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明:江州义门陈氏宗族裂变考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 次 更新时间:2020-06-29 23: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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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明  

   摘    要:

   江州义门陈氏宗族由唐至宋累世同居三百余年,“孝义”理念在其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宗族将孝义理念注入家法族规,树立家长权威,实现了宗族内部各种关系的调和。不过当血缘关系疏远,族人对大家庭血缘本位让位于房支的群体本位时,孝义理念对宗族的凝聚作用渐趋弱化,裂变趋势日益加剧。在“岁歉乏食”的经济困境中,宗族在官方的干预下分崩离析。其瓦解表面上由内部压力(经济困顿)和外部压力(政府干预分庄)造成,实质上则是房分结构对大家庭的解构。宗族裂变解体后,为凝聚族人,强化族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后世族谱以“孝义”理念为抓手建构出“奉诏分庄”的历史叙事,并成为义门陈氏共同的“祖源记忆”。

   关键词:义门陈氏; 孝义; 房分结构; 奉诏分庄; 江州义门;

  

   所谓“义门宗族”,是历代朝廷为巩固统治、优化社会风气、推行封建礼治秩序而敕封的累世同居的“模范宗族”。自南北朝以来,历代朝廷敕封的义门宗族多达一百七十余家。其中,肇基于唐开元十九年(731)的江州义门陈氏宗族(祖源地位于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于唐中和四年(884)始受朝廷旌表。此后南唐及北宋初年,该宗族数获朝廷褒旌,成为江右一带聚族而居的宗族典范。至北宋嘉祐年间,同居共爨三百余年的宗族出现分裂,族人散居四方。后世朝廷虽多次予以旌表,但聚居盛况已不复存在。

   关于义门陈氏宗族裂变、分家析烟的原因,学界大致有“内部危机说”和“外部压力说”两种观点。1前者强调义门陈氏内部人口膨胀的内卷作用,即“因自身盛大而走向瓦解”,后者则突出朝廷的外力因素,即后世族谱中普遍刊载的“奉诏分庄”事件。但笔者以为,上述两种观点仅从内外两种外显因素阐述该宗族的分裂,忽视了宗族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解构”作用,不足以揭示宗族裂变的内在逻辑。义门陈氏宗族的形成、发展及裂变的历程,实质上是该宗族对理想宗族类型的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在宗族制度变革、宗族规模日趋小型化的宋代,义门陈氏宗族为维系宗族之“孝义”必然需要从宗族内部结构、功能及族人管理等方面予以不断调适与整合,当调适与整合无法适应内部裂变以及外部压力时,宗族走向分裂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对义门陈氏宗族裂变的探讨,还应关注宗族“房分”结构及宋代理学的多重表达等因素,从而更好地把握义门陈氏裂变的根本动因。

  

   一 以“孝义”持家:义门陈氏宗族的统合策略

  

   义门陈氏宗族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累世同居的大宗族自汉代即已出现,这与汉代推崇孝义治天下的理念不无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兵燹战乱以及士族阶层的崛起推动了累世同居现象的大规模出现。但唐末五代战乱却使得巨室阀阅被彻底摧毁,重构社会结构、重建宗法理念就成为时人面临的现实考量。张全海认为同居共财宗族组织的重建与强化,是这一时期新的实践。2常建华也指出“宋代累世同居的家庭比前代增多了,同居代数也明显高于前代,也为后世所不及”。3显然,累世同居成为当时民间重要的宗族组织形式,而义门陈氏则是其中典型代表。

   根据后世各地陈氏族谱的记载可知,义门陈氏始祖陈旺于唐开元十九年在德安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建庄,至北宋嘉祐七年(1062)分家,累世同居三百余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为凝聚族人、维系庞大宗族结构的存续,基于儒家孝义理念而制定的家长权威及家法族规必不可少。义门陈氏对孝义理念的倡导与宋代大儒重构宗族制度的主张不谋而合。如张载曾言: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4

   张载倡导以宗法来统摄宗族的主张,在宋代义门宗族中得到了具体实践。为避免“先祖既死则众子分裂”的局面,义门宗族极力强调“孝义”的理念,普遍重视以家长等为首的组织功能及家法族规对族人的约束作用。如南宋池州青阳义门方氏“以意气融脉络,以诗礼存规矩……其为心,苟有狂感,越此门限,必有执家法为赤帜之者,而上之人,亦当有以纲维而检柅之”。5浦江义门郑氏“家庭凛如公府,子弟稍有过,颁白者犹鞭之。每遇岁时,大和(家长)坐堂上,群从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进。拜跪奉觞上寿毕,皆肃容拱手,自右趋出,足武相衔,无敢参差者”。6义门陈氏同样如此,“宗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7家长权威及家法族规成为维系义门宗族存续的重要保障。正如邢铁所言,“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尽管由共同的血缘和财产扭合在一起,而其中的精神纽带则是这种以服从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礼仪”。8

   义门陈氏对“义”的实践集中体现于《义门家法三十三条》之中,明清所修族谱认为该家法由第三任家长陈崇制定。此后陈氏宗族又制定了《家范十二则》和《家训十六条》等辅助性条款。陈氏家法族规以“均等”“和同”为基本原则,旨在使“子子孙孙无间言,而守义范也”。9同时通过家法来避免后代子孙因违背伦理、不守王法而导致宗族破散。家法明确了宗族事务的管理机构及人员职责,包括主事、副事、库司、庄首和勘司等机构职务,如“立主事一人,副两人,掌家内外诸事。内则敦睦九族,协和上下,束辖弟侄”。10主事即家长,是宗族的最高领导,其主要职责就是管束宗族内部成员,以确保宗族各项事宜的正常运行。 “置库司以掌家财,立庄首以督赋租……书屋以教童蒙,书院以待学者,医院以供药石……赏以劝善,罚以惩恶,凡诸纤细,莫不周详。”11

   此外,家法还对族人日常生活礼仪给予了详细说明。对于不遵守家法的成员,族内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立刑杖厅一所,凡弟侄有过……必加刑责,等差列后”。12在家长的领导下,陈氏宗族坚守孝义准则,各司其职,共同劳作和生活,形成了一种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即使遭遇兵燹战乱,一些族人仍会对宗族产生强烈的依附感,不离不弃。除日常生活中要求族人要以“孝义”为准则,在子孙教育方面,陈氏宗族更是如此,通过在宗族内部推广“义务教育”来大力倡导家法礼仪。陈氏宗族“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13要求“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14可见,陈氏宗族将童蒙教育视作推广家法的重要举措。

   陈氏族谱中所载的家法族规集中表达了陈氏宗族对“孝义”的实践与坚守。但由血缘关系而衍生出的“孝义”理念往往存在着“边际递减效应”。随着亲等关系的逐渐疏远,基于生育而产生的血缘亲情难免会趋于弱化。即便有家法族规对“伤礼败义”行为的压制以及同居生活对“亲情”的黏合,仍无法根除因血缘关系疏远而产生的亲情淡薄问题,亦很难消弭“族大人众”带来的各种矛盾。正如徐扬杰所说,“大家庭中,人口众多,关系复杂,一般在四、五代以后,由于血缘关系的疏远和成员私有财产的发展,矛盾冲突非常激烈,家长难于控制,不能不趋于瓦解”。15因此,即便宋代政府一再旌表累世同居的大宗族,从蠲免租税、赈济族人等方面予以扶持,仍无法改变各大宗族纷纷瓦解的结局。

   事实上,张载通过“明谱系”及“立宗子法”来恢复“宗法制宗族”的设想不免过于理想化,在阀阅士族消亡的宋代,小家庭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常态模式,三代时期的宗法制宗族结构早已失去了复兴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累世同居的义门宗族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的困境也从实践层面宣告了该模式的破产。此后,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对该模式进行了重新检讨。程颐虽仍坚持“宗子法为天理”,但同时也指出“木有旁枝,水有分派”,此乃“自然之势”。而义门宗族试图利用同居共产的生产生活模式,高举“孝义”大旗来抗衡“旁枝”“分派”的离心作用,虽能坚守数世,但终究无法改变走向瓦解的命运。

  

   二 房分结构:义门陈氏宗族的裂变根源

  

   学界在探讨义门陈氏瓦解的原因时,多聚焦于宗族所面临的内、外两重压力。所谓“内部压力”是指由于随着宗族的不断发展,宗族成员不断增加,农耕经济已无法满足族人的吃穿用度,而重耕读、轻经商的祖训又限制了宗族财富的积累。《宋史》中多次记载朝廷蠲免陈氏宗族徭役杂科之事,如“开宝初,平江南,知州张齐上请仍旧免其徭役,从之。……太平兴国七年,江南转运使张齐贤又奏免杂科。……淳化元年,知州康戬又上言(陈)兢家常苦食不足,诏本州每岁贷粟二千石”。16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陈氏宗族由于族大人众,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而所谓的“外部压力”则是指陈氏宗族三千余人同居共财,且多人应举仕官,成为朝廷的潜在威胁,故才有“奉诏分庄”事件的发生。

   内部压力自不待言,经济问题历来都是义门宗族面临的普遍问题,不惟陈氏所独有,如郓州须城张氏“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17产量低下的农耕经济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义门宗族的供养能力。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载义门陈氏宗族分裂的直接原因就与经济困顿有关。“至嘉祐时,(陈氏宗族)以岁歉乏食,知县邢其姓者,因讼勒其析居。是时,老幼见监分官来,皆恸哭。”18该史料所载原因与明清族谱中所谓的“奉诏分庄”显然不同。即陈氏宗族被拆散并非出自仁宗皇帝诏命,而是出自宗族纷争。只是囿于史料阙如,已难以知悉纷争究竟发生在陈氏与其他宗族之间还是宗族内部。但无论怎样,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邢铁认为“家庭无论大小,都存在两股对立的力量,一股是血缘亲情产生的向心力,一股是财产利害产生的离心力,两股力量的不断倾斜和平衡,就是家庭的存在和维系过程。直系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可以使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但大家庭中的血缘关系复杂,人也多,离心因素大,矛盾也就多了”。19造成矛盾纷争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人的“自私”之心,诚如程颐所言“大抵有人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20累世同居的大宗族内部更为严重,即便由家法族规的约束,矛盾依然无法消弭。宋真宗景德年间,义门陈氏十世孙陈延尝,“受殿中丞知南容州,赴任便路经过本家,见诸庄子侄勾当不告家长,擅自典卖田产。……其到任后奏:‘乞就差官,深虑不省……追邻臣家卑幼子侄与承典豪民一处提戡,将庄田所典得钱谷着敕降断还’”。21虽然通过陈延尝的努力,陈氏宗族的许多财产被陆续追回,但由该事件可以看出,陈氏宗族在同居的晚期,族人典卖田产现象已经非常严重,私有观念甚嚣尘上,以“孝义”持家的理念不断受到挑战。私有观念盛行与“房分”结构相伴而行。陈氏宗族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就已经在官方的主导下进行了“房分”结构的划分,是年“朝廷差官至义门,监分为二十有一,再分为五十四小支”。22朝廷主导陈氏宗族分房或出于方便约束管理之需,但却破坏了陈氏由“孝义”黏合起来的整体结构,加剧了大家庭内部不同“次群体”对自身小支系的认同。不同房支的族人血缘亲等关系并不相同,在“差序格局”的影响下,大宗族中的“血缘本位”必然过渡到房支结构中的“群体本位”,由此陈氏大宗族内部终将会形成“我群”与“他群”之别。

宗族裂变的根本动因和标志是对财产的分配,其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共同生活关系”和“共同生产关系”的终结。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分家不仅仅是家庭的析分,还是灶和土地的正式分离和划分”。23一些义门宗族为维系同居共爨的局面,极力避免各种“离析”要素。其具体做法则是对农耕经济的强化、对商业活动和仕官途径的限制。如司马沂宗族“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24会稽陈氏“耕桑之外惟渔樵畜牧而已,子孙但略使识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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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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