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20-06-30 22: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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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摘    要:

   既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都以《新青年》为发端和动因,实则新文化运动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由国民党、江苏教育会联手发动,以延续五四风潮冲击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未竟之业,用文化运动的形式推动国民革命的社会运动。《新青年》同人中,除陈独秀、李大钊予以呼应鼓吹外,胡适明确表示不赞成,甚至认为使得新思潮运动变质,其余成员也不以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为然,文字言论几乎没有响应,行动也相当疏离隔膜。只是在反击章士钊和学衡派的攻击时,对新文化运动有所辩护。不过,新文化运动思想上的确受《新青年》的影响,并将新思潮扩展到全国和社会各界,舆论又将《新青年》同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顺序,变成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倒置叙述,掩盖了《新青年》内部分歧所体现的近代中国两种不同趋新取径的矛盾冲突。

   关键词:《新青年》; 新思潮; 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 胡适;

  

   胡适过世后,蒋介石所题挽联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尽管两人生死对头,坊间学界,都认为挽联之于胡适的一生,概括极为恰当。然而,胡适虽然被奉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只认可“新思想”,对于“新文化”以及“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现行的历史叙述,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连为一体,概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具体的历史表述和逻辑演进,却是说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普遍认为以《新青年》为起点,具体又有以《青年》杂志创刊、改名为《新青年》以及编辑部迁到北京等时间节点为依据的不同判断。这样的分别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惑,表现之一,从2015年起,至2019年,每年都有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的学术活动,不禁令人心生疑窦,到底何时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事实关联,很早就有学人提出质疑,认为查阅各种史料,在1919年底以前,并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因此,新文化运动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出现的,而不是由新文化运动促成了五四运动。(1)1或者说,“新文化运动”是被运动起来的运动。(2)2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是在1919年7月由国民党人吴稚晖提出,紧接着国民党人戴季陶又提出了新文化运动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在江苏教育会的主导下,江苏全省范围以中学以上学生演讲竞赛的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很快成为各种趋新报刊的舆论焦点以及各地师生进行社会鼓动的主要内容。事实表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不是《新青年》,而是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与此密切相关的蒋梦麟看似代表北京大学,但原来与北大毫无渊源,实际上是江苏教育会的人。(1)3由此可见,原来通行的历史叙述,形式上时空两面均有可议。《新青年》既非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北京也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时空的改变必然引起内容的变化。依据上述事实,《新青年》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重新检讨。因为继续沿用原有的叙述,不仅与事实不合,而且会模糊《新青年》内部的分歧,扭曲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从而导致对这一重要历史的误读错解。

  

   一、自称:《新青年》同人的两歧

  

   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无论是《青年杂志》的创刊还是改名为《新青年》以及编辑部迁到北京,都不可能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因为陈独秀被捕入狱,停刊五个月,未能对新文化运动发生即时影响,因而也没有能够构成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性事件。

   能够清楚展现《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除了刊物本身,就是办刊同人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从创刊到改名再到编辑部迁移,直至1919年12月以前,《新青年》杂志上出现过“新思潮”“新思想”“新文学”“新文艺”等等概念,唯独没有“新文化”,更没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新青年》刚好停刊,以《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从内容上或有讨论的余地,从概念和形式上,却没有可以支撑的直接证据。只要不是简单地从内容上想当然地将一些论述等同于新文化,就发生衍化的历史事实而论,无法找到《新青年》鼓动起新文化运动的有效论据。于是,检讨办刊同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就成为探究《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关联的重要凭借。

   全面梳理检讨《新青年》同人的相关文献,包括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和私密性的书信、日记,很快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却不免有些困惑的情况,除了陈独秀和胡适两人外,其他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都很少提到新文化运动,既没有即时的记载,事后也不大谈及相关问题。而李大钊虽然言及新文化运动,却并非在《新青年》上面。这显然与《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鼓动者的形象大相径庭。况且,陈独秀与胡适的态度截然相反,陈独秀鼓与呼,胡适则不仅公开声称没有新文化运动,连新文化也没有,而且反对参与其事。只要不预设《新青年》催生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将自以为是的言论当成新文化,因为之前被广泛征引的各种文字言论在胡适等人看来只是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学、新文艺,而非新文化,就不难做出初步的判断,即《新青年》同人对新文化运动其实相当疏离或隔膜。其中陈独秀的热情洋溢不过是一个异数,并不能代表《新青年》同人乃至刊物的整体取向。

   至于疏离或隔膜的前因,各自有别,后文将进一步分别讨论。概言之,这些差异显示出《新青年》同人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更缺少沟通协调,只能各行其是,而无法展现整个刊物明确的共同倾向。

   胡适是《新青年》同人中,明确且公开不赞成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代表。1920年暑假,他到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学员有七八百人,来自全国十七省,胡适自己说:“他们见面第一句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我以为我们现在那里有什么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实际情形却是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2)4

   回到北京后,胡适在家中听来访的蒋梦麟谈起“近年所熟闻之新文化运动”,胡适表示:“现在简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连文化也没有。”(3)5蒋梦麟正是催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而且与另外两家发起者即江苏教育会和国民党关系密切,早在1919年9月,他就认为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预备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扫荡全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要酿成新文化的怒潮”。具体主张为“改良社会,创造文化”“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运动”,形成文化的怒潮,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1)6

   听了胡适的意见,蒋梦麟没有表示异议,过了两天,1920年9月11日,北京大学在第三院举行始业式即开学典礼,(2)7蒋梦麟致辞中提及此事,并临时请在场的胡适详细阐释。抱病出席典礼的胡适叙述了在南京高等师范暑期学校的经历,并再次强调:“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3)8

   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适坚持了不短的时间,1924年7月,他应邀到大连满铁的暑期大学演讲,原来自己拟定的演讲题目是新思潮,可是被组办单位改为“新文化运动”,所以胡适演说开始即申明:“今日讲题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这几个字本不是兄弟拟定的,原本叫新思潮来者。不过当时有几种杂志谈文化问题,对于社会、文学、政治、教育等制度一切愿加改革,因此就叫做新文化运动了。”(4)9可见直到此时,胡适心中仍旧不以“新文化运动”为然。

   胡适的大连讲演,虽然本意不以新文化运动为题,可是勉强能够接受,已经不再完全排斥,所以将新文化运动概括为三个主义,第一义是“对于固有文化,加上新的估价。估价者,估量其价值也。”二是“估价之后,加以改革。”三是“新文化在精神不在形式。”要用求是的精神,追求真理。最后一个字,“就是‘干’”(5)10。

   与胡适根本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截然相反,陈独秀先是热烈响应,继而全力鼓动。1919年10月陈独秀出狱后,独力接管《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他敏锐地捕捉到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蔓延的动向,立即着手纠正《新青年》同人自外于运动的漠然偏向,在他主编的《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上,撰写发表了多篇文字,在这份被指为催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上几度使用了“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并在同期发表的《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指章士钊鼓吹的新旧调和论“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狠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6)11,旗帜鲜明地站到新文化运动一边。这一期的“随感录”都出自陈独秀之手,明确抨击南北旧势力反对新文化运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是《新青年》首次表态赞同新文化运动,但是显然只能代表陈独秀本人的意思。

   1920年l月11至12日,陈独秀在长沙《大公报》连载长文《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正面告诫“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新文化运动不要局限于办报出版,不要空谈谩骂,要用学理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不以新文化运动作射利的器具。(7)12到上海后,陈独秀于1920年3月20至26日在青年会、沪江大学和南洋公学连续举行“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或“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演讲,短短一周之内,就从赞同者升格成“新文化运动巨子”(8)13。陈独秀还将几次演讲词进行认真整理并大幅度充实,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正式发表于1920年4月1日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使得原本相对疏离的《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迅速拉近了距离,内心不赞成新文化运动的胡适暑期南京演讲时被听讲者称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或中心,与陈独秀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事实上,《新青年》刊载的几篇与新文化运动直接相关的文字,全都出自陈独秀之手。

   陈独秀与胡适对待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反差如此巨大,关键究竟何在?从两人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论辩中可见一斑。胡适在否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承认“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动的现象”,只不过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达到新文化运动的程度。“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这种运动的趋向,引导到有用、有结果的路上去。”(1)14而动的趋向有两个方面,-是普及,“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他,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

   第二种趋向是提高。“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越‘及’得‘普’。”

   在胡适看来,由高深的学问创造出新文化,才能带动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所以他明确宣称: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一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我们若想求高等学问,非先求得一些求学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国语、国文、门径科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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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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