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关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思考

——以1871年、1978年条约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0 次 更新时间:2020-06-28 22:28:52

进入专题: 中日关系   修好条规   马关条约   二十一条   和平友好条约  

臧运祜  

  

   摘    要:

   自1990年代以来至今的20多年间, 中日两国史学界关注与讨论的近代中日关系史, 在总体认识上, 其共通之处是都承认了对立、对抗关系乃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 以及在一定阶段 (主要是甲午到抗日战争的半个世纪) 中日关系所呈现的侵略与反侵略 (或加害与被害) 的历史主题;其分歧点主要是在较长时段 (近百年)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 是否还同时存在着交流、合作乃至于依存、竞存的相互关系的历史, 以及如何认识这个史实的问题。笔者选取1871年9月的《中日修好条规》与1978年8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视角, 深化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的主题之认识, 分析近百年中日关系的演变过程, 总结其历史主题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展现的“和平”“友好”, 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永恒主题, 既是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总结, 也是两国关系继续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

   关键词:近现代中日关系; 《修好条规》; 《马关条约》; “二十一条”; 《和平友好条约》;

  

   19世纪中叶, 中日两国几乎同时步入“近代”历史, 两国关系也开始了向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条约体系下的“外交”转变。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 奠定了平等的近代国家间外交关系。自此以后,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及胜败各异的两次战争, 中日关系发生了“逆转”:由平等到不平等、至战后的不正常状态;直到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订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确立了和平、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对于近百年中日关系史, 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 与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 可谓相伴而生、高潮迭起。 (1) 1990年代, 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国学者, 与日本、美国学者一起, 共同组织过以“近百年中日关系史”为主题的五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1) 21世纪以来, 又有中、日、美三国学者共同组织的以中日战争史为主题的四次国际共同研究项目; (2) 以及中日两国政府推动、由历史学者进行的以中日关系史为主题的共同历史研究项目。 (3)

   2017年、2018年,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 中国学界在开展纪念活动的同时, 也在深入思考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相较于国际关系与现状研究的学者们主要以近40年中日关系为思考对象而展望未来的探讨[1], 中国史学界的学者们仍然孜孜于探讨近现代的日本历史与两国关系。[2]笔者因曾有幸参与过上述共同研究的部分项目与有关会议, 谨以1871年、1978年条约为视角, 对于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的发展演变及其未来, 略抒己见, 以就教于方家。

  

   一、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所谓“近百年中日关系”, 刘大年先生曾认为:“是指近代开关以来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的历史, 这在时限上, 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近百年不过是一个大致的说法。”[3]但是, 考虑到近代中日“开国” (1840、1853) 以后两国关系的实际状况以及日本近代史始于1868年明治维新的一般说法, 笔者以为近代中日平等关系的开端为1871年9月两国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 现代则直到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及1978年8月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近现代中日关系恰好历时百余年。

   关于自1871年订约以来的近代中日关系史, 民国初年的著作即将其视为日本侵华的国难痛史;[4]此后, 无论是“九一八”以后出版的王芸生编著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5], 还是“七七”之后问世的张健甫著《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6], 均将其定性为近代中国的“国耻史” (4) 。战前民国学界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定性和认知, 不但极大地影响了战时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7], 也一直影响到了战后中国学界的研究。

   199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叙述了日本从1874年侵略台湾开始到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70余年的中日关系历史。其之所以如此定名, 乃是由于主编者认为近代70余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国家关系的主题和中心内容是侵略和被侵略”[8]。刘大年先生后来所作的序言, 除了肯定其学术意义之外, 又强调指出了对于70年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及其对于后40年中日关系史的现实意义。[9]这实际上就为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确定了基调。

   1997年1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海鹏先生在东京召开的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 在其此前关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论述基础上[10], 发表了《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的论文, 指出:“对于近百年中日关系中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历史事实, 所有的历史学者和各国人士包括日本所有正直的历史学者和人士都不认为是一个问题。”“中国人正是反省了中日两国近百年关系史, 才认识到只有抓住日本侵略中国这个中日关系历史的基本线索, 才能展开今后的中日关系。”[11]1998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组织招标的研究课题, 其范围在1874—1945年间, 且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其成果此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 , 基本反映了中国大陆学界迄今为止的研究路向与重点领域。

   1949年以后的中国台湾地区史学界的相关研究, 也呈现了跟大陆学界同样的论述倾向。张玉法先生指出:前30年间,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日本的对华侵略与中日战争。[12]黄自进先生最近指出:“以‘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角度探讨近代中日关系, 便成为20世纪后半叶海峡两岸学术界的主流论述。”[13]

   21世纪以来, 中国学界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桑兵先生的近作, 通过其多年深耕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之研究, 在深层次上揭示了近代中日两国从交流走向对抗的源流演变与复杂面相。[14]杨伯江先生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论文中也指出:“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日关系百年的历史, 以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为起点, 是一部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15]

   日本学界关于近代日中关系史的研究, 截止于1995年之前的状况, 可参考东京研文社1996年出版的山根幸夫等编《增补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入门》。但由于该书是围绕每个历史阶段的专题性的个案研究之总结, 总体论述者关注较少。直到20世纪末期, 一些著名的日本学者开始总结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 并发表其见解。

   在1990年于香港召开的首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 池田诚先生分析与批判了日本学界1980年代以来对于“大东亚战争”的错误历史认识, 指出:对于中日15年战争 (第二次中日战争) 的历史评价, 是构成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的最重要课题之一;他进而提出了构筑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的整体形象之必要性, 并以近百年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及中国的对应过程, 来构筑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分期。[16]他的上述见解, 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17]

   1993年6月于东京庆应大学召开的“日中关系150年——相互依存·競存·敌对”国际研讨会上, 山田辰雄先生提出并阐述了他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的中日关系的见解, 即在承认近代日中关系史是日本侵略中国史这个共同点上, 不否认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 而将150年间的日中关系划分为相互依存、競存、敌对的三个主要侧面, 分别进行历史分期和内容论述。[18]

   1997年11月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召开的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是日本学界近年来有关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场学术盛会, 象征着东亚学界的一大整合。[19]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 主编卫藤沈吉先生将此次会议的主题标记为“从共生到敌对”, 并指出其理由为会议所收论文大部分所涉及的时代是日中两国“共生”与“敌对”相交织的时期;这两个要素虽有交错, 但最终还是“敌对”的要素占据了历史, 并希望正视这样的历史以进行深刻的反省。[20]

   2006年1月, 东京的岩波书店出版了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编辑委员会 (2) 编辑的《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1799—1949》。该书以“年表”的方式, 将日本、中国及其与国际环境相对应的150余年的关系史, 进行了记述, 再次展现了日中相互依存、对立的关系, 并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近百年日中关系史的主流是“对立”[21]。

   2007年11月, 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在东京大学召开了一次国际共同研究会议, 其主题是“清末中华民国初期的日中关系史——协调与对立的时代1840—1931年”;会后于2009年出版的论文集, 标题改为《探索中的近代日中关系——对话与競存的时代》。该书之所以把鸦片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以前近代中日关系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加以研究, 乃是在承认近代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之基础上, 探索近代中日关系在对立中对话、从而形成“競存”关系、乃至于影响至今的复杂多面相。[22]

   受其影响, 在日本笹川和平财团日中友好基金的资助下, 2001年开始启动“日中青年历史学术会议”项目, 有一系列的研讨和论集出版, 2013年出版了《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150年》的文集, 表达了其对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近150年日中关系的“对立与共存”主题的认识。[23]

   与对于近代中日关系的上述总论相关, 1990年代以来, 日本学界关于日中战争史的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 也开始突破此前传统研究上的“侵略与抵抗”“支配与从属”的二分法。[24]

   综上所述, 自1990年代至今的20多年间, 中日两国史学界关注与讨论的近代中日关系史, 在总体认识上, 其共通之处是都承认了对立、对抗关系乃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 以及在一定阶段 (主要是甲午—抗日战争的半个世纪) 中日关系所呈现的侵略与反侵略 (或加害与被害) 的历史主题;其分歧点主要是在较长时段 (近百年)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 是否还同时存在着交流、合作乃至于依存、競存的相互关系的历史, 以及如何认识这个史实的问题。中日史学界的上述研究特点, 在2006—2009年间开展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于2014年出版的报告书中, 均得到了集中的体现。[25]也因此, 笔者以为, 对于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的主题之认识, 仍有其学术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二、由平等到不平等:从《修好条规》到《马关条约》

  

   19世纪中叶, 中日几乎同时步入“近代”;两国并分别以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两国的近代外交关系, 也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展开。

1870年7月, 日本政府按照“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26], 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赴华交涉。他9月27日到达天津后转呈的日本外务省致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书信中称:“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 共通有无;况邻近如贵国, 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唯有商船往来, 未尝修交际之礼, 不亦一大阙典也乎?”[27]日本隐瞒了对朝鲜的交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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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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