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娜 杨威:毛泽东与新中国早期的海洋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20-06-27 1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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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   杨威  

   作者简介:杨娜,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省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杨威,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毛泽东/海洋战略/新中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

  

   内容提要:国家安全向来是各国的核心利益。新中国早期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先后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影响,先后三次调整国家海洋战略,即“一边倒”时期强调“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两面出击”时期的海防回缩与海洋探索;联美遏苏时期的“近海防御”战略。国际环境、国家利益、国防布局三者的关系及其对国家海洋战略的影响,是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演进逻辑。这为新时期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89);海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HNSK(YB)17-86)

  

  

  

   就本质而言,国家利益问题的核心是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受国家生存与发展需求的驱动,早在新航路开辟伊始,西方各国便通过发展航海技术主动寻求和维系其海上强权,以获取国家发展之所需。19至20世纪之交,基于海洋霸权对近代欧洲国家兴衰的巨大影响,海洋在各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趋突出,鼓吹“谁征服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的海权论在西方世界逐渐兴起,以海洋为依托的地缘政治理论形成,“海洋国家”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洋战略意识形态化,并逐渐发展成现代大国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新中国自成立始就处在海洋被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积极调整新中国的海洋战略,历经70年的海洋实践,发展至今已成长为具有广泛海洋利益的世界大国。回溯历史,探究新中国早期的海洋战略以及毛泽东的海洋战略构想,有益于认识新中国海洋战略的整体演进及其背后的逻辑,有益于把握当前中国的海洋战略,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工作。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家利益层次性的分析框架,分析冷战背景下,中美苏三国各自基于国家利益考虑所开展的利益博弈,海洋在这一利益博弈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新中国在海洋战略上的积极应对,尤其对毛泽东经略海洋的战略思想与实践进行初步探讨,并着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新中国早期海洋战略背后的演进逻辑。

  

   一、威胁从海上来:“一边倒”政策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海洋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海洋的得失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明进步的走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生存和发展。自晚明以来,中国河运发展迅速,相对于海运更高的安全系数以及低廉的成本使得国内民众更加青睐内河运输,致使海上运输逐渐走向没落。加之朝廷又错误地断定来自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攻击与“倭患起于市舶”是威胁国家安全利益的两大重要因素,闭关锁国政策逐渐成为明清两朝的主要国策。国家、民众对于海洋、海权重要性的认知日益淡薄,海洋问题被矮化为海防问题,忽视了海洋对国家利益的重要影响。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所埋下的国家安全隐患,海防的全面失守使中国陷入了一场深重的国家利益危机之中。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结束了百年来国家被侵略、利益被分割的历史,但国家仍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能继续维护其在华利益,一直谋划对新中国国家利益上下其手。一是提前布局海上封锁,遏制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美国便插手中国海防,指使蒋介石集团宣布军事封锁中国大陆一切海港,企图通过控制海防以封锁解放区,阻挠新中国的成立。据1949年7、8、9三个月的不完全统计,由于国民党对航道的封锁,来解放区的外籍商船因途中受阻返回者达12次,遭较大劫掠6次,受害船只达30余艘。[1]153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就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一个‘邪恶的’非法的政权”,“美国决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与此相反,美国必须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权垮台”。[2]1491949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3]114,将中国列入了“巴黎统筹委员会”①的管制国之列,实施经济封锁。二是诱发朝鲜半岛矛盾,制造战争。战后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对欧洲的控制,中国并非美国国家利益在亚洲的关注点,所以美国最初不但对台湾采取“放弃”政策,指出“台湾与韩国不在美军西太平洋的遏制防线之内”,还认为“占领朝鲜使最终征服日本变得更为容易,亚洲真正值得竞争的目标是日本,不是朝鲜甚至不是中国”[4]460。但朝鲜战争的爆发让美国迅速调整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由于认定朝鲜战争是苏联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为避免苏联“将把亚洲一块块地吃掉”,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美国将“制止”“这次对朝鲜的无理攻击”[5]394,以“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并威胁到该地区履行合法而必要活动的美国部队”为由,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命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并进行定期巡航[6]89-90,迅速将朝鲜半岛内战扩大成国际性的局部战争,同时将战火延伸到中国边境,使新中国面临着来自海上与陆上的双重安全威胁。三是实施海上军事包围与封锁。1950年10月17日,美国与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同菲律宾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同年9月又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于1953年和1954年分别与韩国和龟缩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美韩安全保障条约》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月形的军事包围圈,以实现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与封锁。

  

   同时,美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远东的利益,避免其他国家“加入斯大林主义集团”,“改变世界力量的均势,使之不利于美国”[3]53,要在亚洲一切可能的地方遏制共产主义的影响。新中国无疑被美国列为首要的遏制目标。囿于美苏争霸的事实以及苏联作为军事强国在亚欧大陆的影响力,故以东南沿海的海洋为屏障对新生的中国政权采取海上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直接攻击新中国最薄弱的海防,无疑是美国遏制新中国的一个最佳选择。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封锁禁运以及中国通商的船只被劫持,仅1950-1953年,新中国即遭受了5700万美元以上的损失。这对于同期国民收入仅426亿-709亿元人民币的新中国来说,影响是很大的。[7]265

  

   对于新中国将要面临的国家利益挑战,毛泽东有充分估计。他深知海洋是中国国防的薄弱点,这可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上海、广州以及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布防上可见一斑。“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8]340,“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8]35,“要继续完成东、西海防工事,能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登陆和进攻”[8]348,“美国仍占领我们的台湾,沿海及边沿经常需要防敌袭扰”[8]321。同时,他还预计海防将是新中国利益受威胁首当其冲的一环。1949年1月,他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并预计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即“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和“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9]25他要求人民解放军要“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工事”[8]335,“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8]4。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让新中国政府意识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觊觎,如何使“我们的国防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10]345,是毛泽东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亟待解决的国家利益问题。

  

   首先,毛泽东对新中国国家利益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他认为新中国自成立始便处于美苏两极格局之中,艰难的国际环境,使国家安全利益成为新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在国力羸弱的情况下,新中国所能寻求的帮助只能来自苏联,因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1]1475。“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12]242其次,毛泽东深知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并能非常巧妙地处理好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明确将国家安全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如针对抗美援朝问题,他的态度是“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13]376。第三,毛泽东明确将陆防尤其是军事合作作为中苏友好的重要内容。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强调“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而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14]76。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这是中国一个‘惊人的胜利’”。此举不但解决了新中国来自北方的可能威胁,而且解决了来自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可能的军事威胁。第四,毛泽东提出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他认为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充要条件,不但可以“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可以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而且可以“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15]314,因此,我国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即使在1950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将苏联给予的“总数共为三万万美元”[14]79贷款中的一半用于海军的建设,推动了新中国早期海军的发展。此外,毛泽东还加快了对沿海岛屿的收复工作。在金门海战失利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解放海南岛的工作,不但强调“进攻海南岛应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为原则”,“避免仓猝蛮撞造成过失”[8]66;而且要求“大力做好解放海南的准备工作”,划定海南解放时间表,“争取于(1950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8]73;同时,还部署“海南岛及沿海诸岛占领后的处置方法”[9]80,做好码头、机场、仓库、工事等设施的看管与接管工作。

  

总之,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外交战略,符合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该战略使新中国不但成功地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实现了中苏军事同盟合作。这些举措既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争取了一个相对安全与稳定的国际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巩固了北方大陆的安定,保证了新中国可以无忧地应对来自海上的国家利益挑战。应该说,虽然此时期新中国的海洋战略更多是一种基于国家安全利益上的被动回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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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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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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