11此事旋即为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得知。当局认为盲目调整大学与院系恐生乱象,必将引起人心恐慌,遂令上海各大学暂时维持现状,不得变动。12由此,规模庞大的上海国立中山大学之议胎死腹中。其后,中华民国大学院逐步在江苏、浙江、北平等地试行大学区制。驻沪原有各高校中,除上海商科大学本属国立东南大学,被划入第四中山大学区,其余各校继续独立存在。

   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后,滥设大学和院系的风气并未得到遏制。比如,上海商科大学被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之后,民间遂有私立上海商科大学之设。13次年,该校“增添文法两学院”,更名为“华国大学”以招揽学生。14暨南学校“开办之初,仅商科为专门程度,余如普通师范各科,皆仅中等程度”。151927年该校改为暨南大学后,经过两三年的发展,已经拥有“四院二十余系”,可谓激进扩张的典型。16上海群治大学此时虽然仅有“教室七间”,17仍宣称设有预科、法律专科、专修科、本科等四种类型的教育系统,其中具有本科程度者仅有文、法两科,文科却设“国文系、英文系、史地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法科设“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常年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揽学生。18

   随着国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国民政府开始逐步对高等教育进行规范。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私立大学重新立案,并对立案标准严格规定。19上海的东亚大学、华国大学、光明大学、建设大学、新民大学、文法学院、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一批办学水平低劣、滥设院系的高校遭到关闭。20同年,教育部颁布《大学组织法》,要求各大学改“科”为“院”,院下设系,并规定三院以上始得称为大学,除法学院可以专门设置法律系、医学院不分系,文、理、教育、农、工等院“应以各设三系为最低限度”。不足三院者为独立学院,只准设置两科。21然而,就内部而言,教育部对应该达到何种标准才可以设立系科,并无统一的规定。因此,即使一批所谓“野鸡大学”被关闭,上海各校内部的院系设置仍然比较混乱,继续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

   1930年7月,教育部颁布《改进全国教育方案》,在“改进高等教育计划”中,初步表露出限制各大学滥设院系的意图。方案要求:“凡同在一区域内的国立各大学……现在已经重复的,应由教育部在可能范围内酌量裁并。”然而,该方案又规定:不满三院的国立大学,应该就急切需要,限期增设学院;已满三院的国立大学,两年内暂时不必增院,“应增加学系使各院内容充实”。22此种规定实际存在矛盾,因其总体指导方针是限制院系增设,却又要求国立大学不满三院者须增加学院,不满三系者须增加学系,实际为一部分院系设置原本达不到《大学组织法》标准而自称“大学”的高校打开扩张的方便之门。尽管《方案》也规定“增设院系,应互避免重复”,然而由于一般大学能力所限,文学院设系不外乎国文、英文、历史、社会,理学院设系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设系不外乎会计、银行、国际贸易,要做到“避免重复”,实有难度。另外,此种整齐划一的规定,固然限制了办学不正规的大学,却仅适用于综合性大学,对特殊性质的学校和专门学校则未必适用。比如,1928年的交通大学下设交通管理科、电机工程科、土木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和商船科,各科之下又设有若干学门。23上述科系多属工科范畴,若必须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改变,所有系科只能整合为一个工学院,其中交通管理科或可勉强整合入商学院,但却与通常意义上以国际贸易、会计、银行等系为主流的商学院不甚相同。同时,交通大学必须再新建一所学院,才能满足大学必须至少拥有三院的规定。同济大学亦仅有医、工两院,必须新建一所学院才能满足规定。24另外,此方案亦有局限性,仅明确要求适用于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是否同样适用,未能明确规定。

   不过,此方案被国民政府确立为“今后二十年间我国施行教育的具体计划”,获得了法律上的权威地位。251932年5月,陈果夫又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彻底改造教育之新动议”,建议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未来十年内停招文、法、艺术各科学生。陈果夫的议案经中政会审查讨论后,改为“文法科办理不良者停止招生,艺术院加设实用艺术课程,以促工商业之发展,边远诸省为养成法官及教师,以后仍准设文法等科,内地大学均不得请求设置(新增),其节储经费,移作扩充现有农、工、医药各科之用”。26因此,在新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任上,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开始了整顿大学院系的工作。

  

   二 不普遍的整顿:朱家骅对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

  

1931年12月,朱家骅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他将大学和院系整顿的矛头首先指向文法各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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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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