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惊涛 赵缔:民法典物权编“绿色化”困境与实现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20-06-28 06: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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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惊涛   赵缔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条作为“绿色原则”不应只是一种宣示性条款,应转化为物权编的具体规则,成为民事主体行使物权的行为规范。但是,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具体规则尚未体现“绿色原则”的要求,无法实现对私人环境利益的保护。基于物权制度保护私人财产的主要功能,绿色原则在民法典物权编应以环境利益的私益化和生态价值的经济化为前提条件,对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予以“绿色化”。基于我国自然资源物权的公法性质,绿色原则对民法典物权编的“绿色化”还应与侵权责任编、合同编相协调,同时与公法制度相衔接。

  

   关键词:民法典物权编;绿色原则;自然资源物权;环境利益;环境役权;环境容量使用权

  

   作者简介:赵惊涛,1964年生,吉林榆树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哲学、环境保护与经济法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横向国家部委委托项目等多项课题,编著《环境法新论》等5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民法典物权编“绿色化”困境与实现思路》(2020年第6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其第一章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该条款被称为“绿色原则”。《民法典》引入绿色原则后,还应在各个分编中通过具体的规范展开,即绿色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不应被虚置,应该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则。这也意味着环境权不应仅仅是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权,而应具有私权属性,环境利益也应作为民事主体的私人利益予以私法保护。由此,我国的物权制度不仅要体现对民事主体私人财产的保护,更要体现对私人环境利益的保护,即实现“绿色化”的物权制度,以积极回应绿色原则。

  

   从表述方式和内容上看,绿色原则主张民事主体要节约自然资源,以限制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为民事主体设定了义务。但从《民法典》中的物权制度来看,国家享有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而民事主体只享有由自然资源所有权分离出来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海域使用权等,这几种自然资源使用权都是基于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设立的用益物权。由此,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出现就会构成对民事主体用益物权的限制,影响民事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这也就意味着,绿色原则在转化为民法典物权编的具体规则时存在困境。

  

   如果要在物权编中将绿色原则落地为具体的法律规则,避免该原则成为“空中楼阁”,就需要衡平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即避免对私人财产权造成过度限制。由此,本文认为要解决这一困境应遵循以下思路:首先,在学理上,绿色原则虽然为民事主体设定了环境义务,目的却是为了保障私益性质的环境利益。由于环境利益的内容还涉及公共利益,而公益性质的环境利益不应通过私法来保护。其次,要在实践中重视运用立法技术。物权制度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绿色化会在社会公众中产生普遍影响,所以应避免对民法典物权编进行“革命”式修订。最后,要确定绿色化物权制度的实现路径,并形成具体的制度规范,作好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

  

   二、民法典物权编“绿色化”困境的表现

  

   (一)我国自然资源物权的公法属性与私法原则融合困境

  

   针对自然资源物权化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我国学界存在三种理论,即用益物权模式、占有权模式和准物权模式。然而,这三种模式都分别存在不足。第一,用益物权模式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利用和非消耗性利用之间的差异。第二,占有权模式突破了“一物一权”原则,在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基础上设立占有权,实行“一物二权”并不合适。第三,准物权模式的逻辑是从公共利益角度限制公众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自由,这就使得自然资源物权具有了公法限制私权利的内容,而这不是完全私法意义上的物权。在《民法典》第二编中,自然资源物权制度延续了用益物权模式,不仅存在以土地资源为基础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而且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也被纳入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中,从而明确了这些自然资源物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基于此,我国的自然资源物权具有公法属性,并不是完全的私权,由此也就产生了以下问题。

  

   第一,对于消耗性利用的自然资源,采用用益物权模式设定自然资源物权存在法理上的矛盾。权利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利用是一种“使用+处分”自然资源的行为,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数量或质量减少,即造成物权客体消灭的结果。而“处分”权能只能是所有权的权能,并非用益物权的权能,权利人如果仅仅获得用益物权便不能进行消耗性利用行为,因为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人是国家,权利人需要获得由国家转让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以煤炭资源为例,这类资源经获得采矿权的权利人开采后,经过加工出售给消费者,由消费者实施最后的消耗性利用行为。由此来看,消费者最终获得的是煤炭资源的所有权,那么之前的物权流转环节也应是所有权的流转,而非用益物权的流转。权利人消耗性利用自然资源就是同时实施了使用与处分行为,由于两种行为无法区分,如果权利人不能获得“处分”权能,也就不能实施“使用”权能。目前虽然自然资源物权权利人的私权受到国家所有权的限制,但权利人实际上获得的是消耗性利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具有处分自由,那么,如何去设定所有权人的义务以实现绿色原则的要求便是现实难题。

  

   第二,自然资源物权权利人需要负担公法上的义务,受到公法限制,这使自然资源物权具有“准物权”的特征。以土地这种非消耗性利用的自然资源为例,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人受到《土地管理法》中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制,由行政机关决定土地的开发强度和使用用途,权利人实施的开发利用行为和申请用途变更也需要行政机关批准。除此之外,《海域使用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涉及自然资源使用管理的法律规范中都有公法限制的内容,涉及自然资源物权的设立、转让、存续等多个方面。这就意味着,我国的自然资源物权是带有准物权特征的用益物权。而绿色原则所规定的是民法上的义务,在自然资源物权权利人需要承担大量公法义务的基础上,如何将民法义务转化为具体的物权制度规范存在困难。

  

   (二)绿色原则对自然资源物权的私权性质弱化困境

  

   民法典编纂奉行的是权利本位,物权制度的构建也需要围绕民事主体的权利展开,而不能偏离权利本位的要求。所以,构建的物权制度也应以保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为核心。如果物权制度引入绿色原则,则为民事主体设定了义务,即民事主体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有限度的使用。

  

   物权是一种对有体物的绝对支配权,我国民法体系上的物权有三个构成要素,即绝对性、支配性和有体物。物权的支配性体现在,物权是将某特定的物归属于特定的民事主体,该民事主体被授予对物进行支配的权利。物权的绝对性体现在,该民事主体享有的对物支配的权利应得到他人尊重,并且可以排除其他人的干涉。通过分析物权的构成要素可以发现,民事主体成为物权人后,其权利的行使不应受到他人干涉,应由权利人的意志决定。民事主体如果成为自然资源物权的权利人,就意味着可以对自然资源自由支配,在不侵害其他法律主体权益的情况下,按自己的意志决定自然资源的使用,体现自然资源物权保护民事主体财产权利的功能。而绿色原则作为一种义务,却影响了民事主体自由行使自然资源物权,表现为对民事主体私权的弱化,由此在物权制度中落地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存在困难。

  

   (三)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物权保护困境

  

   绿色原则虽然规定的是民事主体的义务,但是权利与义务具有一致性,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所以相应地,绿色原则规定的民事义务也应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环境利益,即保护对民事主体有益的自然资源生态价值。民法上设立物权的核心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的私人财产利益,即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在绿色原则引入民法体系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协调问题便不再是环境法学所专属的研究内容,更是民法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物权制度的绿色化,意味着自然资源物权不仅仅保护民事主体的经济利益,还要保护环境利益,即实现自然资源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融合。然而,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冲突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直存在,自然资源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难以协调性,也造成了私权性质的环境权与物权之间的冲突。

  

   因此,运用“财产化”模式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存在实施困境。我国用益物权模式下的自然资源物权体系有助于解决由排他性产权缺失造成自然资源被过度使用的“公地悲剧”问题。作为公共物品的自然资源被“私有财产”化,激发了民事主体保护私有财产的能动性,进而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这一理论逻辑的出发点在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可以计量,并可以被广泛的民事主体所认可。但是事实上,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却是难以计量的,并且生态价值的受益者具有广泛性,采用排他性产权的模式存在立法困境。以森林资源为例,无论是林地使用者获得的对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开采出的林木资源,都可以通过货币计价,依据资产评估明确具体的经济价值,但是森林资源与其生长的土地具有整体性,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生态价值的受益者是广泛的社会公众,无法明确到特定的民事主体,而水土质量和空气质量这类生态价值更难以经济价值计量,所以物权制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三、民法典物权编“绿色化”的实现前提

  

   (一)环境利益的私益化

  

   在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环境权正式得到国际承认,并且在1973年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其人权性质也被加以肯定。自环境权提出后,对其性质的认定学界一直争议不断,主要有人权说、财产权说、人格权说和人类权说四种,吕忠梅教授认为环境权应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其核心是生存权。学界对于环境权的具体内容也存在不同观点,如陈泉生认为环境权既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等生态性权利,也包括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性权利。而吕忠梅教授则认为环境权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而日照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属于环境使用权的范畴。通过这些争议可以发现,日照权、通风权、清洁空气权这些环境权的子权利,所保护的环境利益具有社会公共性,不是个人利益。因此,人权性质的环境权具有社会权属性,即代表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不应通过私法手段予以保护。

  

而绿色化的物权制度只适用于对私益性质的环境利益进行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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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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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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