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世东: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变革70年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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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世东  

   摘要: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是一个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基础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依据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而制定的关于基础教育课程的行动准则。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变革与调整驱动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在探索中国治理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短期的冒进,但很快回归正轨,规范与指引着基础教育课程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逐步形成了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治理。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变革历程看,经历了改造继承与盲目借鉴、自主探索与跃进变革、中国特色与科学借鉴、中国治理与中国表达等四个阶段。课程政策必须立足国情,基于学生本位,遵循教育规律,立德树人,指向人的素养提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在制定课程政策的过程中主体应具有广泛性,执行过程中政策必须转化为制度,实施三级管理,做到与时俱进,时时评价,才能确保政策实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素质教育;立德树人;三级管理;中国表达;中国治理

   作者简介:殷世东,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宁夏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变革是以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以及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为基点,以基础教育课程的利益与权利的合理分配为出发点,调节基础教育课程领域内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规范与指导基础教育课程实施,以实现基础教育课程的最终目标。国家课程政策是“针对普遍存在的课程问题制定的课程目标、内容标准、结构以及课程管理权限、课程评价方式的规划或文件,这些规划或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指导性或者权威性甚至强制性的作用”,因此,需要保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适切性。由于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教育变化,必须适时进行改革与调整。

  

   一、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变革的基本历程

   (一)改造继承与盲目借鉴时期(1949—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是在改造旧的基础教育制度基础上,同时,借鉴前苏联基础教育课程政策而制定的。由于对前苏联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及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与实施的具体情境了解与分析不够,进行盲目照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基础教育实际情况,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在此纲领的规范与指导下,对旧的课程、教材等进行改革,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推进《共同纲领》中的文化教育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之后,在北京召开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新中国的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成为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航向标。

   从1950年起,我国聘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协助研究制定与颁发新中国第一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其中的课程设置模仿前苏联的课程结构。195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颁发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学计划的指示》规定小学课程设置语言、算术等8门。同时,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对中学课程与教学进行规定。其中,对中学各科教学科目的课时进行分配,以指导中学课程设置与实施。同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小学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教育部制定与颁布新中国第一份五年一贯制小学《小学教学计划》等,各种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文件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向苏联学习,加强基础知识教学与基本技能训练,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有些方面照搬了苏联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如过分强调中央集权,统一化管理,导致基础教育课程结构单一。同时,模仿苏联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如政策规定课程设置,停开中学政治课,只在高三设置宪法课;中学外语课只开俄语课。

   在教学内容方面,由于照搬苏联十年制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将其拉长为十二年从而降低了某些学科水平。如:1953年关于初中数学教材内容编写,主要是参照苏联数学课本编写初中教材。同样,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算术大纲规定,与之前的国内教材相比较,也是降低一个年级水平。1954年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有计划地修订中学教学计划,修订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但由于参照苏联的教材进行修改与编写,整体水平比之前大体上降低了一个年级的水平。这一时期,对旧的相关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造,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盲目照搬苏联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导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实际,难以适应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和人才的培养的需要。

   (二)自主探索与跃进变革时期(1958—1977年)

   从1958年开始,我国开始走上自主探索的道路,但在初期由于注重时势需要,以及追逐短期的生产效益或时势政治的需要,课程政策因时势而变革,有些方面又出现了“跃进式”的变革,导致课程设置不合理,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如:1958年以《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为行动纲领,“教育革命”继续推进,进行教学改革实验,学校开始大办工厂、农场等。由于当时生产大跃进的需要,要求学校教育必须“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开展教育“文化革命……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根据相关基础教育课程文件对中小学生的劳动课时间进行规定,1958—1959年,初、高中每学年为14-28天;1959年以后,小学生从9周岁起每周4-6小时,初中6-8小时,高中8-10小时;1963年3月以后,小学4年级以上每半年半个月,中学每年1个月等,劳动课过多过长,影响了文化课学习。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苏联专家,终止了包括教育在内协议和合同,在华苏联教育专家全部撤离回国,虽然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损失,但也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进行自主探索提供了机遇。为了加快人才培养速度,为国家快出人才,相关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文件规定,大幅度增加课程门类和学科内容。如1963年《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对中小学课程设置进行规定:全日制小学设置语文、算术等11门课程;全日制初级中学设置语文、数学等14门课程;全日制高级中学课程设置语文、数学等11门课程,同时,还有一些选修课程。由于课程内容繁多,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1964年2月,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基础教育课程政策转向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注重以人为本,进而对基础教育课程设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然而,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出现了错误的导向。如:《五七指示》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出现的政治化的导向,对内容进行调整,甚至出现了中小学停课“闹革命”,中小学陷入了无政府状态。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和《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等,其中,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导向出现了一些偏失,影响了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的选择,压缩了课程内容及学时,以及课程的因时势需要混乱设置和增删内容,进而降低了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在自主探索中走了一些弯路,到了必须矫正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导向的时候。

   (三)中国特色与科学借鉴时期(1977—200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提出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探索基础教育中国道路,加强对基础教育课程研究,在科学借鉴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的理念,制定出在素质教育理念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对中小学学制及学科的教学大纲进行规定,其中规定小学设置8门课程,中学设置14门课程,十年制教学总时数为9160学时等。同时“重新颁发了……《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恢复了中小学校的教学秩序。针对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教育部又颁布《全日制中学和小学的暂行工作条例》,使基础教育得以快速拨乱反正、恢复重建。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制定指明方向。1981年教育部陆续颁发《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等文件,对中小学设置的课程门类进行调整,以减轻学生负担,规范与指导中小学课程设置与实施。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与实施,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的禁令性政策,如1984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全日制六年制城市与农村小学教学计划,对城市和农村小学课程设置进一步调整,并对教材使用进行规定。

   为了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和人才的培养质量,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理论探索,逐步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素质教育”这一理念,并成为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目标指向。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此时的“素质教育”还只是一种教育理念。为了更好的推进素质教育从理念到实践,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强调“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问题,基础教育目标逐步转向关注人的素质培养。为了推进素质教育,国家教委制定《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活动课,以提升学生的素养,同时推行“一纲多本”教材开发与使用,开发多样的课程资源与教材。1990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印发《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调整意见》进一步调整课程结构,课程形态上分为学科型课程和活动型课程。扩大了选修课的比例,增加了劳动技术、社会实践活动等课程。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第一次将“教学计划”表述为“课程计划”;首次提出活动课程与学科并列,成为基础教育两类课程。至此,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关于课程结构及设置方面更为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素质提高。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强调“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基础教育课程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基础课程政策中关于课程设置和内容的调整相对滞后,影响素质教育深入开展。

   为了全面而深入的推进素质教育,必须进一步变革基础教育课程政策,以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形成各种类型的课程均衡设置。为此,基础教育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深入基础教育课程实践研究,同时,加强对国外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趋势研究,教育部组织课程论专家考察了英、美等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在科学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联系中国基础教育实际,提出了基础教育课程三级管理的思想。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有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有利于素质教育全面而深入的推进。1999年国务院下发《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同年又颁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至此,素质教育的理念已成为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航向标,形成了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基础教育课程政策体系,规范与指导着中国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与实施,推进基础教育课程建设走中国道路。

   (四)中国治理与中国表达时期(200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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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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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教育管理》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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