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自省:中华人文精神的时代品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 次 更新时间:2020-06-23 00: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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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大流行。对中国来讲,目前本土新增病例较少,主要是以输入型为主,但我们依然要保持高度警醒。中国用两个月时间把疫情控制在8万病例的水平,非常不容易,但这是举全国之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还未结束,后新冠疫情时代接踵而至。病毒在世界扩散,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及其界限何在?有什么需要总结、反省与深思的呢?

  

   中华人文精神中的“自省”品格

   在抗击疫情等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时期,我们愈发看到中华人文精神的思想力量。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文精神中的“自省”品格,对于我们约束自身、遵守规则、团结抗疫、反思总结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儒家思想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代表之一,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人要常常反省自我,强调修养个人的身心。这对于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心灵安顿是有积极作用的。每个人在精神上都可能有各种问题,需要调适、引导。儒家思想中居静、守仁、行义、主敬等各种修养方式都可以利用转化,为人类自身精神修养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传统儒家主张先修身、齐家,进而才能治国、平天下。各类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福祉,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当国家治理、社会生产、科技进步等人类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追求人类共同幸福时,儒家思想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者、社会生产者和科技工作者素质的积极作用就凸显出来。社会只有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下,才能走向进步。儒家思想可以为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丰富的资源。比如孔子最重要的理念“仁”,讲人要有同情心、有慈悲心、有爱心,要对人对物有真切的关怀与爱护。以科学技术为例,如果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具有博爱的心胸,那么科技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类长久幸福凭借的一种手段,这样科技才是服务于人类的,而不是放任自流,甚至戕害人本身的。

   自省是儒家修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对中华文化精神有自觉的把握,才能深入地体察到中华文化精神的自省品格。费孝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认为,现代人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一百多年来,对儒学的批判有许多是非理性的、感情用事的、浅层次或直线性的。要讨论21世纪的中国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及社会发展问题, 不能不澄清对儒学的误解与非难,不能不对儒学有起码的体认,不能不借鉴、开发儒家文化的资源。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以平和的心态与古代圣贤、智者作平等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

   张岱年先生多次发表文章与演讲指出:“人们总是说,国民性中有劣根性,诚然如此,是否也有良根性呢,假如中华民族只有劣根性,那中华民族就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资格了,这就等于否定自己民族存在的价值。一个延续了5000余年的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今天我们处在更大的文化交流的时代,因此一定要保持人文的自省,深入开展文明的对话。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消化、吸收不同的宗教、文化,如果没有文化的自觉、不了解自家文化,我们如何进行文明对话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而尊重其他文明传统,这样才有益于自身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对话。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思

   中华人文精神让我们不断省思人在世界中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学就是生命的学问,其精髓是做人的道理,并将这些道理身体力行,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儒学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之学。也就是说,儒者的修养,主要是依靠自我觉悟、自我挺立,进而提升自己、成就自己,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儒家文化强调自省、慎独等人格修养方式,千年来被证明是提升个人修养、思想觉悟的有益方式。中华人文精神这种自省的品格不仅使得个人的修养得以提升,而且也使得人类共同体去不断省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人畜共患的疾病,如疯牛病、口蹄疫、猴天花,以及SARS、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其宿主多数被认为来自动物。这些疫病的扩散也与环境受破坏、全球变暖及人与动物距离太近等因素息息相关。人类无节制地开发、索取、占有、破坏大自然,已引起灾难性后果。这并非良性的“文明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异军突起,使得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更加严重。高科技的后果是:土地和水资源被污染,引发淡水危机,生物多样性被破坏,造成生态环境恶化,而这些又与人的疾病息息相关。人们没有保护好生态环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害——传染病。那种只顾自身与当代的享受,忽视子孙后代的利益、忽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忽视各方面的平衡发展的做法,是一种错误的发展观,现今为止已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质疑。无知与贪婪带来可怕的后果。生态恶化,地球万物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人类要善待我们的朋友,拯救我们共同的家园。

   首先,中华文化精神的反省品格不仅体现为个人修养的省思,也体现了对于人和天地、自然关系的省思。这种反思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这种动态的反省体现为:深受中华文化精神和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思想家们,几千年来一直不断追问和省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种省思的结果也建构了中国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看法。比如,中国文化中关于人与天地自然万物和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从没有孤立隔绝的看法,不把天、地、人、物看作是外在于我的。中国古人有着对天、天地精神的信仰及对天命的敬畏,相信人与天在精神上的契合,由此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之内在价值,油然而生出博大的同情心,进而洞见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博施济众、仁民爱物之仁心;道家强调自然与人是有机的生命统一体,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赞美天籁齐物之宽容;佛家普度众生、悲悯天下之情怀,都是这种精神的结晶。传统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也是如此,即不承认有所谓绝对独立客观的自然,人与自然即相不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到七十多年前,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们的哲学教科书才特别强调自然的客观独立性。实际上按中国文化传统,离开人的自然,或离开自然的人,都无意义。注意,这不是讲不存在,不否定自然及其规律,而是说不能离开人讲天(天地),反之亦然。

   其次,中华人文精神让我们重新省思人应该如何合理地利用科技。从中华人文精神的视角看,第一,我们要警醒人类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求对人性完善的损害,在借助科学技术对自然资源的取用时,力求做到有理有节。因此我们必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重建生命伦理,从天人合一的高度去思考,应当善待其他的类的存在,回到中国传统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第二,我们要反思“人是目的”这个命题,该命题仍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人应珍视动植物乃至天地万物,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都是目的。科技发展应有限度,高科技应受到制约,应当受制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应是制约的总纲。第三,我们要利用好自然科学,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服务。要言之,人文与科技的关系复杂,应调动人文理性、道德价值来批评、监督高科技的冲动与发展。科技界有职业道德、科技伦理,受人之底线和人类基本伦理的制约。除了道德审查,更应有国际国内各种严格的法律的制约。中国的科学家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与做人原则,用科学的方法做事,以圣贤的榜样去做人。

  

   从个人的自省到对文明的自觉: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须从传统儒学中提取具有开放性的价值理念作为思想资源,以儒学等为代表的中华人文精神才能在当代焕发生机,更切中当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儒家思想中的自省、自反、慎独等思想,正是这种开放性、跨越时代的价值理念。不仅前现代社会的个人修养、社会道德的培育需要自省的精神,现代社会仍然需要这种精神。但这种开放性的价值理念一定是植根于更为深厚的文明和文化之中的,对自省内涵的深度把握,离不开对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自觉与自信,从个人修养、行为的自省,到对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自觉,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我们迫切的任务是要有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建立起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理性地去思考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现代性的问题。

   在高科技、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现代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生命而非抽象的人的生活意义何在?现代性的利弊俱在。我们应当用其利、去其弊,利用现代社会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新条件来丰富我们的人性,养育我们的人性,使人更加成其为人,使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得以发展,做到真、善、美的统一,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肯定“思要出位”,就是老百姓的思考、思想,也可以越出其地位,为国家治理,为社会自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后新冠疫情时代”即将到来,“全球化”仍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化,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与全球化再平衡。与此同时,我们应重新思索和重视中华人文精神中的反省品格,这对省思与批判全球化与现代性带来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也将十分有益。古代哲人对人与自然的不断省思使他们坚定“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信仰,主张敬畏天道,尊重生命,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些思想都凝聚成中华文化精神,启示我们要善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消解自我中心,警惕文化自大主义的死灰复燃。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已经使得世界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大冲击,其脆弱性已现端倪。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我们需要发挥中华人文精神中的自省意识,全面推进经济、政治与社会的相应改革。中国的发展,因机缘、机遇,又有飞跃的可能。但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重视自身的短板,尤其应当重视提升国民的人文素养,发挥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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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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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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