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礼 姜宝莲: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及其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20-06-23 23: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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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礼   姜宝莲  

   作者简介:王宗礼(1963- ),男,甘肃金昌人,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近年来,西方式民主在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困境意味着它正在从“民主神坛”上跌落下来,也表明西方式民主仅仅是适应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制度安排,并不具有普适性。对西方国家而言,西方式民主虽然出现了现实困境,但其本身也处在不断调适之中,仍然有较强的适应性。要认清西方式民主的片面性、虚伪性和不彻底性,绝不照抄照搬西方式民主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关 键 词:西方式民主/国家治理能力弱化/选举机制失灵/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Western democracy/weakening of governance capacity/failure of the election mechanism/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西方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是以代议制为根本制度架构,以普选制、议会制、政党制为基本支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资产阶级民主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却夸大了西方式民主的价值和功能,以至于“冷战”结束以后,福山便宣称“人类历史终结”,西方式自由民主制自此登上“民主神坛”。如今,自诩为民主标杆的西方式民主却陷入了多重困境,无论是在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抑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西方式民主正在从“民主神坛”跌落下来。分析和研究这一现象,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

   苏联解体以后,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普遍认为,西方式民主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已经为整个人类展示了一条普适性的政治发展道路。但正当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陶醉于自己的一厢情愿之中时,西方式民主却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奉行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遭遇了困境。“拉里·戴蒙德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5年间,民主制度在27个国家失灵,当代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成熟民主国家已变得愈发功能失调。”[1]经济学人2016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出“全球民主进入了令人焦虑的时代。”[2]实际上,西方式民主遭遇的困境并不是暂时的功能性失调,它是整个西方式民主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国家治理能力弱化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陷入一种整体性危机,而他们在应对危机时普遍反应较迟缓,措施乏力,这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式民主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弱化的问题。正如福山所提出:美国政府的问题在于“相对于国家能力,美国有太多的法律和‘民主’。”[3]429尽管西方式民主国家内部情况各有差异,但却普遍存在国家治理能力弱化的现象,这些现象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从而验证了西方式民主所具有的内生性缺陷。

   经济发展总体乏力,经济复苏迟缓。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且存在增长不均衡、不充分等问题,因此,全球经济展望令人担忧,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导致这些问题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发达经济体近十年(2008年到2018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远远低于30年(1980年到2007年)平均GDP增长率,且未来总体的增长仍会低于以往水平。”[4]

   民主政治乱象频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内部,政治右翼化和民粹主义已经给整个国家造成严重困扰。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事件已经表明这些国家的民粹化趋势明显。经济危机导致疑欧情绪一直弥漫在英国上空,经济问题催生了民众对当局政府的不满,进而演化为政治分裂,最终导致英国“脱欧”事件的发生,整个事件过程彰显了政府的无能和民主的无力。

   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目前,愤怒、仇恨、不安、焦虑等各种情绪困扰着整个西方社会,一些民众通过暴力袭击、恐怖事件等形式宣泄这些情绪,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从伦敦骚乱、挪威爆炸枪击事件到法国“黄背心”运动,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占领华尔街”到“民主之春”,这些事件充分证明民众的愤懑情绪已经到了接近失控的程度,民众对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受到了极大的侵蚀,最终导致社会撕裂的风险不断加大。

   (二)不平等状况加剧

   西方式代议制民主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代议制民主设计的初衷也是希望政治上的竞争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权利平等的真正实现,依赖于公民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处境,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公民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而当下,有大量数据佐证欧美国家经济社会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

   收入分配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在1979年,上层0.1%群体的平均收入(包括资本收益)‘只是’底层90%群体的平均收入的50多倍,但到了2010年,这一比率却变成了164倍”,从实际税后家庭收入角度分析,1979-2007年间,美国“底层90%收入者的所得仅仅相当于上层0.1%群体所得的1/4。”[5]265-267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早已将穷人和中产阶级抛在身后,美国财富与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并且最富有的人总是享有极大的收入控制权。[6]244-247当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不仅局限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差距悬殊的现象。

   在财富占有方面:以“向贫困宣战”为主题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0/2001)》中显示:“市场化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这一增长并没有能够惠及穷人,这一改革的成就被大打折扣。”[7]1-2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在财富分配方面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2007年美国“上层1%人群控制了大约35%的财富。”[5]265与社会上层1%攫取和控制着大量国家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群体生活的艰难。斯蒂格利茨分析大量数据后得出结论:美国的贫困差距达到了37%,西班牙达到40%,墨西哥达到38.5%,韩国达到36、6%。[5]15

   由此可见,欧美国家正在扩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会极大地削弱公民真正平等行使权利的能力,使得权利平等徒有形式而乏内容。同时,经济与社会不平等问题历来是社会危机的根源,更是政治冲突的核心。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如果不采取措施,“2053年的美国与2013年的美国相比将是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5]17而西方资本逻辑的野蛮生长,使得西方国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

   (三)选举机制失灵

   自熊彼特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诞生以来,民主便逐步被简化为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并进一步化约为选举民主。选举民主意味着只有经由全面普选产生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才有助于实现诸多良好治理目标。然而,伴随西方式民主运行失常的事实,学术界对西方选举机制进行反思性研究表明,这种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从选民的角度分析,处于理性无知和理性偏见状态的选民,很难选出足够多的贤能治理者。布伦南近期研究成果显示,对于追求自利的选民来说,保持一种无知和充满偏见的状态是完全符合他们的理性的,而要期望这样的选民选出称职的代表显然是不现实的。[8]同时,世界各国的平均投票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美国合格公民投票率之低更是扬名海外。2004年美国政治学会特别报告显示,只有一半的人参与了总统选举;且参与总统选举的选民甚至也越来越来自占据最有利地位的美国人。[6]251在西方式代议制民主下,投票是大多数公民参与政治和行使权利的主要形式,当大多数人尤其低收入者游离在选举机制之外,他们无法确保自己各项权利的真正实现。

   从代表的角度分析,西方选举机制很难保证能够选出充分回应人民利益诉求、对人民负责的代表。“代表不能代表民意,成为代议民主挥之不去的困境。”[9]如在英国“脱欧”问题上,70%的国会议员支持留欧,但是,在最终的全民公投当中,却有51.9%的公民主张脱欧,只有48.1%的公民主张留欧。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下,选民选出代表就是为了代表民意,当代表已不能代表民意时,他们存在的意义何在?更为严重的是,因选民缺乏对代表的有效监督,利益集团会乘机俘获政治。有学者指出,代表与民主联姻并不稳定,代议制民主已经成为“人民自治的替代”[6]83。

   从行政决策的角度分析,西方选举机制难以保证政治精英们会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置于决策首位。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西方式民主,越来越异化为精英政治。选民希望所选代表或领袖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诉求,而在政治实践中,这些政治精英们往往把民主打造成了他们私人利益的战场,资产阶级用代议制民主取代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却也为精英们构造了天堂。

   (四)西方式民主制度输出失败

   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输出由来已久,主要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强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为其后盾,以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为标准左右他国政治发展进程,力图在全球推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行为。而整个过程无视非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独特境遇,却盲目高呼西方式民主制度具有“普世光环”,其结果必然导致南橘北枳,事实也证明西方式民主制在中东、中亚、非洲和大部分拉美国家明显水土不服,甚至成为当今世界的乱源。如在非洲和很多南美国家出现的“无效民主”,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等沦为“失败国家”,通过策动“颜色革命”而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等。以墨西哥为例,曾以每年6%—7%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瞩目的“墨西哥奇迹”,到1980年跻身到中度发达国家之中。而眼下,墨西哥却与“暴力政治”“毒品猖獗”相连,使得墨西哥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便是墨西哥政府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性循环。罗伯特·D·卡普特猛烈地抨击美国在冷战后对外输出的民主,用繁荣而独裁的新加坡与哥伦比亚、卢旺达及南非等血腥的民主国家相比,认为美国把民主输出到根本不会成功的地方。[10]340

   当今国际祈盼和平与发展,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输出行径,已成为引起国际局部动荡的祸根之一,甚至会阻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众多事实证明,具有普世光环的“好制度”并没有那么美好。

  

   二、资本逻辑与民主本质的异化

   事实上,对民主的质疑和批判几乎和民主制的历史一样古老。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曾对雅典由平民直接统治的直接民主制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制度违反了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理念,造成城邦秩序和个人灵魂秩序的混乱。即便是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方国家一路凯歌行进之时,对西方式民主的质疑和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从形形色色对西方式民主的批判和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往的各种批判都是针对民主本身的结构和制度设计的,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了民主背后的经济基础,揭示了西方式民主的阶级本质,认清了西方式民主对民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国家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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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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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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