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数理经济分析何以滥用:基于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的剖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9 次 更新时间:2020-06-29 13: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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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摘 要:经济学界的庸俗化和媚俗化风气还表现在理论经济学对数学的滥用。其实,形式逻辑和数理模型是现代经济学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在现实的应用过程,工具却成了价值,形式替代了目的;在这种情势下,众多经济学人就越来越沉迷于“我向思考”式的逻辑游戏,这不仅导致了数理经济学的勃兴,而且还导致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被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商人心态的主导下,这种研究取向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蜕变:大多数经济学人根本无力在数理逻辑或模型构建上所有创新,而通常只是机械地搬用(最多是对变量做些调整)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正是这种庸俗化的数理取向,现代主流经济学看似繁荣,但并无实质的理论进步;相反,经济学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乃至成为一种“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体系。

  

   一、引言

   一般地,任何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源于各种知识的汇流和聚合,从而具有明显的渐进性;进而,这些知识得以综合和提炼的经手人就是学者,因而学者的基本旨趣就在于“为往圣继绝学”。显然,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尤其如此,其理论研究和发展都需要以人类所积累的各类知识为基础,是基于人类所有知识的契合和“演进”。相应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者不仅需要非常深厚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知识素养,而且还需要具有非常广博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素养。不幸的是,自边际革命以降,自然主义的先验思维逐渐主导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它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下热衷于对现象的解释而不是改造。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大师如斯密、马克思、穆勒等在经济分析中实际使用的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研究倾向:几乎舍弃其他学科以及自身前辈的智慧而在一个封闭系统内依据一定程序作抽象而静态的逻辑推理。

   就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它走上了两条与现实相脱节的道路。(1)一些经济学人片面鼓吹经济学的客观性要求,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偏盛;同时,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引导假定下做些细枝末节的验证而无法得出一般性理论,从而滋生出“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实用主义倾向。(2)一些经济学人则局限于“我向思考”式的逻辑游戏,从而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同时,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在一系列非常不现实的假说下作纯抽象的逻辑推理而无法应用于现实,从而产生了“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形式主义特质。问题是,作为一门“人”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往往也被视为一门难以进行实验验证的学科;因此,即使基于回归分析的实证不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从大量的具体经验分析中通常也无法获得一般性的结论。相应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主要体现在逻辑关系上,并直接表现为数理模型的推导。德布鲁就曾写道:

   【“因为没有一个足够可靠的经验基础,经济学不得不遵守逻辑讨论的规则,而且必须放弃那些具有内部不一致性的工具。如果某种演绎结构中存在矛盾之处,那它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因为从那个矛盾当中可以完美并直接地推导出任何命题。”[①]】

   问题是,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是否等同于形式逻辑的一致性?与此相关的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预测的那些社会经济现象确定性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吗?

   其实,当数理逻辑用于工程学领域的分析时,具有很强的严谨性;但是,当它用于具有能动性的人类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时,就显得不严谨了。究其原因,任何个体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社会性,从而不会像“棋牌上的棋子”那样任人摆布,也不会像理性经济人一样固守先验的最大化原理。这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注重的数理逻辑与实际行为逻辑并不相符,由数理模型所获得的一般性结论往往只是公理性的逻辑游戏,而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关于这一点,霍奇逊就写道:

   【“翻开任何权威的主流经济学杂志我们都可以证实,现代人探究模型特征的偏好,要远甚于探究现实特征。其隐含的研究程序大致如下:由于这个世界凌乱而复杂,首先有必要为之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假定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然后对此模型进行讨论,甚至可能不再涉及现实世界。如果必须涉及现实世界,就对其预测的准确度和揭示能力提出一些辩护性的主张,通常不去理会那些完全相反的解释或模型。毕竟,以自己选择的假设为基础,展示数学的威力当然要容易。这样,一个人不必过多地卷入现实的混乱和无序之中,就能获得经济学家的头衔。然而,其结果可能意味着经济学家在严谨之中变得与现实无关,在精确之中形成错误。形式主义成了逃避现实的手段,而不是帮助理解现实的工具。”[②]】

   当然,在西方学术界,当前大多数经济学人之所以选择数理的研究道路,并不是因为它具有“实质性”的理论严谨性,也不是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至少不是主要目的。相反,主要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因素:(1)在社会文化方面,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先验思维本身就强调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隔离,其研究目的仅仅在于构建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2)在历史背景方面,西方社会的社会制度已经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大致完善,因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变。然而,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却远不同于西方社会:(1)在社会文化方面,中国强调的是“知行合一”以及“学以致用”,要求理论能够解释和指导现实,学者们正是遵循经济人的教导而选择学术取向的;(2)在历史背景方面,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公共领域,需要理顺公共领域中混乱的制度和关系,学者们正是基于数理逻辑分析对现代问题开出种种处方。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弊端在中国经济学界就更为严重,不仅导致数理分析的严重庸俗化,而且还严重误导了社会实践。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经济学人的狭隘知识结构和功利学术风气。因此,本文就此做一深入探讨。

  

   二、经济数理模型潜含的逻辑缺陷

  

   一般地,数学通常以两种方式被应用于经济学:(1)从形式逻辑上推导和表述经济理论,主要用到代数、微积分、差分方程与微分方程、线性代数和拓扑学等,由此发展出了数理经济学;(2)从量上来检验经济学假设和经济理论,主要用到多元回归分析等计量工具,由此发展出了计量经济学。显然,纯数理经济学主要关注抽象的数量关系并由此获得理论模型或结构,这些模型或结构往往不完美地以具体细节的丰富反映现实;计量经济学则关注数值测度并由此获得计量模型或结构,这些模型往往被设计成可操作的和可测量的而易于进行统计检验。事实上,正是由于数学的渗透,它就像过去控制自然科学那样控制经济学,并经经济学方法的传播而进入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定开始变得模糊。相应地,数理经济学以数字概念、符号、方程、图线以及数学方法等应用于经济学分析或表达和提出经济学原理,并声称要使经济学成为和自然科学一样的一门准确的科学;同时,数理经济学把交换当作应用数学方法的出发点,将交换视为两个商品量相互关系的一种现象并将交换的成立视为这一关系的相等,从而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各经济事物的数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一)经济学的数理化历程

   数理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被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的威廉.配第,18世纪的瑞士数学家伯努利、有“意大利的斯密”之称的经济学家贝卡里亚也被熊彼特认为是数理经济学者。数理经济学的真正兴起则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主要由德国的古诺和戈森、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和埃几沃斯、意大利的帕累托以及美国的费雪等共同推动;其中,瓦尔拉斯又被称为数理经济学的真正创始人,而古诺和戈森等则是数理经济学的主要先驱者。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数理经济学和微积分、集合论、线性模型结合在一起,同时,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又促使与数理经济学有关的经济计量学得到迅速发展,它反过来又推动数理经济学继续前进。正因如此,数学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应用就越来越广泛,数学方法的运用几乎遍及经济学的每个领域。事实上,目前数学分析已经成为研究经济问题所不可或缺的,任何脱离了数学的经济问题分析都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确实,数理模型将一些因素抽象掉以后往往更有利于看清一些相关变量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提高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因此,利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往往也有利于发现经济问题的实质,并可以指明社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学可以且应该广泛运用一切可能的数学分析方法来进行理论的推导和表述。不过,在数理经济学的兴起大大严密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值得反思的负效应。(1)数理经济学根本上是一种演绎理论:从一些所谓的不言自明的公理(实质上是假定性公理)出发运用数学方法而推演出一系列的结论或定理。显然,要保障这些结论或定理的合理性,首先必须保证它所依据的引导假定之合理性,因而就必须重新审视它所基于的前提假设。(2)数理经济学所注重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主要是指数理逻辑或形式逻辑,但现实中的行为主体并不是数学符号。显然,要保障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合理性,也必须将其建立在人的“行为逻辑”之基础上,因而就必须重新审视它所基于的逻辑关系。

   (二)经济分析的逻辑辨析

   一般地,经济学理论所体现的“内在一致性”有两种逻辑基础:一是基于行为逻辑,二是基于数理逻辑。两者的适用范围有很大差异: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根基于数理逻辑,但将数理逻辑简单地应用到人的行为及其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中,就大大削弱了逻辑的严密性。为此,我们就必须审视理论的“内在一致性”问题。艾克纳在《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中就强调,内在一致性检验只是一个理论的必要条件,却并不是充分条件。在艾克纳看来,任何理论的证明都必须进行三种性质的经验检验:一是相符性检验(correspondence),即检验基于理论的结论是否与从现实世界中的经验观测相符;二是普适性检验(comprehensiveness),即鉴定理论是否能够包容与所研究的某种现象有关的所有已知事实;三是精炼性检验(parsimony),即确定理论结构中任何具体要素(包括内在假定)对于说明经验观测的东西是否是必要的。[③]尤其是,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理论根本上是要解释真实现象并解决现实问题,而无论真实现象还是实现问题都是人的互动行为所衍生的,因而经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就是人,需要剖析和提炼真实世界中的行为机理。

   显然,正是由于人类的现实行为往往受到各种无法量化的社会性因素之影响,从而就很难用数字关系或数理模型来描述;同时,人的偏好以及行为动机往往也会随环境而变化,从而很难用不变的形式逻辑来刻画。因此,就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演化特性而言,用行为逻辑来描述现实社会的具体行为往往更为适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描述。关于这一点,塞利格曼写道:

   【“经济学可以用来澄清问题,这基本上是一个实践任务。在经济学思想的伟大传统中,从斯密到李嘉图,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这是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对困扰着人类心灵的各种问题作了回应……数学有助于精确地阐述问题,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令擅长数学的人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好的经济学家必须要有洞察力、感悟力,他需要的是抓住问题核心的智慧。一个人能够熟练地运用符号,并不能证明他已经具备了经济学家之为经济学家的技能。……如果经济学家当中的那些数学家能够不再只为他们自己写作,而开始提供以文字表达的方程,激发所有人的思考,那将是一件大好事。这很可能会对‘文字’经济学领域产生很大的滋润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所有的理论经济学家转而关注真正急迫的现实问题,而不再是津津乐道于一杯茶的价格如何如何这种琐屑的小事。”[④]】

(三)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缺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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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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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纵横》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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