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研究者仍认为“新派”的反家族主张较为“进步”，但“资政院的覆议权被跳过，清季的宪法秩序受到破坏”，这是“有悖程序正义”的。而法治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程序正义吗？结合笔者的上述分析，这种“不择手段的进步”究竟是不是进步，就更可疑了。

　　 显然，杨度所谓的陷正并非当时民间立-陷派期望的英国式虚君陷正，而是日本式的“实君陷正”，甚至是秦始皇式的绝对君权，所谓立-陷云云，杨度倒也不是不想搞，但那只是用来反“封建”，而不是反砖制的。

　　 杨度反“礼教”，说礼教“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之人权无有也”，所以他要“破此家族制度”，“采个人为单位，以为权利义务的主体”。他频频讲“个人”、以“个人主义”与他要宏扬的“国家主义”相表里。但实际上他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不是使之成为陷正国家的自由公民，只是使之成为皇上的“忠臣”；让他们脱离虽不自由、一般还是温情脉脉的亲缘小共同体，只是为了那个“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大共同体。在“国君如家长，全国之民皆为其家人而直接管理之”状态下，能有自主的个人吗？秦制的残暴无道不都因此吗？

　　 杨度关于消除“孝子”以造就“忠臣”之说，与韩非推广“君之直臣，父之暴子”有何不同？杨度关于百姓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尽孝不知尽忠的说法更与韩非对所谓“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以为孝”的抱怨如出一辙。

　　 其实，“秦制”就是针对这一套的。“法理派”说中国的传统是“天子治官，官治家长，家长治家人”，其实“周制”可能是这样，“百代都行秦政制”以后就不是了。暴秦推行“分异令”，汉武实行“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北魏“废宗主立三长”，直到清乾隆年间在广东江西等家族盛行地区搞“毁祠追谱”，历代征收口算、丁庸、力差、丁银，朝廷管制到每一个人，“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实际上在秦以后的现实中，建基于亲情和责任、作为人伦之常的父母地位固然没有被冷酷秦制所摧毁，无论中西在前近代小共同体内的不平等也都是存在的。但在皇权独尊的秦制下，制度化的父权其实非常有限，“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只是极度夸张之说，现实中不仅不近情理也罕见其例，而且绝不合法。但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则非但完全合法，而且经常发生。

　　 尤其在法家政治典型期，恃上宠而悖伦、事权贵而忽亲，“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皆见怪不怪。所谓“家长治家人”而朝廷不能问，岂是秦制的常态？

　　 劳乃宣说秦制使百姓不爱国，就是指人民对暴政的不满，不是说砖治国家无管制。明末大儒黄宗羲就以“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来谴责君主砖治，而杨度却似乎觉得“天下子女”离散得还不够，皇上对他们的“直接管理”还要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