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9 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回国以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1988 年起我在所里当所长，当了 3 届所长，1999 年换届，我从所长职务上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同志的电话，他和我说，建议让我去宁波大学做校长。我当时觉得：第一，我没有办过教育，原先一直在研究所工作，没搞过教学。第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再来管事情，不大符合潮流。我就说我还是回研究所做点科研工作更好。路甬祥很客气地说，不管怎样，你去看看这个学校，愿意干就干，也不一定非得干，这样就安排我到学校里来了。
大概 1999 年 6 月份我来到了宁波，感到市里的一些领导同志，当时的张蔚文市长、盛昌黎副市长，他们都很热心，很真诚地希望我能来。我觉得我既然已经来了，而且他们又是那么真诚地请我来，我能做事还是做！另外我们这代人非常习惯于自己的事情不由自己定，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听从安排，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习惯讲价钱，只习惯看这件事需不需要、值不值得干。对我自己来说，能多做点事也好，我就答应了。经过省市的商量，让我1999 年10月份来。
我一直在研究所工作，从来没教过书，不懂教育。我当过学生，在中国的学校念过书，在苏联的学校也念过书。另一方面，我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电工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参加过评博士点、评博士生导师的事，使我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一点了解，但没有亲身经历。所以这个阶段，我就拼命想，假如我要来干，我究竟干什么，怎么干，我就觉得很需要学习，在来以前，我就看各种各样的书，看办大学究竟应该注意什么，干些什么。
第一，我看了我的父亲的一些遗著，他当时已经去世了，是 1996 年去世的。他是 1900 年出生的，原来在科学院做领导工作，58 岁的时候到中国科技大学教书，教普通物理，教了好多年；后来他还当过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等。他在老年时候，基本上把精力都搁在了教育青年一代上。所以我就想，一个搞科研的人，在老年阶段，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搁在教育上，我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几句话，他非常强调要有责任感。他说办学校、教书、教人要有责任感。他在一篇文章里是这么写的，我给同志们念一下：“现在的大学生，素质都好，肯努力，男的想当爱因斯坦，女的想当居里夫人，都想为国家争光，为四化多做贡献，当老师的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长。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以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两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萎缩不前，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在误人子弟，对不起年青人，对不起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应当十分警惕的。”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觉得要么不来，要来就要把学生的责任感培养好，没有责任感，是要误事的。既然来了，就得好好干，像父亲那样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十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科大的学生上。使我很感动的是，在他1996年去世的时候，中国科技大学 60 年代初期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大概有三四千人，都是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其中有几十位从各地来到了家中的灵堂，给父亲送了一副挽联，写道：“浩浩渡重洋，拳拳赴国难，一代哲人，学海高耸照前路；孜孜求物理，滔滔泻杏坛，三千子弟，悲风肃立悼恩师！”父亲老年所做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我应下决心，要有充分的责任感来办教育，来培养青年人。
第二，既然我已经答应来当这个校长了，于是我又向几个当校长的老同志、院士请教，如潘际銮同志，他是机械方面的有名院士，是清华大学教授，后来到南昌办了南昌大学。还有刘盛刚同志，他是电子学方面的一位院士，当了十多年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校长。我问他们，叫我到宁波当校长，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干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你答应了当校长，要把它当成一个事情来做，只挂个名不管事是不行的，是不负责任的。”我既然答应来，做好做坏虽然与能力、经验有关，但自己必须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个事。
第三，到学校究竟干什么？这个我完全没有经验，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所搞科研工作，也搞过一点组织领导工作，但学校我没干过。好多同志跟我讲，既然管这么大个学校，有一万多人学生，几千人教师的学校，自己把“位置摆对”了很重要。首先明确是来服务的，要努力服务好，把各方面的条件创造好，这是校长的责任！另外，要把大家团结好。所以一个总的定位想法，是要服务好，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教学和学习条件，让同学们和老师们能够很好地工作和学习，要注意把大家团结凝聚起来。
带着这么点粗浅的想法，我就到学校来了。来了以后，得到了很多同志多方面的帮助。我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摸索，慢慢有一点体会，和同志们交流一下，如果对的话，我们能够继续坚持和发扬下去，把我们学校办得更好。
第一，校长究竟做什么？
我来的第一天，在锦绣学生活动中心，召开了干部会，宣布我的任命，叫我讲话。我讲，我到宁波大学是来做后勤部长的，要努力做好后勤部长。这话的缘由来自两方面。其一，1978 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我有幸也参加了这个大会，那个会上，邓小平做了一个关于科技的报告，他讲了很多东西，大家都觉得挺好。有一点大家最受感动，就是他讲，他愿意做中国科技界的后勤部长。他要当后勤部长，就是他不是来管大家干什么的，而是提供条件让大家做事的。我觉得小平这句话讲得很好，应该牢记，我到学校不是来指挥什么，而是要想办法利用条件，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很好地学习、工作。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最重要的，我们的领导干部、管理干部应该努力做好后勤部长。其二，我们这个学校是 1996 年三校合并组建起来的——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和浙江水产学院宁波分院。来自方方面面不同背景的人走到一起来，要做好事，需要团结和凝聚，所以能不能当好后勤部长，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能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
我来了以后，就觉得最重要的是当好一个后勤部长，把方方面面的同志凝聚起来做工作。到学校里就老老实实当校长，给大家服务。在学校里这么几年，我一直在推行、鼓励领导与管理干部当好后勤部长，好好为大家服务，注意把各方面环境搞好，注意把大家团结凝聚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喜的是，这些年我们是有一定进步的。
第二，学校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来校不久，有人采访我，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学校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回答说中国的教育往上走，大概最重要的是教授应该在大学里面是最受尊重的人。学校办好要靠教授，靠教师。你不尊重教师，不尊重教授，就别想把学校办好。教授不下功夫，不努力去做，就没法把学生教好。必须把教授的地位提高，要尊重教授，教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人。这个说法对我来说不新鲜，但来访者觉得很新鲜，就问：“你刚到学校不久，发现什么事情了吗？究竟有些什么不够尊重教授的事情？”
我回答说，我到学校后，也没人来告状说人家怎么欺负教授，但我总有一个感觉，学校里的教授们不够扬眉吐气。教授不够扬眉吐气不行，应该把教授充分动员起来搞教学，真正把知识都用来教学生，这样这个学校就有希望了，教育就有希望了。
后来有几个同志说我这话有弊病。教授也是人，既有优点，也有毛病，不能说教授有毛病也得尊重。我想这个意见是对的，我就改了一个字，改成：教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群体。不讲每一个人，从总的群体来看，教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尊重教授群体，发挥他们的作用。年轻教师的理想应该是成为教授，而不是去当科长、处长、司长、部长。虽然司长、部长也是要人去做的，但是那总是有限的，而教授是个大群体。当司长、部长终究是有限的几个人，而且也是短暂的，任期四年，当三期也不过是十二年，而当教授是一辈子的。大家应该都争这一部分，都努力提高自己，然后把自己知识力量都用在教育学生上，这个学校就有希望了。
这些年我不断地在说，与大家有了一定共识。大家有了共识以后，我就更觉得应该鼓励教授们要自爱，人家尊重你，你自己必须更加尊重自己，要真正成为我们广大师生们的榜样。鼓励教授们自己也很好地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知识水平和处事本领。最近出了一本书——《走进中国100 个院士的家》，牛群写了一个序言，写得非常好，说最受尊重的群体，应该是院士。我想对全国来讲是院士，对一个大学来讲这个群体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他是这么写的，我给大家念念。
我爱他们，真爱，因为——
在浮躁的今天，这是最不浮躁的一群人。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是怎么都难以污染的一群人。
在牢骚太盛的今天，这是最没有工夫发牢骚的一群人。
在信念动摇的今天，这是最顽固不化坚守在理想王国的一群人。
在崇尚自我的今天，这是最懂得尊重别人的一群人。
在珍惜生命的今天，这是最把民族的命运看得至高无上的一群人。
然而，在国家走向强盛的今天，这又是最不愿意把自己的功劳挂在嘴上、放在心上的一群人。。。
我想，教授这个群体大概应该具有牛群同志描述的这些素质。这个群体，正在成长壮大。我来的时候，好像只有 50 多个教授，现在有172 个教授。可见大家还是努力的。我们大家尊重教授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非常努力，非常自爱，我们的大学就能办得更好，中国的教育就能上去。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对学生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要把学生培养起来。
父亲告诉我们，要办学校，就要有很强的责任感，对学生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要把学生培养起来，让他们有志气，让他们成才，不要在我们的教育下，一个个成为毫无志气、成不了才的人，这样就是误人子弟。
但是怎么样把学生的素质搞好？质量搞好？我们是个综合性大学，专业非常广泛，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专业知识，难以有统一标准。但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标题——做人做事做学问。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不管你将来干什么，你在大学这个人生成长中的黄金时代，都应该努力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个想法来源于汤于翰先生在学校的一次讲话。
汤于瀚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医学家，英国皇家学会的医学科学院院士，他出资建立了我们的医学院。2000
年 11 月他到学校来，我陪他到医学院去，他当时已经 80 多岁了，讲了 20 多分钟的话。题目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讲他这 80 年怎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些道理。我听着挺好，学生也挺高兴，讲得很浅显明白。
2000 年年底，我父亲百岁的诞辰，中央在北京给他开了一个纪念会，叫我们几个兄弟写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继承和发扬父亲做学问做事与做人的高尚品德》。因为我们想父亲是科学家，首先讲的是他怎么做科学，然后用科学怎么去做事，最后说做人。这篇文章送到了《科学时报》（当时叫
《科学报》），编辑把我们的标题倒过来了，改成《继承和发扬父亲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高尚品德》。后 来我们一看，觉得挺好。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做人是首要的，首先要会做人，做一个优秀的人，第二是做事，做学问是做事的一部分。
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我自己在这些年里，也是一边组织，一边推动，一边思索。然后，我总结出来一些想法。我给同学们多次提到过几句话：“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大概是 2001 年，即建党的 80 周年时，我有个机会到济南去，那边有一个庆祝党的 80 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那里，我碰到了谢芳。谢芳是 60 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她演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她还演过一个电影，叫做《舞台姐妹》。我看到她突然想起来，她演的是一个唱戏的，跟她师傅学唱。师傅教徒弟，留了两句话，叫做“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这是师傅给徒弟留下来的话，我觉得挺好的。这两句话对我们那代青年起了很大作用，也就是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做人要清清白白，做事要认认真真。回来我就改了几个字，改为：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人有各种各样的人，能力和成就都不是评价人的主要标志，主要标志还是清白。
什么是清白？清白就是没有污点。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各种各样污点的话，就不清不白了。人可以有错误，但是不允许有污点。错误凡人都会有，我们搞科学的人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你做的试验的结果可以有错误，你对问题的解释可以有错误，你写文章、你的想法可能会有错误，这都是允许的。事物不断在发展，过了几年一看，几年前写的东西不对，这完全可能。但你必须清白，必须没有污点，污点就是不能容忍的错误。比如说，剽窃和假造数据就是污点。对于我们搞科学的，是不允许的。做事情就是要认真，不认真做不成事，而最关键的是要做成事。关于做学问，我又要引用父亲的话，大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他到过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当时的校领导请他题词，他看到浙江大学的校训是“求是”，他说，搞科学的人光“求是”是不够的，他就提了两句话：“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对于青年人来说，能不能做出学问来，能不能创新，关键在于他有没有好高骛远的志气，人家做不成的事，他想做成，人家不敢想的事，他敢想，这才叫有志气，没有志气的人是不会有成就的。现在，我们中华民族要往创新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还要善于实事求是。要真把事情做成，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光空喊不行。
第四，怎么办好学校？
我在学校这五年，是中国大学教育大发展的五年，从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全国的教育规模扩大了两三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究竟怎么办？宁波大学是宁波市大学教育的龙头单位，我们提出来，要在大发展的形势下，致力于提高质量，提高档次，提高地位。据此，制订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提高质量。我们明确规定，宁波大学要保持第一批录取的学生占 2/3，第三批学生的数量我们原则上不能超过 1/3。因为学生入学的质量，和毕业的质量是紧密相关的。一个学校要办好，要从入学时就严格控制，在大发展的情况下，录取第三批是需要的，但比例不宜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提高教师的质量和教学设备的质量，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努力。教授群体要受到尊重，教师要积极提高自己，这个学校才有希望，这也是提高教师质量的重要措施。
其次，提高档次。在国家教育大发展的情况下，宁波大学要走向更高档次，核心是要办研究生教育。1999 年宁波大学刚刚拿到 3 个硕士点，现在我们有了 27 个，努力把研究生教育办上去，这是首要的。要把档次提上去，学校就不能从头办到尾，一个学校既有研究生、本科生，又有大专、中专，是不行的，那些比较低层次的，我们在原则上不办。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也有很大困难。
在校领导的努力下，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办一个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以大专为主，把大专的主要专业都放到那个学校去。宁波大学逐步不办大专，而只办大学本科，办研究生，尽快办起博士点。这样，宁波大学的档次是有保证的。
最后，提高地位。地位的核心就是要为社会服务，为我们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我们鼓励高年级同学及研究生做科研，进展得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我们学校本科人数从 9 000 人增到了 20 000 人，内部的大专生比例已经很小。关于研究生，我们 5 年前规划时，那时候只有几十个研究生，希望 2005年达到 1 000 人，许多人都觉得办不到，但作为一个战略，就是要大大发展研究生，争取达到 1
000人的规模，从近年的进展来看是有可能实现的。我们要努力把自己的质量搞好，档次上去，地位提高。
这样，整个学校就会在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里面，起更好的作用，我们的同事们、同学们也能够成长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要办好，是有赖于我们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的。这是我对学校发展的总的想法。
为了推进学校的改革，又继续做了一些事情。改革围绕的中心就是怎样把我们的质量保证好，怎样把我们的档次提高上去，怎样把我们的地位搞上去，怎样为老师和同学服务得更好。大概做了几件事情，继续做下去，宁波大学还是会很好地往前走的。
我们成立了 18 个学院，这个两万学生的学校，每个学院平均有上千人，与此相适应，要搞两级管理，权力要适当下放，已经取得一些成绩。学院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在下面，院长有权利来决定事情，即院长负责制。分这么多学院以后，专业怎么办？我们觉得必须要保持全校的统一协调，原则上一个专业只在一个学院办。不能使相同的专业在许多学院同时办起来，这样把教师分散了，把工作分散了，力量分散了，今后是没有办法提高到很高水平的。
还有就是要实行一些很好的办法来提高我们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实行了“3＋1”师范教育，实行了“2＋2”的科技学院学生的教育。后者的入学成绩虽然低一点，但经过两个平台，经过在各个学院的学习，他们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总体上来说，我们大体上走上了一个新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