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晚清民族主义形成的中间环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 次 更新时间:2020-06-23 2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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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本文并不直接讨论晚清民族主义及其形成之后在不同时期的形态,而是侧重考察从天下观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过程中,万国观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兴起及其思想史意义,这是以往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被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判断传统天下观解体时间的困难

  

   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时,必然要涉及传统的天下观是在什么时候解体的。学术界大多倾向于把这个时间定为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既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出现在甲午后,那么,甲午前盛行的应是传统的天下观。但这一定位并不能解释1860-1895年间清廷的外交思想。郭廷以早就指出,自同治中兴起,清廷朝野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通过关键词统计分析亦发现了这一点。例如1860年后,使用“夷”这个词的频度急骤减少;“各国”一词不仅是传教士使用,也是士大夫对外国的称呼;而“列强”一词则要到1895年以后才出现。术语的变化,表明了观念的改变。当中国开始自强运动时,外交政策已不是传统华夷之辨所能概括的了。 一般说来,传统天下观具有开放和封闭两种行为模式。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相当强大时,华夏中心主义可以是对外开放的。唐朝鼎盛时,不仅有数十万外国商人在中国居住,还允许外国人入朝做官。而当中国政治经济力量衰落时,华夏中心主义就会趋向闭关,严于防范以夷变夏。无论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华夏中心主义,外夷只是教化、防范或武装征服的对象;中国对藩属国内部事务并不特别关心,即外夷不是必须认知的对像。十八世纪末,清廷尚把英国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视为夷的态度和行为,就是十分典型的案例。 到自强运动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极大改变,士大夫不仅出版阅读大量介绍西方各国史地的新书,而且清廷也开始接受国际法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无论是1880年代越南问题引起的中法战争,还是1894年因朝鲜问题引起的甲午战争,特别是袁世凯驻兵朝鲜、甚至左右其内部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虽然,李鸿章一再代表清廷宣布朝鲜的内政与外交均听由自主,中国既不干涉、亦不负责,似乎承认朝鲜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在行动上,中国却积极干预周边国家事务,甚至不惜和外国开战。这种干预,有点类似于近代国际关系中宗主国对属国(vassal state)之控制,和传统天下观明显拉开了距离。 正因为18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已不能用传统天下观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全球化冲击下1839年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西方现代国际秩序和中国主导下东亚的另一种国际秩序的冲突;而《天津条约》的签订,则意味着中国加入西方国际社会(family of nation)。根据这种观点,1860年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已经解体,但由于中华帝国尚没有出现民族国家观念,这立即引起另外一个问题:这一时期取代传统天下观的又是什么呢?换言之,在判别天下观解体时间上,我们实际上碰到一个根本的历史分期问题:究竟中国的近现代始于1840年还是1895年? 从社会结构内部转型看,1895年说更符合事实。张灏指出,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始于1895年。但若从对外关系来说,1840年说似乎亦有道理。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如何认识及处理国际秩序的角度,对1860-1895年这三十五年间的中国进行定位,才能了解甲午战争爆发的重要思想原因,并进而解释为何甲午战败会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兴起的转折点,由此疏理出晚清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 本文依据“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数据库(1830-1930)”,考察“万国”、“民族”、“天下”、“国家”、“世界”等一系列表达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相关的关键词的使用、传播及其意义变化的过程,试图揭示隐藏在这些变化背后的思想史内涵。

  

   二、“家国同构”和华夏中心主义

  

   尽管有关传统天下观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结合本文论题,我们仍需要简单讨论一下为什么传统天下观中没有民族国家的地位。为此,有必要分析中文里“天下”和“国家”对应的两个重要观念。“天下”一词在中文文献中使用很早。周代将周天子统治的范围称为天下,在孔孟时代它就有道德秩序的含义。当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天下”和“国家”两个词几乎同时成为state的指称。至今,中国人仍把state称为“国家”,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妥;但在西方语境,把作为私领域的“家”和“国”联用来表达state,是不可思议的。 在语言学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文化对state的独特定义。这就是儒学把“国”看作“家”的同构放大,从而使得“国”和“家”一样,成为儒家伦理的载体。历史上“国”与“家” 这两个字组成“国家”之过程,是和家国同构体同步形成的。春秋战国时代周室衰落,真正代表中国传统社会state的大一统王朝起源于诸侯之封国。周代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大夫的食邑称为“家”。到战国时期,“国”和大夫食邑“家”的概念差别不大,甚至可以融合为一,都可以用来指涉statebk。由于“家”作为大夫的食邑本来就有私人领域的含义,生活于一门之内的人被称为“家”,国和家的融合意味着“家”的意义发生两个方向的变化:第一,“家”由原来的大夫的食邑转化为对宗族和家庭的指称;第二,“家”与“国”的连用,意味着国家是整合所有家族之政治组织,可用于指称统一的政治实体。正是在秦汉之际,“国家”就直接取代周代的“天下”,成为最高政治实体的名称。由此可见,用“国家”指涉state和以主张家国同构的儒家意识形态成为大一统王朝正当性根据是同步发生的。换言之,本来宗族(家)是儒家家庭伦理的载体,儒学利用忠孝同构,将一个个宗族整合起来,建立大一统帝国,从此“国”亦变成儒家伦理的实现。我们需要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国家观念有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它与西方国家观念有极大差别。早在中世纪,西方国家观念就与立法权紧密相联,国家可以用主权拥有者来定义,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就是在把国家等同于主权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文里,“主权”一词的意义是指皇帝的权力,而皇权之所以可以代表国家,是因为它处于伦常等级的顶端。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是一道德共同体,主权是道德共同体之首行使的最高权力。

  

   第二,家国同构体是一没有固定边界、甚至亦无确定民族为依托的集合。“国”是以皇帝家族为政治核心,行政是中央集权政府,其末梢为县,而“家”(宗族)是最广泛的社会基层组织基本单元。这种家国同构建立的国家,没有固定的边界,只要某一地区接受儒家伦理,宗族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乡间的绅士就能将其和遥远的皇权联系起来,纳入统一文官政府的治理,其统治范围可大可小。这样一来,凡任何实现儒家伦理的地域、民族,都可以纳入这一家国同构的道德共同体。由于代表天道的儒家道德伦理是普世的,人种、语言等区别就并不具有本质意义,外夷只要学习儒家道德文化,亦能纳入这一没有边界的共同体,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这就使得儒学所主张的社会组织蓝图具有世界主义倾向。但是,这种天下观又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中国是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礼仪之邦,处于道德的最高等级,是人类社会中心;外国根据道德水平高低,分成夷和藩,处在天朝帝国周围,它们是接受教化的对象。一般说来,判定各国道德上高下,取决于它们接受儒家道德教化的开化程度。 在这幅图画中,世界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而不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集合,我们称为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的天下观。必须注意,这种观念是普适的,包括中国和其他各国都可以被视为实现儒家道德秩序的政治单元,这就是世界被称为“天下”的原因。在中国传统社会,“天下”和“国家”都是常用词,意义也相类似。至于“国家”和“天下”的差别,顾炎武在明清之际所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讲得十分清楚:“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也就是,亡国是指某一姓之朝廷的灭亡,而亡天下则是指道德秩序也荡然无存;“天下”较虚化,指道德秩序本身。 既然天下观的重心在于是否实现儒家伦理,这也就成为传统华夷之辨的基础。因为,外夷是因道德水平低下而有别于华夏,它们也就只能是中央王朝的教化、防范和征服对象。在这种天下观主导下,对夷狄的认知及干预夷狄内部事务,都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当儒生的治国平天下道德实践在现实中遇到重大挫折,面临亡国亡天下危机时,为了增强自身事功能力的需要,儒生就必须去了解天下各地情况,学习各方面的知识。这时,对夷狄的认识就会被纳入天下观的视野,导致传统天下观的变异。 众所周知,明王朝的覆没曾极大地冲击儒家伦理,如顾炎武把清兵入关称之为亡天下。我们曾指出,明末清初儒生因道德秩序的天崩地裂,意识到程朱理学的严重缺陷,出现重构儒学的尝试;而对程朱理学的反思,蕴育了中国近代传统,经世致用思潮就是中国近代传统的重要组成。因清王朝仍用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经世致用和中国近代传统长期被压抑,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受到不可抗拒的西方文明冲击,特别是镇压太平天国大动乱中,经世致用和中国近代传统才重新凸显出来。我们认为,1860年以后士大夫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之所以和传统天下观不同,正是源于经世致用和中国近代传统对天下观的改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名臣林则徐在〈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中尚这样说:“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其中“天下”一词的用法,说中国大皇帝居高临下的“抚绥中外,一视同仁”,传统华夏中心主义心态表露无遗。短短十几年后,当儒臣经世致用的目标从对付内部动乱转向抵抗西方冲击时,立即造成了传统天下观的转化。也就是说,可以把1850年代太平天国之乱视为促使传统天下观向新国际秩序理解的转折点。

  

   三、经世致用和与国际接轨:万国观的出现

  

如果我们把魏源1840年代写《海国图志》视为经世致用对传统天下观改造的开始,那么,1864年清廷总理衙门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根据1857年版译出的《万国公法》刊印下达各级政府,以便他们可根据国际法处理世界事务,则标志着天下观已发生重大变异。《万国公法》原为惠顿(HenryWheaton)的国际法名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1836年出版后轰动一时,立即译成各种文字并不断再版。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被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意味着当时以西欧为中心的全球民族国家新秩序已经开始形成;而它被中国官方译为中文刊行,则象征着中国开始将全球化中的世界纳入儒学视野。一项对清季外交史料中所涉及事件的统计表明,1870年代除了涉及与外国签订条约外,较多涉及的是教案、古巴劳工交涉,而到1880年代除中法战争外,开始频频提及中国周边的国家事务,如西方朝鲜交涉、日本朝鲜通商、日阻球贡并灭之,以及普法战争、土俄战争。这说明外国事务已成为关注对象。在洋务运动时期大臣奏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臣除了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处理国际事务根据外,《万国公法》也成为中国官员处理国际关系时经常引用的文献。 为什么可以把自强运动时期清廷和儒臣对国际法和外国知识的重视,归为经世致用和中国近代传统对天下观的改造呢?检验普遍观念变化最好的证据,是术语的变化。根据数据库统计,1830-1895年间“民族”一词使用极为罕见,一共只有四次,除了一次指中国众多民族外,其余三次皆指外国。“民族”一词不常用,反映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尚未出现。同期“天下”一词则使用了1,794次,平均每年28次;“国家”出现1,378次,平均每年22次;这是华夏中心主义没有解体的证据。这一时期,最值得重视的是,1860年后,“天下”、“国家”常常和另一个词联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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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于《二十一世纪》(2006年4月第94期),转自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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