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乐园抑或危境:公共浴室与民国上海社会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20-07-02 21:20:32

进入专题: 公共浴室   民国上海   改革   地方性知识   现代性  

孟浩  

   摘    要:

   公共浴室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清洁与保健场所、休闲与社交中心,还是一个庞大的劳务市场。但主流舆论中的公共浴室却弊病丛生,它藏污纳垢、滋生惰性、混乱不堪。无论是在中国官方还是租界当局的设想中,公共浴室都应该是一个单纯的卫生设施,但这种设想在付诸实践时遭遇了巨大挑战并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国家权力对地方性知识的蔑视是导致改革“流产”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公共浴室; 民国上海; 改革; 地方性知识; 现代性;

  

   20世纪20年代的一天,旅居上海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在友人的带领下踏进了一家公共浴室,他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这段美妙的经历:

   走进一个铺着大理石的大池子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就会走过来一个小伙子把我们四肢扯平了“铺”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在我们的身体上使劲一顿揉搓、按摩。这一阵下来我们又可以回到躺椅上休息一会儿,喝上一瓶冰啤,吃几块美味的冷鸭肉。接下去就是修指甲的师傅用他那根木棍在我们的脚趾间不停地转,这是一个又痒又痛的过程,但同时也很开心。又是一阵更猛烈的按摩后我们才算彻底“解放”了。1

   顾彼得的文字流露出新奇与愉悦,但对当地人而言,这样的场景再熟悉不过。20世纪20年代,沪上浴室不少于60家,2这种被称为“孵混堂”3的消闲方式已经在江南流行了几个世纪。公共浴室在20世纪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时至今日,它仍旧牵系着大众温暖的市井记忆。

   学界对于上海公共浴室的研究并非空白。卢汉超在其代表作《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中介绍了公共浴室的空间结构与基本功能,并从中管窥“摩登”上海生活方式的传统性特征;4万勇的专著《近代上海都市之心: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功能与形态演进》运用城市地理学的方法,分析了公共租界内沐浴业的分布特点;5姚霏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与市民阶层》和《试论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则从人群结构与行业史两个维度,对近代上海公共浴室进行了细致考察。6既有研究对一些基础性问题做了很好的梳理,给予笔者不少启发,但公共浴室的“微观历史”仍有必要在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中来探讨。譬如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精英如何看待“混堂”这一传统都市空间 20世纪以降,不断扩张的“公权力”如何干预大众的浴室生活?回顾这些看似细碎的历史片段,或许有助于丰富对近代中国诸多“改革”问题的认识。

  

   一 浮世混堂:公共浴室的日常

  

   每天上午11点左右,上海各家公共浴室陆续启盆,营业时间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根据沪上有闲人士的“白相经”7,最安逸的生活莫过于上午喝茶、下午泡澡,俗称为“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民初以降,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上海浴室行业迎来了“黄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公共浴室有60多家,20世纪30年代中期浴室数量翻了一番,8抗战胜利后沪上浴室增至140余家,而到了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夕,上海大大小小的浴室已达150家左右。91936年的城市指南直观地描绘道:“凡较为热闹之处,均有浴室之开设。” 101947年的版本则写道:“(浴室业)颇为发达,几无处无之。”11

   上海数量众多的公共浴室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就业市场。每家浴室都会雇佣四类工人:堂倌、理发匠、修脚匠、擦背匠,他们共同承担着浴室的日常运转。整个民国时期,上海浴室工人的数量保有相当规模。根据1920年《新青年》杂志的估算,当时上海浴室工人有2 000多人,12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这个数字已高达6 300人左右。13尽管浴室工人被民间视为一种“贱业”,但其内部却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行业规范。新人入行一般都由同乡介绍拜师学艺,待其成为熟练工后又介绍或招收其他同乡入行。浴室工人群体因此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堂倌主要来自镇江、扬州、丹阳三地,其余“三大行”则分为扬州帮、丹阳帮和句容帮。14修脚、擦背、理发等一系列铭刻于身体的技能被社会人类学者称为“身体化的技术”,它们“经常成为自成一格的‘在地技术场域’”,在其中进行师徒制、网络化、社区化的传承,是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一种形式。15身体化的技术在为浴室工人创造生计的同时,也通过这一群体代代延续。

   对浴客而言,公共浴室最基本的功能当然是洗浴。洗浴方式又有盆汤和池汤之别,最受大众欢迎的当数池汤,即众人混浴一池。由于旧时上海的私人住所普遍缺乏取暖设备,所以混堂成为了众多男性16的“暖房”。宽阔的大汤池是整个浴室中最温暖的部分,时人将其形容为“穷人的水汀”。17当皮肤在池水中逐渐软化后,浴客通常会雇擦背匠替自己擦背。一位德国汉学家与邹韬奋谈及他在中国的生活时,尤其念念不忘中国公共浴室中的擦背,他感叹道:“在欧洲无论如何享不着这样的福气。”18出浴之后,“资深”的老浴客还将享受一系列针对脚部的特殊护理,大致分为扦脚、捏脚、刮脚三类。在浴室中,常见修脚师傅拿着一盏特制的灯,带一只小凳坐在浴客足下“精雕细琢”。19

   尽管混堂里的洗浴和保健方式看似难登大雅,但它们在浴客和从业者的观念中却蕴藏着丰富的“健康学”知识。伤风、感冒、腰酸背痛的浴客会去池汤浸泡,“出身汗,可发散风寒,有舒筋活血之功效” 。20老浴客认为夜晚的水经过一天的浸洗已经吸足了男性的精气,能够帮助身体亏虚之人吸补元气,所以吴地一直流传着“吃面要吃头汤面,淴浴要淴末汤浴”的俗语。擦背则是“中国按摩术之一种,它的妙处,并不完全在于去垢,一擦以后,皮肤层以内,血液活动,可促进体内机能,解除疲劳” 。21传统扦脚技术结合挖、分、削、起、括等手法,刀下脚病除,能治嵌趾、甲沟炎、鸡眼等脚疾。22刮脚和捏脚则能缓解江南常见的“湿脚气”造成的皮肤瘙痒和糜烂。浴客、从业者对洗浴和保健技术功效的认识或表达为浅白的俗谚,或体现为自然而然的行事准则,这种铭刻于“经验亲近项”之中的认知被社会人类学者称为“认知化的常识”,它最接近于吉尔兹理想化的地方性知识。23

   同洗浴和保健相伴的是一系列休闲与社交行为。当浴客们赤身裸体在同一汪池水中沐浴时,“去身份化”的状态无形之中淡化了彼此的差异,从而更容易拉近浴客之间的距离。同样有泡澡习惯的日本人将风吕屋中的社交方式称为“裸交流”(hadaka no tsukiai),24中国人则用“赤诚相对”来形容公共浴室中的人际关系。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是公共空间社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搭讪”往往是打破彼此间独立状态的手段。在混堂中,陌生浴客之间的搭讪通常是从讨论水温开始的,之后的对话则是天南地北无所不包。一首《都市杂咏》描绘:“浴池气象,真昂昂然也,浴客萍水相逢,所谈也在洁身之外。”251934年的黑幕小说《浴室内外》讲述了主人公陆先生和一位陌生浴客因抱怨水温过低而迅速熟识,但在更衣之时才通过穿着发现对方“完全不像善类”,最后借口脱逃的故事。26作者的本意可能是想告诫读者,在人心不古的社会中应该警惕与陌生人的交往,但同时十分生动地刻画了上海的“混堂社交”。

   除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公共浴室在更多情况下还是熟人碰头的地方。在旧时的上海,“请客洗澡”多半带有社交的含义,而非单纯的清洁行为,所以一篇文章这样解释道:“王先生请陈先生到五龙浴室洗澡,这种情形在中国是常见的。这是合乎礼貌的事,被请的人不以为辱。他不会以为对方身体太脏,因而急需清洗。”27熟人之间的交往又常常促使一些“浴室社交圈”的形成,比如位于大马路上的浴德池是金融界人士的“俱乐部”;28浴春池时常聚集长乐茶楼的黄沙石子帮和迎春坊棉布商人;29南市的太平洋浴室则因同性恋者的光顾而鼎盛一时。30总而言之,公共浴室在为浴客带来清洁的同时,也创造了欢愉。正如俄国人顾彼得所觉察的那样:“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澡堂不光是有利健康的卫生设施,也是和朋友说话、谈生意、结交新朋友的俱乐部,和罗马的传统很有几分相似。”31将公共浴室理所当然地视为休闲与社交中心,这其实也是浴客的一种“认知化常识”。

   通过对公共浴室日常角色的“深描”,我们可以发现,如何促进身体健康、获取舒适感、创造乐趣、谋求生计,浴客和从业者有自己的认知化常识和身体化技术,二者都是地方性知识的典型代表。地方性知识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根植于文化持有者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土壤中的一套知识体系,以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地方性知识与外来性、普同性知识之间可能存在根本差异,但它却能引导当地人解决或解释在原生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因而被他们所认同。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需求,从业者和浴客将其认同的常识与技术付诸实践,这一方面为他们创造了日常福利,另一方面也形塑了公共浴室的多重角色——劳务市场、清洁与保健场所、休闲与社交中心。

  

   二 灰色空间:主流舆论中的公共浴室

  

   与浴客“乐园”式的体验迥异,公共浴室在知识精英主导的主流舆论界却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初开始,上海各大报纸中就充斥着对公共浴室卫生状况的指责,有文章甚至将其形容为“危险症宣传的机关” 。32此时的公共浴室已不再是晚清文人笔下“不可不藉以湔洗”33的风雅之地,而是一个有待改良的城市空间。知识精英对浴室卫生的诟病始于他们对“细菌”这种“新物种”的认知。20世纪初欧美与日本建立起了细菌病理学和热带医学,34随着中国知识精英追求西方文明的潮流,这套理论逐渐被接纳。

   与细菌学相伴而生的一个概念是“传染”,公共浴室中的毛巾被认为是某些病菌在城市传播的重要媒介。浴室为方便浴客一般都会置备公用毛巾,有文章奚落道:“浴堂里用的毛巾,上下不分,堂倌一会儿给人家揩脚揩屁股,一会儿又给人家揩手揩面孔。”351920年的《申报》介绍了淋病性结膜炎与颗粒性结膜炎(沙眼)两种发病率极高的眼病。专家指出由于浴室与茶馆中使用的手巾消毒不彻底,顾客在使用过程中极易感染他人遗留在手巾上的病菌,同时也可能将自己下体的病菌带入眼中,这正是沙眼等眼病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原因。36该结论此后被频繁引用,37随着这类科学常识的普及,传染病与公共浴室的关联也逐渐清晰化。

   细菌学知识的传播也使混堂中最普遍的洗浴方式备受争议。《申报》曾以极其辛辣的笔触嘲讽了混浴的习惯:“池里的水,黑得似墨汗,而且浓得仿佛如羹汤一般,而一般浴客浸在这泥汤中犹不嫌其脏。”38除了这种直观的描绘外,还有专家利用科学数据解释混浴的危险性。1925年的《新上海》杂志援引日本的一项实验数据:“一立方生的米突水中所含种种的细菌如左:井中汲出来的水,31 359个;入浴池中加温度后,1 512 479个;一人入浴后,5 330 861个;十人入浴后,124 109 444个;三十人入浴后,2 086 612 500个。”39虽然数据是对实验结果的客观反映,但从研究变量的设置来看,已经投射了专家对混浴的一般认识,即细菌数与洗浴人数成正比,实验不过是以科学手段支持其“信念”而已。

此外,浴客青睐的保健项目在细菌学的视域中也变得危险重重。如擦背,西医认为每天用滚烫的浴水洗擦身体会麻痹皮肤浅层的神经,皮肤会因此变差、抵抗力减退,并容易感染皮肤病。而且许多初患疥疮的浴客,总爱通过擦背止痒,虽然一时管用,但会造成细菌的蔓延。40至于捏脚和刮脚则更被西医视为一种陋习。西医认为湿脚气实为脚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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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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