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我的几次人生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3 次 更新时间:2020-06-28 19:13:05

何祚庥  

   何祚庥: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原籍安徽望江,祖籍江苏扬州,1927 年生于上海,194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现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导师。

   1  做人、做事、做学问

   很高兴给大家讲讲“做人、做事、做学问”。听说,在我之前也有很多其他专家学者讲过这个题目。不过,像这样的题目多讲,重复讲,肯定不会错。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又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 见《左传废骞 4 年》) 。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要对社会有贡献的话,首先要立德,也就是做人,其次立功,也就是做事,又其次立言,或者说做学问,就是写些文章和书留传给后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做人,再次是做事,最后是做学问。

   对于我来讲,是搞理论物理研究的,也就是做学问。不过,做学问的同时,也要讲究一个人尽可能地多做一点事情,而且也要研究一下怎么做人。虽然是以做学问为主,但起码做人还是需要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做人。

   2  怎样“做人”?

   我以为最为重要的是认清时代,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向,做时代的积极的推进者。下面说一些我在年青时候怎样在前辈的教导下,逐步走向时代的前列。

   我出身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祖上曾经做过官僚。江苏省扬州市有一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何园”,就是我曾祖父修建的园林。后来家道中落,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心想通过个人奋斗,亦即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重振“家”业。

   我在解放前念的中学,是上海的一个著名的中学,南洋模范中学。中学时代,我是“死读书” 的好学生,学习很用功,对数理化尤为钟爱,成绩也较好。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方面学习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老师也常常偷偷给我们灌输抵抗日本侵略的思想,如学习“最后的一课”,用不着联系实际,大家都懂得为什么要学习这一课文。上海沦陷了,被日本人统治了,但是老师们个个都是坚持抗日的。日本人进了上海以后,大肆宣扬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还有什么“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一堆谎话,呼吁进行 “大东亚”战争,亦即灌输“侵略有理”的思想,但老师们都是抵制的。汪精卫政权推行奴化教育,要大家学日文,我们那时候也同教师一起学日文。那时教日文的老师说,学英文是需要的,学日文也是需要的。现在的话,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可那时候不行,因为“谁去用功学日文,谁就是汉奸”。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学习都是很用功的,上课都很守纪律,就是到了学日文课的时候,大家就故意闹。后来教日文的老师也体会到学生们的反抗情绪,就放手不管!于是我们年年学日文,年年从字母学起,至今也没有学会日文字母。在课堂上,我们的老师常会给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消息,爱国思想就是靠这样渗透的。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当时,汪精卫是大汉奸,手下第二大汉奸是陈公博。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博也被枪毙了。陈公博当上上海市市长后,想要送他儿子到南洋模范中学(当时认为是最好的学校)学习。于是,他儿子来了。那时,南洋模范中学招生考试都考过了,上课也已上了一个月,突然新来一个同学,这很特殊的,因为南洋模范中学都是凭考试进去的。现在突然来了一位未经考试的同学,大家都特别关注,一打听,是陈公博的儿子。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老师也找他谈话,说我们这里的谈话你不好回去瞎说的。这样训他,吓得他说,我不过问政治,我无所谓。本来我们大家还都不知道他是大汉奸的儿子,老师这么一讲,我们全都知道他是大汉奸的儿子,就没人理睬他,这是非常自发的行为,不需要教师做工作,同学们就自动地不和他往来。他在南洋模范中学念了二三个月,实在是被孤立得没有味道了,就自已跑了。所以,尽管在我们朴素的心态当中,那时候对国家大事了解得比较少,但是对民族大义,从老师到学生都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我的家族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比我大6 岁的堂兄何祚熙突然提出要离家从军,参加抗战。我的伯祖父因孙子年龄太小,不同意他去。我的堂兄说,我年纪小,读的书不多,爷爷读的书比我多得多。但是我多少也还懂得一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现在国家、民族到了存亡危急之秋,我们青年人怎能袖手旁观,不尽责任?我的伯祖父最终拗不过这些大道理,放他参军去了!后来成为我的家族中第一位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主修化学(不是物理,后来才去念物理的)。那时,蒋介石来了。当时,蒋委员长威望极高,认为是抗战胜利的英雄。蒋委员长第一次到上海,的确是十万人夹道欢迎,都是自发的。因为,沦陷区的老百姓都认为抗战胜利是蒋介石抗战有功。但是,没隔多久,两种意见出现了,分歧出现了。本来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结果抗战结束后,不肯建国,要打内战,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那时,还流行一个谜语:抗战胜利——打一中国古代名人。这个谜语很有意思,争议很大,结论不一。一种回答是:屈原。因为抗战胜利是原子弹投掷的结果,日本屈服于原子弹的压力。第二种回答是:苏武。认为原子弹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联红军摧毁了日本约 150 万人的关东军。可是抗日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如果把胜利归结为美国的或归结为苏联的功劳,总不太好。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回答:华雄,“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华雄。但立刻又有人反对,理由是中国人里有的是抗战的,有的是不抗战的,不能简单地说是华雄。于是立刻就有人回答说:蒋干。因为蒋介石能干。但此论一出,立刻就遭到人们反对,因为抗战时期的蒋委员长逃到峨嵋山,实在数不出有什么功劳!于是又有人说抗日胜利应该是老百姓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应该叫“共工”。有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1931 年,毛泽东主席赋词说,“不周山下红旗乱”。毛主席认为共工氏是古代的英雄。所以有人提出答案应是共工。可这样一来,有人又反对说,这有为共产党作宣传的嫌疑!因为“共工”既可解释是老百姓共同的功劳,也可解释为共产党的功劳!总之,这个谜语出来以后,议论纷纷。本来,这个谜语是从重庆讨论起来的,然后传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后,上海的老百姓说,都不对,应该叫白胜,《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回目里的“白日鼠”白胜。也就是说抗战虽然胜利了,可胜利的果实老百姓没有享受到,抗日战争是白白地胜利了。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做人是跟时代有很大关系的。你对你所处的时代怎么看,你是不是跟上你所处的时代的步伐。中国的社会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你是给少数人干活,替少数人卖命,还是坚决地跟广大人民站在一边?这是做人应该搞清楚的最基本的道理。

   当时,我们曾激烈地争论:抗日胜利后,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应向何处去?抗战胜利后,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要打内战。我们都反对内战,因为一打内战,教育经费没了,我们生活也困难了。虽然反对,但内战还是在打。那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为此,我们进行了一场大讨论。那时,我住在上海交大宿舍里,十八个人一间的屋子,九张床排得密密麻麻的。那时电力紧张,九点半就要熄灯,年青学生九点半熄灯根本睡不着觉,可灯熄了,什么事也做不成,往床上一躺,就开始发表各种政治“高见”,自动进行政治学习。没有谁来组织。有人发表意见说,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美国汽车横冲直撞,把谁撞伤了等等,一说到这样一件事情,马上就会有人表示赞成或反对。所以,我们寝室十八个人,天天晚上都开辩论会。辩论的主题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是共产党爱国爱民,还是国民党爱国爱民。这个讨论激烈地进行了一年。一年争论下来,最后大家共同认识到: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资本家,共产党才代表着广大工农群众,中国只有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道路,才是可行的。这是我们作学生的时候,大辩论的结果。

中国应该走革命的道路,于是就有个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我”该怎么办?我们在校的同学该怎么办?我们是上海交大化学系的学生,化学系有个传统的崇拜对象——居里夫人。发现镭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居里夫人传》,是居里夫人小女儿写的,翻译成中文,我们化学系的同学人手一册。书里说居里夫人年轻时有两个梦想,一个梦想是献身科学,还有一个梦想是解放波兰。波兰是被几个国家分割的,所以波兰的爱国人士都想恢复波兰,献身祖国。《居里夫人传》里说,居里夫人读书时,矛盾于两者之间,又愿意参加献身于祖国的活动,为解放波兰服务,又喜欢科学。最后大家都知道,居里夫人选择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后来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件事,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既然认识到中国应该走革命的道路,那么“我”应该是献身科学呢,还是献身革命?这引发了我们宿舍里的第二场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一致认为走革命的道路,而不是献身科学。因为,当时中国太落后了,不像现在讲科教兴国,那时候讲科教兴国简直就是空话。我们毕业以后,要找个工作也很困难。我其实很喜欢物理,而且物理成绩要比化学好。为什么会选择念化学呢?很坦率地说,就是因为学化学容易找工作,而物理是找不到工作的。物理系毕业出来后,那时就只能教中学。不只我出来找不到工作,就连杨振宁,现在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他在西南联大毕业后,一时不能出国,也只能在中学里教教书,也就是教高中物理,如果是我就更困难了。当然,杨振宁在中学里教书有一个“副产品”,他后来结婚的对象是杨振宁教中学时他的学生,是杜聿铭将军的女儿。为什么居里夫人能够成为居里夫人?我们又一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仍然记得,住在我下铺的一个同学怪声怪气地说:“居里夫人之所以成为居里夫人,是因为有居里先生,没有居里先生,就没有居里夫人”。“我们这些男孩子上哪里去找一位居里先生”?居里夫人之所以能够留在法国继续做科学研究,说穿了,就是因为她嫁了居里先生。居里先生要比居里夫人大十五六岁,是学术地位很高的一位著名教授。居里夫人,你们看看照片就知道,是第一等的漂亮姑娘,科学研究能力又不错,所以居里教授就喜欢她了。如果不是嫁给居里先生,估计居里夫人在献身科学这件事上,即使有所成功,对社会也有贡献,但成功的几率可能极小。对我们来讲,当时若不走革命的道路,愿意走献身科学的道路,惟一的出路就是想法子留学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也不见得能成功,只能打打杂。嘴里说为人民服务,说要走革命的道路,实际上对人民不会有很大的贡献。其中,也有极少数人献身科学取得了很大成绩,像杨振宁,李政道教授就是最有贡献的两位。但李政道就曾再三亲口跟我说,他对中国的革命、中国建设没有什么贡献,少宣传宣传他。所以,一个有志于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即使在学校里念书,但还是应该走革命的道路。问题是,这样的革命道路应该怎么走?现在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可在 1947 年,谁知道共产党会取胜呢?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国民党的军队是四百多万,而共产党的军队只有一百多万,虽然共产党打了一些胜仗,国民党打了一些败仗,可要把四百万的军队,全都吃掉,估计不大可能。所以,我们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南北朝。国共两党或者以黄河分界或是以淮河分界,也许按长江分界。但那时我们根本不敢想是按长江分界,而是想要以黄河分界或是以淮河分界。总之,不论怎么分界,北平、天津总是在共产党区域内的。我喜欢共产党,一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平招生,就急急忙忙从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改变影响是很大的,第一是我改行学物理了,没有这个改变,我就不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了;第二,到清华的第二天,就有一位我在中学时代的同学,介绍我在清华参加了地下青年团(当时的名称是民主青年同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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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生命科学 第16卷 第4期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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