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和而不同与全球多元文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20-06-24 16: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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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体与多元:全球化过程中的悖论

   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化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变迁历程,是源于经济领域而逐步扩散到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过程。从西方学者的视角看,“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制度的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易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和领土来界定。”

   当人们将全球化置于文明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全球化是文明或文化的全球性整合,于是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既有文化的冲突,也有文化的融合,蕴含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情形。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去年在京所作的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中,曾谈到其中的三个重要影响:第一个是“自18世纪以来作为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治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力的下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商业全球化,因此,作为传统的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逐渐失势”;“全球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带来了许多新型的、建设性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以及新的团体”;第三个影响是对人自身的影响,他援引W·本杰明的话说,“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这些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感性,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全球化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概括一点地讲,这三个影响分别对应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

   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矛盾的课题:“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上世纪90 年代初,已有人提出“世界经济一体化”概念。接着,又有人据此提出“文化一体化”。那么,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文化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所谓经济一体化,实际是一种世界经济的趋同发展。

   那么这种趋同发展会不会导致文化一体化呢?不会。因为从总体上讲,经济和文化处于不同的社会领域。经济处于物质社会关系领域,文化主要处于上层建筑领域。二者之间,只有经济法规属于制度文化,相互重叠,但制度文化还包括政治、思想、社会、伦理、宗教等等多方面的法规和规范;即使经济法规全部随着经济关系“一体化”了,不同文化之间制度文化的个性也不会消失。而最富有个性的精神文化领域以及技术文化上的技术风格等,又都不受影响。

   所以,哪怕完全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也不会导致文化一体化。换句话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始终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自然属性。经济一体化促进了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化保证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与这一趋势密切相关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目前主要呈现一系列相反相成的双向运动,如全球性和本土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多元化、多极化与单极化、单一化与多样化、一体化与分裂化、集中化与非集中化、国际化与本土化、同质化与异质化、趋同与趋异、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等。这一系列的张力,有力地揭示了全球化的悖论。总之,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全球化的这种内在矛盾却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匪夷所思,它都是合理的,是一个合理的悖论。

   这种悖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和由此反弹而起的东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用于东方社会时的一种自然表达,其本质上体现了西方的观点或立场,是由西方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这个文化的概念结构所规定的。

   在18世纪中后期西欧思想家那里就以欧洲的文明、进步与东方的落后、停滞、没有发展而表现出来。19世纪,西方社会更把这种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西方白人是人类的优等公民与代表,世界精神的体现者,东方各国没有发展,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并且成为白人的负担。进入20世纪,世界各地纷纷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民族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并且大都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学术语言,使用理性、科学、自由、民主、进步、逻辑与整体性等西方概念说话。

   西方中心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认为西方文明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这种对西方价值的肯定同时是对西方以外的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否定得以实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论;二是把西方价值绝对化继而以代表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的面目出现的,是一种僭妄的一元论。凡是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它的最极端、粗劣,也令人反感的形式是种族优越论。它的最温和的、使人觉察不到的,也“科学化”、概念化的形式是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文化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制度装置、价值观念、生活取向具有普遍意义。

   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它的成功,更强化着这种普通性的意识。美国还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理念在对待其它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文明时采取“西方文明普世主义”的态度,如亨廷顿说: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当然,亨廷顿也意识到了这种“西方文明普世主义”所遇到的问题:“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

   针对西方中心主义,有人提出了东方中心主义。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中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是东方文明的世纪。因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而20世纪无疑是美国人的世纪。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学者季羡林,他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国外,澳大利亚著名学者李瑞智和另一位学者黎华伦合写了《儒学的复兴》一书,指出:“在过去几百年独一无二地激励北亚各国的神话和圣哲,在19和20世纪面对西方对其正确的挑战之后,正在复兴起来,这种复兴——也许就是儒学的复兴——表明,它可能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引导世界走向21世纪。”“未来‘地球村’的许多准则则由儒教思想来规范,而非儒教思想难以有所作为。”

   另外,“西方价值普遍性的思维定式也影响了当代试图重构东西方文化格局的某些人的论说策略,极端的“亚洲价值”论的奉行者(如马哈蒂尔)和保守的新儒家都在积极推行一种整体的置换术,用东方的普遍性来代替西方的普遍性。在他们看来,未来的世界仍将在普遍价值的轨道上滑行。”狄百端揭示这一悖论的最新表达形式说:“西方以其文化的与政治的多元主义接受了东亚传统的某些方面,而现代的东亚几乎是带着一种复仇心理经历了工业化和商业化,之后却在控制污染的斗争中落后了。于是在这方面,东方与西方的会合和交融就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即现代的东亚可能需要赶上在西方所体现出来的某些东方最好的传统。”

   由于这种悖论,不同国家、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观察的不同视点和角度,人们对文化的全球化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彻底变革论(全球主义论)与怀疑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开放主义与拒斥主义,等等。实质上,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一体之两面。两个极端的趋向都是不可取的、危险的。为了防止两极的弊端,超越两极的局限,化解矛盾,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和而不同,只能走中和之道。

   二、和而不同:中华文明的和合会通精神

   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曾经有过两次著名的和同之辨,通过区分“和”与“同”,推崇“和”而贬损“同”。一次是周太史史伯与郑桓公对话时提出的。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说明“和”就如五行中的土与金木水火相杂而成百物,必须以非己的“他”为基础,与众多或单一的“他”构成一种多样统一的关系,才能达到“和”。可见,“和”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同”则是相同事物的简单相加,它不可能产生新质。

   第二次是齐国晏婴在与齐景公的对话中提出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此。”这是晏婴以“味”与“声”为例,与史伯思路一致,但谈的更深入。“和”是多种因素的复杂调和与有机调节,而“同”则是一味和单调,是不可取的。

   孔子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的思想。一般认为,仁、礼、中庸为孔子思想的基本范畴,为了实现仁、 礼、中庸就得求诸“和”。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以礼释仁,认为仁的最终实现要通过“克己复礼”,即改造人性,使之合于礼的规范,这就是归于仁了。这里不明言“和”,实际上“归仁焉”就是使社会处于和谐美好的理想状态。

   孔子在其它思想层面还贯注了“和而不同”的观念。如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要注意“和而不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群而不党”(《论语·为政》), “周而不比”( 《论语·卫灵公》),“泰而不骄”( 《论语·子路》)。

   在政治上也主张“和而不同”。他的主导思想是:“为政以德”,但又主张恩威并施,德刑兼备,宽猛相济,认为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和”。又如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他既承认夏夷之文化差距,认为诸夏文明高于狄夷,又注意对少数民族平等相待,也能发现他的长处,提倡进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和睦。总之,孔子的“和同之辨”在先秦是集大成性质的。

   《中庸》继承孔子的思想,吸收了道家的理论维成果,把“中和”推到本体论的层次加以发挥。《中庸》首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可以看出,“中”是天下的本根,“和”是天下的归宿,达到中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目的。

在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共出现了众多的文明形态,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有的中衰,有的消亡,有的裂变,有的被征服而变异,至今只有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的,没有中断、没有灭亡、没有转移的最具有持久性的文明,并且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为什么众多的古代文明唯独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中外学者曾经为这个历史之谜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我们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浸透了“和而不同”的和合会通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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