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陆光:如何当好校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20-06-29 13:55:14

严陆光  

   我1959 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回国以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1988 年起我在所里当所长,当了 3 届所长,1999 年换届,我从所长职务上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同志的电话,他和我说,建议让我去宁波大学做校长。我当时觉得:第一,我没有办过教育,原先一直在研究所工作,没搞过教学。第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再来管事情,不大符合潮流。我就说我还是回研究所做点科研工作更好。路甬祥很客气地说,不管怎样,你去看看这个学校,愿意干就干,也不一定非得干,这样就安排我到学校里来了。

   大概 1999 年 6 月份我来到了宁波,感到市里的一些领导同志,当时的张蔚文市长、盛昌黎副市长,他们都很热心,很真诚地希望我能来。我觉得我既然已经来了,而且他们又是那么真诚地请我来,我能做事还是做!另外我们这代人非常习惯于自己的事情不由自己定,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听从安排,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习惯讲价钱,只习惯看这件事需不需要、值不值得干。对我自己来说,能多做点事也好,我就答应了。经过省市的商量,让我1999 年10月份来。

   我一直在研究所工作,从来没教过书,不懂教育。我当过学生,在中国的学校念过书,在苏联的学校也念过书。另一方面,我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电工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参加过评博士点、评博士生导师的事,使我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一点了解,但没有亲身经历。所以这个阶段,我就拼命想,假如我要来干,我究竟干什么,怎么干,我就觉得很需要学习,在来以前,我就看各种各样的书,看办大学究竟应该注意什么,干些什么。

   第一,我看了我的父亲的一些遗著,他当时已经去世了,是 1996 年去世的。他是 1900 年出生的,原来在科学院做领导工作,58 岁的时候到中国科技大学教书,教普通物理,教了好多年;后来他还当过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等。他在老年时候,基本上把精力都搁在了教育青年一代上。所以我就想,一个搞科研的人,在老年阶段,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搁在教育上,我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几句话,他非常强调要有责任感。他说办学校、教书、教人要有责任感。他在一篇文章里是这么写的,我给同志们念一下:“现在的大学生,素质都好,肯努力,男的想当爱因斯坦,女的想当居里夫人,都想为国家争光,为四化多做贡献,当老师的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长。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以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两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萎缩不前,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在误人子弟,对不起年青人,对不起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应当十分警惕的。”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觉得要么不来,要来就要把学生的责任感培养好,没有责任感,是要误事的。既然来了,就得好好干,像父亲那样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十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科大的学生上。使我很感动的是,在他1996年去世的时候,中国科技大学 60 年代初期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大概有三四千人,都是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其中有几十位从各地来到了家中的灵堂,给父亲送了一副挽联,写道:“浩浩渡重洋,拳拳赴国难,一代哲人,学海高耸照前路;孜孜求物理,滔滔泻杏坛,三千子弟,悲风肃立悼恩师!”父亲老年所做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我应下决心,要有充分的责任感来办教育,来培养青年人。

   第二,既然我已经答应来当这个校长了,于是我又向几个当校长的老同志、院士请教,如潘际銮同志,他是机械方面的有名院士,是清华大学教授,后来到南昌办了南昌大学。还有刘盛刚同志,他是电子学方面的一位院士,当了十多年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校长。我问他们,叫我到宁波当校长,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干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你答应了当校长,要把它当成一个事情来做,只挂个名不管事是不行的,是不负责任的。”我既然答应来,做好做坏虽然与能力、经验有关,但自己必须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个事。

   第三,到学校究竟干什么?这个我完全没有经验,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所搞科研工作,也搞过一点组织领导工作,但学校我没干过。好多同志跟我讲,既然管这么大个学校,有一万多人学生,几千人教师的学校,自己把“位置摆对”了很重要。首先明确是来服务的,要努力服务好,把各方面的条件创造好,这是校长的责任!另外,要把大家团结好。所以一个总的定位想法,是要服务好,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教学和学习条件,让同学们和老师们能够很好地工作和学习,要注意把大家团结凝聚起来。

   带着这么点粗浅的想法,我就到学校来了。来了以后,得到了很多同志多方面的帮助。我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摸索,慢慢有一点体会,和同志们交流一下,如果对的话,我们能够继续坚持和发扬下去,把我们学校办得更好。

   第一,校长究竟做什么?

   我来的第一天,在锦绣学生活动中心,召开了干部会,宣布我的任命,叫我讲话。我讲,我到宁波大学是来做后勤部长的,要努力做好后勤部长。这话的缘由来自两方面。其一,1978 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我有幸也参加了这个大会,那个会上,邓小平做了一个关于科技的报告,他讲了很多东西,大家都觉得挺好。有一点大家最受感动,就是他讲,他愿意做中国科技界的后勤部长。他要当后勤部长,就是他不是来管大家干什么的,而是提供条件让大家做事的。我觉得小平这句话讲得很好,应该牢记,我到学校不是来指挥什么,而是要想办法利用条件,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很好地学习、工作。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最重要的,我们的领导干部、管理干部应该努力做好后勤部长。其二,我们这个学校是 1996 年三校合并组建起来的——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和浙江水产学院宁波分院。来自方方面面不同背景的人走到一起来,要做好事,需要团结和凝聚,所以能不能当好后勤部长,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能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

   我来了以后,就觉得最重要的是当好一个后勤部长,把方方面面的同志凝聚起来做工作。到学校里就老老实实当校长,给大家服务。在学校里这么几年,我一直在推行、鼓励领导与管理干部当好后勤部长,好好为大家服务,注意把各方面环境搞好,注意把大家团结凝聚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喜的是,这些年我们是有一定进步的。

   第二,学校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来校不久,有人采访我,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学校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回答说中国的教育往上走,大概最重要的是教授应该在大学里面是最受尊重的人。学校办好要靠教授,靠教师。你不尊重教师,不尊重教授,就别想把学校办好。教授不下功夫,不努力去做,就没法把学生教好。必须把教授的地位提高,要尊重教授,教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人。这个说法对我来说不新鲜,但来访者觉得很新鲜,就问:“你刚到学校不久,发现什么事情了吗?究竟有些什么不够尊重教授的事情?”

   我回答说,我到学校后,也没人来告状说人家怎么欺负教授,但我总有一个感觉,学校里的教授们不够扬眉吐气。教授不够扬眉吐气不行,应该把教授充分动员起来搞教学,真正把知识都用来教学生,这样这个学校就有希望了,教育就有希望了。

   后来有几个同志说我这话有弊病。教授也是人,既有优点,也有毛病,不能说教授有毛病也得尊重。我想这个意见是对的,我就改了一个字,改成:教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群体。不讲每一个人,从总的群体来看,教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尊重教授群体,发挥他们的作用。年轻教师的理想应该是成为教授,而不是去当科长、处长、司长、部长。虽然司长、部长也是要人去做的,但是那总是有限的,而教授是个大群体。当司长、部长终究是有限的几个人,而且也是短暂的,任期四年,当三期也不过是十二年,而当教授是一辈子的。大家应该都争这一部分,都努力提高自己,然后把自己知识力量都用在教育学生上,这个学校就有希望了。

   这些年我不断地在说,与大家有了一定共识。大家有了共识以后,我就更觉得应该鼓励教授们要自爱,人家尊重你,你自己必须更加尊重自己,要真正成为我们广大师生们的榜样。鼓励教授们自己也很好地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知识水平和处事本领。最近出了一本书——《走进中国100 个院士的家》,牛群写了一个序言,写得非常好,说最受尊重的群体,应该是院士。我想对全国来讲是院士,对一个大学来讲这个群体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他是这么写的,我给大家念念。

   我爱他们,真爱,因为——

   在浮躁的今天,这是最不浮躁的一群人。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是怎么都难以污染的一群人。

   在牢骚太盛的今天,这是最没有工夫发牢骚的一群人。

   在信念动摇的今天,这是最顽固不化坚守在理想王国的一群人。

   在崇尚自我的今天,这是最懂得尊重别人的一群人。

   在珍惜生命的今天,这是最把民族的命运看得至高无上的一群人。

   然而,在国家走向强盛的今天,这又是最不愿意把自己的功劳挂在嘴上、放在心上的一群人。。。

   我想,教授这个群体大概应该具有牛群同志描述的这些素质。这个群体,正在成长壮大。我来的时候,好像只有 50 多个教授,现在有172 个教授。可见大家还是努力的。我们大家尊重教授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非常努力,非常自爱,我们的大学就能办得更好,中国的教育就能上去。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对学生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要把学生培养起来。

   父亲告诉我们,要办学校,就要有很强的责任感,对学生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要把学生培养起来,让他们有志气,让他们成才,不要在我们的教育下,一个个成为毫无志气、成不了才的人,这样就是误人子弟。

   但是怎么样把学生的素质搞好?质量搞好?我们是个综合性大学,专业非常广泛,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专业知识,难以有统一标准。但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标题——做人做事做学问。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不管你将来干什么,你在大学这个人生成长中的黄金时代,都应该努力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个想法来源于汤于翰先生在学校的一次讲话。

   汤于瀚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医学家,英国皇家学会的医学科学院院士,他出资建立了我们的医学院。2000

   年 11 月他到学校来,我陪他到医学院去,他当时已经 80 多岁了,讲了 20 多分钟的话。题目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讲他这 80 年怎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些道理。我听着挺好,学生也挺高兴,讲得很浅显明白。

   2000 年年底,我父亲百岁的诞辰,中央在北京给他开了一个纪念会,叫我们几个兄弟写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继承和发扬父亲做学问做事与做人的高尚品德》。因为我们想父亲是科学家,首先讲的是他怎么做科学,然后用科学怎么去做事,最后说做人。这篇文章送到了《科学时报》(当时叫

   《科学报》),编辑把我们的标题倒过来了,改成《继承和发扬父亲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高尚品德》。后 来我们一看,觉得挺好。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做人是首要的,首先要会做人,做一个优秀的人,第二是做事,做学问是做事的一部分。

   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我自己在这些年里,也是一边组织,一边推动,一边思索。然后,我总结出来一些想法。我给同学们多次提到过几句话:“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大概是 2001 年,即建党的 80 周年时,我有个机会到济南去,那边有一个庆祝党的 80 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那里,我碰到了谢芳。谢芳是 60 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她演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她还演过一个电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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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 21卷 第 5 期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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