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祥元: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20-06-30 09: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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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祥元  

   摘要: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陈来先生在《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一文中,通过澄清公德私德的基本内涵,重新审视了梁启超等学者有关公私德的区分,并考量了近代以来的道德文明建设,在此基础上总结指出,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在他看来,提升个人道德,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道德生活的关键。该文对近代学人的主要观点以及近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章程均有详细考察,不仅明确辨析了前人讨论中存在的概念不严谨之处,更是以此为切入点,转向对现代社会风气的现实关切,并且从一位儒家学者的角度提供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正如王学典先生在推介此文时评价指出的,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感的理论问题”。

   虽然提倡个人道德修养关乎传统文化复兴,也符合时代的道德建设要求,但在我看来,这一思想诉求没有完全切中公私德之辨的问题根源及其背后的现实关涉。这个区分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提出了一个巨大挑战,笔者这里借助陈来先生的思考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一、近代中国启蒙学者公、私德之辨的思想旨趣

   陈来先生此文是对中国近代启蒙学者公私德之辨的一个重新审视。他们参考西方伦理道德,从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出发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我们先考察一下他们的基本立场,然后看陈来先生的批评是否切中问题。

   梁启超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为背景,通过区分公德和私德,对中国传统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进行了尖锐评判。在他看来,私德就是个人的修身道德,公德则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他由此指出,中国传统道德整体而言私德发达,而公德欠缺,并有缺陷。不过,梁启超也注意到,中国古代伦理中的五伦涉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规范道德,并不全然关涉个人自己的。对此,他进一步辨析指出,儒家人伦关系方面的伦理道德注重的是私人对私人的,而不是私人对国家、社群。道德修养方面注重的也都是个人修养层面的私德,对于公德培养重视不够,而后者对于近代国家的组织和运作来非常重要。他为此把培育公德视作“新民”的第一要务:“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

   刘师培对儒家伦理也作了公德、私德的区分,他将儒家伦理两大类,一类是“自修学派”,一类是“交利学派”,基本上对应于梁启超的私德与公德。与梁启超不同的地方在于,刘师培对儒家传统道德的批判要温和一些。他并未绝然否定儒家道德缺少公德,而是指出,孔子、张载、罗念庵等不同时代的儒者均有追求社会公益的思想,不局限于个人的修身。儒家传统社会公德的衰落是近代尤其明清以降士大夫结党营私的后果:“吾试即中国古人之言‘公’者考之,则孔子言‘欲立’‘欲达’,墨子言‘兼爱’‘交利’‘视人犹己’,曾子言‘人非人不济’,汉儒言‘相人偶为仁’,宋儒言‘民胞物与’,孰非社会伦理之精言乎?特近世以来,中国人民公德不修,社会伦理知之者稀。”

   马君武同样承袭了梁启超有关公私德的基本区分。他认为:“私德者何?对于身家上之德义是也。公德者何?对于社会上之德义是也。”不过,他对儒家传统道德的批判更为尖锐。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不仅缺乏公德,即便所谓的私德,也都是有缺陷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修身道德都是“奴隶”道德,进取心、积极性不够:“论者动谓中国道德之发达,与公德虽阙如,而私德则颇完备,亦六(经)之所陈,百儒之所述,似于私德已发挥无余蕴矣。呜呼!中国之所谓私德者,以之养成驯厚谨愿之奴隶则有余,以之养成活泼进取之国民则不足。”

   陈来先生结合他们的论述,并参考西方相关学者的观点,对公德、私德的内涵作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梳理与澄清,并间接回应了上述启蒙学者对传统道德的批评。就公德而言,他区分了社会公德和政治公德。社会公德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共道德,涉及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的相关准则和规范。政治公德体现的是“国家对公民的政治要求”。由此,他对近代启蒙学者批评儒家道德缺少公德的指责作了回应。在他看来,就社会公德而言,中国古代社会并不缺乏,否则就不会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了,只能说它缺少近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礼仪。而政治公德跟国家政体有关,指责儒家社会没有西方城邦或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公德”,也就不是那么恰当。从儒家的国家理念出发,它也有相应的政治公德要求,有“君臣之道”,“中国古代既无公民,与希腊城邦国家不同,自然没有公民道德,但是也有政治共同体对成员的要求”。私德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私德是只与自己有关的道德,而广义的私德则是公德之外所有的道德。如果从狭义的私德看,那么,显然中国古代道德大部分都不能说是私德,因为它们大多数都涉及他人。在这个意义上,陈来先生认为,梁启超将儒家修身之德都看作私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除了对公、私德的内涵的澄清以及对三位启蒙学者的思想阐发之外,陈来先生还考察了章太炎所论的革命道德,徐特立所论的国民公德,以及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章程,并总结指出,他们整体上都没有足够重视个人道德,尤其是,传统儒家修身的核心道德(也即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提升社会公共道德并加强私德中的“个人基本道德”,这不仅与近现代以来道德生活的实践有关,同时也是“我们儒家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

   注重个人基本道德,尤其是吸收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来提升和塑造国民形象,无论对于当前的道德生活建设,还是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就近代中国启蒙学者有关公私德的区分和讨论而言,这一意见恐怕未能切中问题的要害。从前面讨论可以看到,三位近代启蒙学者对待传统儒家道德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相关概念的使用也不是非常严谨,但整体而言,他们有关公、私德的基本区分及其思想意图还是明显的,并且也基本一致,亦即:儒家传统道德长于私德,短于公德。

   不过,稍微反思一下儒家的伦理道德,我们也不难看出,它涉及个人修身、家庭(家族)、国家乃至天下等各个层面的内容。既然如此,三位启蒙学者为何还批评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公德呢?

   我们以梁启超为例考察这背后的原因。他指出,旧伦理涉及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表面上也涵盖他新伦理有关家庭、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区分,从而看起来也包含了私德和公德(社会公德和国家公德)两个部分。对此,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旧伦理中的社会公德和国家公德都是私人对私人的,朋友、君臣都是如此。而他所倡导的新伦理中的社会公德和国家公德则不同,它们强调的是私人对社会群体,而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人。因此,确切地说,梁启超所谓的私德并不只是指跟自己有关的个人道德,还应包括个人对个人的私人关系中的道德:“然朋友一伦绝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绝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他区分公私德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对某个具体的个人(包括自己和他人)负责,还是对国家社会的负责。这一思路同样隐含在刘师培、马君武的论述中。他们对待传统道德的态度虽有不同,但都强调公德之要在于个人对社会的伦理责任,并且都指出,这方面是古代中国比较缺失的。比如,刘师培指出:“中国所谓公德者,皆指对于一家一姓者而言,非指对于国民团体者言也。以专制之祸,涣人民之群,此固国民轻公德之第一原因也。”马君武同样主张:“欧美公德发达之原因,即欧美之人,不仅爱其一身一家之乐利,而爱公共乐利之故也。”

   对个体负责还是对群体的负责,表面上都是一种担当,但实质差别很大。对个体负责,那么这个负责本身的价值就依赖于所负责对象的价值观。举个例子可以看清楚它们的区别。如果你只对某个领导负责,而这个领导刚好是个私心很重的人,那么,你对他的“负责”换来的就不一定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儒家的五伦(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和五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都着眼于个人对个人的道德伦理,缺少对群体的担当。这种缺失,自然也就不能够通过重新强调儒家传统道德中的个人修身来弥补。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儒家的传统道德(个人对个人的私人道德)中没有社会道义的维度,事实上,孔子、孟子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对于“其父攘羊”的态度,“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里的“父子相隐”不意味着完全地隐瞒彼此的过错而无视社会道义。根据孔子“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的主张,在孔子看来,儿子得知父亲偷羊以后,虽然不会直接去举报,但私底下应该跟父母暗示这是不好的行为,并建议父母如何做出弥补的措施。孔子的“君君臣臣”中除了臣对君的忠以外,也隐含了如果为君的不行君道(“君不君”),那么做臣的也就可以不守“臣道”(“臣不臣”),孟子将其表述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可以说,儒家传统中的权变思想为避免“私人道德”对社会道义的绑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是,我们也不能看出,这种权变的“尺度”很难把握,因为臣认为“君不君”的时候,君也会认为“臣不臣”,判断的标准谁说了算?

  

   二、儒家传统公德缺失的深层原因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传统道德缺少对群体的担当,并不妥当。除了上面论及的孔子、孟子的例子以外,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等古代谚语也都包含了对天下整体的担当。事实上,陈来先生以及启蒙学者们在不同地方也都论及到这些方面,像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与张载的“民胞物与”等等,都包含了对天下人乃至万物的爱与责任义务。这方面,刘师培作过不少总结,他甚至指出,罗念庵直接论及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罗念庵有言:‘吾人当将此身,放在天地间公共地步’,‘公共之地’,即西人所谓社会、国家也。”但是,正如陈来先生所批评指出的,刘师培所论及的“公德”多指个人的心胸、境界,还不是具体的社会伦理。“总之,照刘师培此说,中国古代关于超出己身、家族之外的社会伦理亦复不少,不过他所引者多是指心胸和境界而言,并非是社会伦理,但指出古人的眼界不限于己身,确属必要。”

为了更好地揭示问题,我们先退一步,为刘师培作个辩护。从儒家传统思想立场来看,这种“公天下”的思想诉求并不只是胸怀,它在个人的道德实践乃至国家构架层面都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众所周知,儒家道德实践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克私心,成就人的“公心”:“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儒家道德修养的基本方式就是推己及人,由亲亲出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达到“仁民”,最后至于“爱物”的“万物一体”境界。如果儒家按道德修养来落实,那么,“仁民爱物”就不只是一种泛泛的胸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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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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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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