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磊:唐人诗文笔记中的江淮地区交通路线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 次 更新时间:2020-07-02 2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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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磊  

   摘    要:

   论文通过梳理唐人诗文笔记,结合史料文献,以江淮地区为立足点,勾勒出唐后期江淮地区实际使用的交通道路及网络。详细分析了江淮地区通往两京和北方的三条主要通道,除了漕路外,还有经庐州、寿州去往京洛以及由扬州溯长江西行,经汉江北上,到襄州以及两京的道路。另外对江淮地区通往海外及南方地域的道路也做了分析。

   关键词:江淮地区; 唐代; 唐后期; 交通路线;

  

   众所周知,唐后期的江淮地区渐渐成为朝廷重要的经济支柱——“东南财赋地”,江淮也在此期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繁荣,笔者此前的唐代江淮地区系列研究论文对于诸如这一地域的饮食、商业、物价、城市等方面都做了一些探索。1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交通路线对于江淮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讨论江淮在唐后期的作用,讨论一个相对“偏远”的区域如何渐渐成为宋以后的经济重心,那就无法回避江淮和其他区域的联系,交通道路则是最直观的表现之一。而关于唐代的交通路线,史学界的丰富成果以往大多集中于运河,研究也相当深入,2当然以往更侧重于统一王朝的立场和官方的文献记载,江淮地域受到的关注颇有不足,立足于江淮地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当然其中也有史料的局限问题,官方史书的记载较少。本文在爬梳唐人诗文和笔记的基础上,认为如果研究角度相比以往略作变更,以江淮地区为立足点,结合史料文献,考究这一地区和两京、和其他地域的交通路线及其网络,对于更深入地了解江淮地域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似乎更具价值,也可以适当补充以往研究的阙漏。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唐代相关的资料相对更集中在唐后期,但是交通路线的形成和使用大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本文涉及的时段侧重于安史乱后江淮连接其他区域的道路实际的通行和变迁情况,也兼及相应的唐前期乃至隋朝时期。

   隋唐时期江淮通往北方的路线,最重要的自然是漕路,江淮地区内部的运河段则是邗沟和江南运河。江南运河自杭州北上经嘉兴、苏州、无锡、常州、丹阳,到达京口(今江苏镇江),再由此渡长江至扬州城南20里的扬子津,全程300多公里,是江浙水路交通的干线。邗沟则从扬州经过高邮、安阳到达楚州的山阳,长约300多里,之后沿淮河入汴渠,到达洛阳和长安。这条路线自大业年间开凿,沟通了淮河和长江,是南方到两京最主要的通道。这一点在安史乱后表现尤为突出,因为作为朝廷经济倚仗的东南贡赋就是沿着运河北上的。唐后期中原动荡,这条路线对于朝廷至关重要,视为经济命脉也不为过。从史书记载来看,唐后期漕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战乱的威胁和河道的淤塞、水运的风险,政府也始终在这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尽力保持运河沿途的安靖与河道的畅通。

   最初修建江南运河时,号称“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3但是江南运河地势较高,往往需要依靠附近湖水和长江调节。如镇江到常州段,多以长江和练湖济运。而长江受不同季节水位高低的影响,经常受到淤塞的威胁。常州到丹阳一段,由于地势较高,通航时常发生困难,尤其是七里桥至陵口是江南运河水位最浅的地段,航道较窄。另外嘉兴至杭州一段,则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水量不足,需要依靠东苕溪、西湖或钱塘江补充水源。

   运河基本上是南北方向的,和附近地区的联络多用舟楫,道路并不完善,元和年间的李翱在苏州时,“将游报恩(寺),水涸舟不通,无马道,不果游”。4更早一些的天宝末,李惟燕为余姚郡参军任满北归,经过浙江上虞江埭,也因为塘破水竭无法通行。5可见季节性水位变化而造成通行困难是比较常见的问题。淮河也同样如此。每年一二月间,江淮的租庸调在扬州汇集,进入淮河时常常遇到淮河水浅,需要停留一个月以上才能启运。

   早在唐前期,扬子津和京口之间由于泥沙淤积而在江心形成沙洲,即横互江中的瓜洲。开元中京口与扬州之间舟船往来,必须绕过瓜洲在大江里绕行60里。润州刺史齐澣为确保漕运安全,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在瓜洲上开凿了一条长25里的运河伊娄河。漕船从京口埭(今镇江江口)下直行渡江二十余里即到达扬州城下,避免了绕行带来的长江风涛之险。“立(伊娄)埭,岁利百亿,舟不漂溺。”6“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辄复堙塞。淮南节度使杜亚乃浚渠蜀冈,疏句城湖、爱敬陂,起堤贯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则舟不得前。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7可见历任地方长官都很注重对漕河的疏浚。宝历二年(826),王播因为扬州城内旧漕河水浅,奏请从阊门外古七里港开河。8

   除了淤积和季节性水位变化,水运的风险也很大。“黄河水如电,一半沉与倾。”9就是讲漕粮运输的危险的,江淮漕运在淮河部分也同样有风险,经常有船只遇风涛损伤。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元二十七年(739),齐澣“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开河,试图取代联系邗沟和汴渠的淮河,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水流浚急,行旅艰险,旋即停废,却由旧河”。10

   河道自身存在着种种问题,而其畅通与否又关系着江淮财赋是否可以运至两京,所以朝廷不断疏浚河道,改善运输方式,唐后期的这些举措最成功的是刘晏施行的。总结起来,刘晏的做法主要是以下三条:其一,分段运输,缘水置仓。其二,建造漕船预算充足。其三,禁止引丹杨湖水灌溉。11江南运河段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水位浅,易淤积,禁止引溉丹杨湖保证了它主要的补充水源,也就是保证其水位足以通航。造船费用充足保证了船体的牢固,分段运输是“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也就是由最熟悉当地水运的漕工分段负责。运用坚固的船只和熟练的运输人员以最大限度降低江河淮水的湍急的水流和风涛造成的危险。分段置仓可以减少运输和等待过程中产生的损耗。通过这样的运输方式,每年可以转运110万石粟并且损耗极少。刘晏改革漕运的成功实在是因为抓住了漕路本身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咸通以后,削减造船费用,势必损害运输的安全性,最终危及漕运本身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漕路自身的问题以外,最大的威胁来自江淮地区的战乱。肃宗末年,史朝义出兵宋州,“淮运于是阻绝”,12经刘晏疏浚汴水,从此“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13建中元年(780),“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14建中四年(783),南方藩镇如韩滉、陈少游等人各各闭境自守,盐铁使包佶用3 000兵卒运送钱帛800万贯入京,被当时的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截夺。 “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15发生这样的情况,则江淮贡赋自然中断,这也是朝廷至为关心的事。贞元四年(788)十一月,李泌提出,徐州甬桥是漕路由淮入汴的咽喉,一旦徐州出事,“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16明确指出这一路线对国家的作用。德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加强了对徐州的控制。咸通九年(868)十一十二月间,与泗州隔淮相望的都梁城被攻破,淮口丧失,“漕驿路绝”。17自此之后,沟通两京和江淮的漕路基本上断绝,江淮内部的运河也受到很大影响,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十一月,南唐国主想留在江都,“以水冻,漕运不给”,不得不回到金陵。18直到后周显德五年(958)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胡三省指出“此即唐时运路也。自江淮割据,运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复浚之”。19

   唐后期随着江淮藩镇势力的坐大,战乱频繁,远在西北的朝廷对于江淮的控制渐渐力不从心,漕路受到冲击,无法维系。在安史乱后的初期还算稳定的江淮,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也日渐动荡,咸通九年以后,漕路基本上中断,唐王朝也日益衰弱下去。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朝廷力量相对比较稳固的时候,可以通过变革运输方式来保证运路的畅通,而一旦地方势力扩张,出现战事,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这条运路。“江淮路绝”,就斩断了朝廷的经济来源,失去江淮经济力量支持的王朝,只能更加迅速地衰落下去,更加无力控制局面,这一路线的盛衰基本上是随着中央王朝的力量强弱而变化的。五代时期,分裂局面的形成使得这条连通江淮和北方的主要道路几乎处于闲置状态,自然也就谈不到什么连接南北的作用了。直到宋初,运路才重新开通。

   上文主要强调的是这条路线的作用,除了运输漕粮和贡赋以外,它实际上也是当时江淮和北方之间运用得最为广泛的道路。早在开皇八年(588),隋平陈在江淮一带分兵四路,最东面的一条就是由贺若弼出广陵,经扬子津渡江至京口,屯驻润州江宁县的蒋山。开皇十年(590),杨素征讨江南叛乱,也是由扬子津渡江至京口击破朱莫问,陆续平定晋陵、无锡、苏州、松江。大业九年(613),吐万绪讨伐刘元进时,自扬子津渡江,解围润州,进屯曲阿,进击毗陵,直至会稽。这基本上是沿着运河的路线行进的。唐贞观初,裴谌“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20则分明是由汴入淮,经邗沟到扬州。京洛以及山东的商人往来南北也大多采用这一路线,当时从洛阳到越州的商船就很常见。21开元初,李勉由河南浚仪游历扬州,也是乘船沿汴河经睢阳、泗上到扬州。江南陈季卿自长安归家,“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22这正是唐人心目中两京到江淮的路线。元和四年(809)正月,李翱由洛阳出发南游,二月初十到泗州,十四由汴渠入淮,至盱眙;十六到楚州,二十一至扬州。二十五渡长江至润州,三月初二至常州,初六至苏州,初九渡松江,三月十二到杭州,大致上是泗州—旴眙—楚州—扬州—润州—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就是从洛阳经汴渠、淮水、邗沟、长江、江南运河一线。贞元元和中,李公佐自吴之洛,自常州往长安,都是经由漕路北上的。23

   即使是长江中上游地区,通往两京也经常是沿江到达扬州以后再转入漕路的。天宝初年,长沙尉成珪往河南运送木料:

   (成珪)部送河南桥木,始至扬州,累遭风水,遗失差众。扬州所司谓珪盗卖其木,拷掠行夫,不胜楚痛,妄云破用。……(杨)觐至扬州,以小枷枷珪,陆路递行。至宁江,方入船,乃以连锁锁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钉塞,唯开小孔,出入饭食等。……经十余日,至滁口……至明,投近村,村中为珪装束,送至滁州。州官寮叹美,为市驴马粮食等,珪便入京。

   可见长沙到河南,确实是沿长江东下,到了扬州才经由漕路北上的,走的就是漕路。而后来成珪被押解,则是从扬州陆路到宁江,然后转水路,船行十余日到滁口,滁州官府再“为市驴马粮食等,珪便入京”,改由陆路进京。24

   而江淮地区的商旅,则经常在这条道路的某些局部往来,扬州的商人自当地到建康贩运货物,大多走水路,由瓜步渡江再溯流而上。建中年间的商人李顺泊船于京口堰下,应当是由扬州南下,再沿长江而到江宁的。25贞元初,一名道士在扬州市上雇用冯俊为他背药到六合,愿意出双倍工钱。道士提出:“从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从水路往彼,得舟且随我舟行,亦不减汝直。”26很明显,“直至六合”是指从扬州到六合有陆路可通,但也有更轻松的水路,是自扬州沿长江西行,到江宁附近,再转陆路至六合,后面这一段也是隋平陈时晋王杨广的出兵路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条材料的故事本身颇有神话色彩,但是细按最初发生的地点大多在扬州、江宁、京口这些人来人往的城市以及广为人知的交通路线上,现实背景则是当时无数的商人、官员、行人都在这些地方出入,事件中神秘的部分虽然荒诞不经,但与现实有关的部分则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文中所引材料中人物,如冯俊、李顺、广陵贾人和篙工等人正是在江淮一带最为常见的商旅、雇工和普通旅行者,这些人更像是位于现实社会和想象社会交界处的人物,是真实的人物在熟悉的交通路线上遇见了神奇的事。

江淮通往北方的另一条路是经由庐州、寿州去往京洛。早在开元年间江淮人就多有取道合肥、寿春往两京的。“东南自会稽、朱方(即丹徒)、宣城、扬州,西达蔡、汝,陆行抵京师。江淮牧守,三台郎吏,出入多游郡道。”27唐后期漕路不通的时候,大多采用这一路线运转江淮财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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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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