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浩:跨国史视野下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1919—193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20-07-01 08: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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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浩  

   内容提要:殖民帝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是近代的国际性现象。通过外交官与外国顾问等群体建构的信息传播路径,包括中国在内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解决法权问题时,得以吸纳其他国家的经验。近代中国首先了解、采行日本的办法,即在5年内改革法律及司法,然后取消治外法权,但未能藉此废除治外法权。通过法国顾问宝道等人的引介,北京政府一度试图采取暹罗的办法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进而解决法权问题,亦未成功。20世纪20年代,同为“病夫”的土耳其的成功激励了国人,国民政府取法土耳其以取消治外法权,但因缺乏稳固的中央政府等因素,在列强反对后,只能提出折衷土耳其与暹罗办法的方案。

  

   关键词:治外法权 日本 暹罗 土耳其 会审公廨

  

   作者简介:吴文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殖民侵略时,除了将一些国家纳入殖民统治,建立正式的殖民帝国外,对半殖民地国家采取设置顾问、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间接控制的方式,建立所谓非正式帝国。治外法权制度起源于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后来扩展到中国、日本、暹罗等国家,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这种国际性表现在列强在一国谋求或放弃治外法权时,会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而半殖民地国家在取消治外法权时,同样会借鉴其他已经解决法权问题的国家的做法。各国取消治外法权的途径不完全一致,如摩洛哥、突尼斯、朝鲜等国是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后,由其宗主国取消了外侨的治外法权;希腊等原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国家,在独立后,列强迅速同意放弃治外法权。近代中国既未彻底沦为某个或某几个列强的殖民地,亦非基督教国家,因此前述方法均不足取,在当时受到国人关注、并认为具有参考价值的是日本、暹罗、土耳其解决法权问题的方法,时人提出对三国的方法,“皆不可不先研究,何所适从,是在国人之努力矣”。与治外法权的国际性形成反差的是,有关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先行研究多集中在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具体交涉、治外法权与中国法律及司法改革的关系等方面,较少注意不同国家废除治外法权历程的异同,对于中国和列强某些举措的外部经验来源更是缺乏关注。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转变,一些海外学者开始对不同国家的治外法权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如柯塞北(P?r Kristoffer Cassel)对19世纪列强在中、日两国的治外法权展开了比较分析,卡约奥卢(Turan Kayao?lu)对中、日、土三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进行了对比,但他们也没有涉及中国对其他国家解决治外法权的经验、教训进行借鉴的问题。

  

   本文将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置于跨国史视野下进行考察,利用法权讨论委员会、条约研究会等机构的档案以及英、美外交文书、民国报刊等资料,讨论近代中国是如何接触到日本、暹罗、土耳其三国废除治外法权经验的,又是如何认知、评价三国相关做法,以及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治外法权交涉中对三国经验的借鉴。

  

   一、日本、暹罗、土耳其三国治外法权的废除

  

   日本、暹罗、土耳其三国在解决法权问题时,面临的环境不同,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亦各具特色。

  

   (一)日本

  

   1857年,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下田条约》,给予美国人治外法权。随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普鲁士、葡萄牙、瑞士、比利时、意大利、丹麦等国也取得了这一特权。

  

   明治政府成立后,推行以改正条约、扩张国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1879年,井上馨出任外务卿,着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交涉,基本方针是以法典编纂为前提。1880年,日本政府通过了部分废除治外法权的修约方案,但列强以日本法律及审判制度不健全为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1886年6月15日,条约改正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英、德公使提出了关于治外法权的议案,要求日本实施西式法律及司法制度,开放内地,保留他们在东京等地的治外法权,并给予外国人各种保障,然后列强逐渐放弃治外法权。井上馨同意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但聘请外国法官和检察官及编纂西式法典的规定,遭到了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导致交涉以失败告终。

  

   在废除治外法权的努力失败后,继任的日本外相均采取与各国分别交涉的方式进行磋商。1894年,日本与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及附属议定书,规定英国于5年后放弃治外法权,英国人享有在日本旅行、居住等权利;日本政府保证实施英国认可的法典,保障外国人在居留地的永久租地权等。这是亚洲国家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废除治外法权的条约,随后,日本与美国、意大利、俄国、丹麦、德国、比利时、挪威、法国、荷兰、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奥匈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中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亦因甲午战争被取消。1899年,日本正式废除治外法权。

  

   日本之所以能够较快废除治外法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上升,是近代唯一成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亚洲国家;其次,日本坚定推行废除治外法权的政策,历任外相均在此方面有所着力,且得到国内民意的强大支持;最后,日本大力推行法律及司法改革,赢得了西方的认可。

  

   (二)暹罗

  

   鸦片战争后,暹罗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选择主动给予列强治外法权。1855年,暹罗与英国代表、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签订条约,给予英国人治外法权等特权。随后,美国、法国、丹麦、葡萄牙、荷兰、德国、瑞典、挪威、比利时、意大利、奥匈、西班牙、日本、俄国等国也取得了治外法权。

  

   暹罗处于英属缅甸殖民地、海峡殖民地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之间,与英、法殖民地的人员往来较为频繁,部分领土的归属亦存在争议。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自1874年开始,暹罗与英、法两国逐渐就部分地区的外侨司法管辖权达成一系列协议,废除了在一些地区英、法殖民地属民或其本国侨民享有的部分治外法权;暹罗同意设置国际法院审理混合案件,法院的英、法等国顾问可参与审判;外国领事有权将案件撤回自审;暹罗还放弃了与法属殖民地及英属殖民地毗邻的部分领土。

  

   一战期间,暹罗追随美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奥宣战,并派兵参与了对莱茵地区的占领。巴黎和会上,暹罗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得到美国的同情。1920年12月16日,美国与暹罗签订商约,同意在交换批准后放弃治外法权,同时“在暹罗各项法典……公布与施行之前及施行后五年以内”,除暹罗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外,美国领事可将案件撤回自审;这类撤回的案件,按照美国法律审判,但如与案件相关的法律已由暹罗政府颁布并通告美国使馆,则按照暹罗法律审判;在各省审判的美国人或团体为被告的案件,可要求移送曼谷审判。随后,日本、法国、荷兰、英国、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与暹罗签订类似的条约,基本放弃了在暹罗的治外法权。

  

   暹罗为什么能够废除治外法权呢?除了边界地区的特殊情况以及放弃部分领土外,暹罗的朱拉隆功改革发挥了很大作用,尽管这一改革未能使国家成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司法及法律改革方面,暹罗设立新式法院;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法律;聘请外国人担任顾问,制定法律,参与法庭审判;给予列强侨民各种超越国民待遇的保障,表现出了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的能力与意愿。其具体做法体现了渐进废除的特征。

  

   (三)土耳其

  

   土耳其是最早给予西方列强治外法权的国家,但在1740年以前,土耳其给予欧洲国家的治外法权并不具有永久性质,仅于签约君主在位期间有效,订约的君主本人也可直接推翻协议。1740年,法国与土耳其订立新约,治外法权开始成为永久性的制度,具有了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在土耳其享有治外法权的国家还有英国、奥地利、荷兰、瑞典、丹麦、普鲁士、西班牙、俄国、美国、比利时、葡萄牙、巴西等。

  

   19世纪50年代以后,土耳其政府数次向列强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均以失败告终。20世纪初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后,力图废除治外法权,采取了任命法国人为司法部顾问、派遣学生赴法国学习法律等措施。奥匈、法、意等国先后同意考虑废除或改进治外法权,条件是土耳其实行欧洲的法典及审判制度,但直到一战爆发,并没有任何国家正式放弃治外法权。一战期间,土耳其宣布废除各国治外法权,但只有其盟国德、奥匈勉强同意,协约国均强烈反对。一战结束后,土耳其被迫与英、法等列强签订《色佛尔条约》,不仅恢复了部分协约国在战前享有的特权,而且使其他在战前不享有这一特权的协约国也获得治外法权。

  

   面对民族危亡的局面,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领导下开展民族解放斗争。苏俄首先主动放弃了包含治外法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由于法国、意大利与英国在原奥斯曼帝国统治地区的利益冲突,凯末尔获得了法、意的支持,使英国在对土外交上陷入孤立,加上希腊在军事上的失败,以及英国国内的和平思潮及舆论反对继续进行战争,迫使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与土耳其谈判新的和约。1922年11月20日至1923年2月4日,土耳其代表与协约国代表在洛桑举行会议,双方的分歧主要在废除治外法权之后对外国人的保护上,列强提出组织一个由2名土耳其人及3名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挑选法律顾问审判与外国人相关的案件(至少5年时间),初审中至少应有1名外国顾问,而终审中外国顾问应占多数。在代表团前往洛桑之前,凯末尔已经决定“治外法权不可接受;如果情势发展到必须要结束谈判的话,亦在所不惜”,因此土耳其代表拒绝了列强的提议,第一阶段的会议以失败告终。1923年4月23日,各国重新在洛桑开会,面对土耳其的坚持,列强最终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土耳其则在海峡及关税税率问题上让步。7月24日,与会各国签订《洛桑条约》,列强承认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及共和国的主权、领土、行政完整,取消治外法权,同时土耳其承诺5年内于主要城市聘用中立国人为法律顾问,其职权为参与立法、视察诉讼的进行,但不能干预判决;婚姻、继承等类型的案件,除双方以书面形式明确承认愿归土耳其法院管辖外,均归其本国官员处断。

  

   土耳其是在革命后废除治外法权,同时给予外国人适度保障,主要是在一段时期内设置中立国国籍的法律顾问监督涉外案件的审判,但并未在条约中明确有关法律发展程度的条款,而直到1929年土耳其才确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及司法体系。

  

日本、暹罗、土耳其三国取消治外法权的时间有先后;方法或出于和平交涉,或带有胁迫性质;实力方面,日、土两国均得益于国力的明显上升,而暹罗则始终是一弱国。近代中国注意到了三国解决法权问题的这些特色,其中首先关注的是日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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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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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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