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论道德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4 次 更新时间:2020-06-14 2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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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社会和正义的人,绝不会听任它频频上演。于是如何摆脱道德困境的袭扰,就成为一个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摆脱道德困境的路径有两条,其一是通过积极改造外部条件而消减引发道德困境的各种因素;其二是通过提高人们处理道德困境的能力以使之会从中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去“因”方能免“果”。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道德困境的形成,是由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需求多元和利益多元属于内在因素或主体方面的因素,而规则多元和某些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的出现,则属于外在因素或选择主体之外的因素。由于人的需求多元和利益多元是根本没有办法改变或避免的状况,而且它们的存在通常也不会直接导致各种具体道德困境的发生,是故预防道德困境出现的努力,就只能从规则多元和引发道德困境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这三个外部因素入手。

   外部因素中,虽然规则多元的状况也无法彻底改变,因为道德与制度这两种规则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偏废的管理工具,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主流与非主流的道德规范系统的同时存在又是不可避免的,还有由不同伦理学理论主张的不同道德原则及道德准则的同时存在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尽量减少规则与规则的冲突还是可以做的工作。具体说来,及时发现、修改制度与社会主流道德规范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取消或修改“给病人动手术必须有家属签字同意”的法规以避免“李云丽困境”的继续发生,就不是什么难事。此外,在任何一个具体的道德规范系统内部消除规范与规范间的自相矛盾现象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对于“激流勇进”与“激流勇退”这两个完全相反的道德规范,通过或者去掉其一,或者做出二者是分别适用于两种不同情境之规范的解释,就可从规则方面为人们减少一些让人陷入道德困境的可能。

   对外部因素中的自然因素方面也有可为之处。经验表明,可能引发自然灾难中类似“保大家还是保小家”、“救人还是保己”之类道德困境的自然因素有两大类,即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诸如飓风、暴雨、山洪、冰雹、地震、海啸、泥石流、火山爆发等天灾。因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与提高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水平,就成为从自然因素方面减少道德困境发生率的主要举措。生态环境的恶化其实是由人对自然的滥用造成的,所以通过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做法就能达到改善自然的效果。至于天灾,尽管人类还无法控制,甚至也不能做到完全准确预测,但预防还是可以做的,而且做与不做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比如差不多震级的强地震在日本、智利等国所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就远远低于我国的汶川大地震。何故?就是人家的预防措施好,各种建筑都是按抗强地震的标准建造的。

   人为或社会方面,可能引发道德困境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

   一是各种意外事故。如老农不慎落入粪池,就给人们留下了张华该不该去冒险施救的“张华困境”,还有大楼突发火灾、大巴忽然方向失灵滚下深谷之类也会让人面临类似困境;

   二是不当作为。如“奥列斯特困境”就是由于其母杀死其丈夫的不当作为所造成,又如新闻领域的隐性采访困境的出现,也多是因为有人在秘密地从事不法行为所引发;

   三是恶势力作祟。如“苏菲困境”、“文天祥困境”和“萨特学生困境”均属此列;

   四是制度不合理或缺位。如“医院困境”、“指标困境”、“警察困境”、“瑞恩困境”等等都是由其导致。其中,“医院困境”是指我国医院在是否要无条件抢救危急病人方面往往左右为难,若抢救可能会因事后收不回医疗费而亏本,若不抢救又有违医院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可是这样的困境为什么在许多国家都不存在?还不是因为它们有全民免费医保的制度安排。“指标困境”是指某些单位给其成员下达了与赏罚挂钩的不切实际的工作指标,致使其成员不得不在是弄虚作假以保工资收入,还是诚实做人挨批受罚之间苦苦挣扎;“警察困境”是指前些年许多地方政府既不给公安局足够的经费,又要求它维护好一方平安,结果一些公安局只好明知不对也到处乱罚款,以此来凑办案经费。“瑞恩困境”是由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展示的:该不该派遣8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冒生命危险深入战区,为一个已经为反法西斯战争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母亲召回其最后一个儿子瑞恩?这个困境其实就是由制度的缺位造成的。显然,如果美国政府事先就有每个家庭都不能让所有的子女同时参军的规定或制度安排,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瑞恩困境”发生。

   对以上四种引发道德困境的社会因素,可以肯定地说,社会只要愿意做一些相应的努力,都能有所改观。

   在生产生活领域,对于危及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各种类型的意外事故,虽然难以做到完全避免,但通过增添安全设施、增加安全监检和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还是可以大大降低意外事故的发生率的。

   对于不当作为和恶势力作祟,同样有办法大大降低其发生率。细言之,加强道德教育以提高人们的道德实践水平,配置相应的社会赏罚机制以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是用于减少人们不当作为的基本方法;铲除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加大及时打击的力度,则是用于消除或减少坏人坏事的基本方法。

   对于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道德困境,则可以对症下药,通过改革与完善相关制度而彻底予以消除。

   其实,合理的制度不仅能避免由不合理的制度导致的道德困境,而且也有利于避免或消减其他所有类型的道德困境。这是因为,天灾危害的或大或小与生态环境的好坏,主要取决于预防天灾和对待自然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意外事故的或多或少,与生产生活安全制度的是否合理有主要关系;不当作为与恶势力的或多或少,与社会赏罚机制的是否合理有效有主要关系。所以,一个社会对合理制度的构建,乃是在整体上消减引发道德困境之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最为有效和最为基本的方法。

   尽管通过改造外部条件,可以逐渐消减所有类型的道德困境,并消除那些由不合理的制度直接造成的道德困境,但这种改造即使再成功,最终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消除所有道德困境,特别是那些在诸如学习与玩耍、工作与亲情、事业与家庭之间难以兼顾的需求困境,主要是与个人时间的有限有关,因而即便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也难以完全避免,并且每个人在其一生中,也都会无一例外地遇到。又如公平与效率、平等与自由等关系问题,也是每个社会在任何时代都会面临的两难选择。既然如此,这就需要每个选择者都要提高自己应对道德困境的能力,掌握正确的走出道德困境的方法。

   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旨是如何明智地从不可兼得的善或非此即彼的善中选出最当选之善,这样做不仅可以使选择者在善善冲突中减少善的损失,而且也可以让他减轻心理方面的不安或痛苦。

   显然可以确定,最当选之善,首先应该是不可兼得之善中的等级相对高的善。据此,应对道德困境的基本方法就应当被确定为“终极价值等级排序法”。它是指,选择者要预先确立最值得追求的终极价值即至善,然后以是否有利于终极价值的实现为标准确定其他的善,并按这些善与终极价值的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行等级排序。其中,相距至善越近、关系越直接的善排序越前,等级越高,反之则越后、越低。此后,当道德困境出现时,发现不可兼得之善中的哪一个善在价值等级排序中地位最高,距至善最近,与至善关系最直接,就是该道德困境中的最当选之善。比如一个人一旦如马克思那样将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发挥自己的潜能天赋确定为至善,那他就很容易知道,在学习与玩耍、工作与亲情、事业与家庭等道德困境中,学习、工作、事业才是距至善更近的善,值得优先选择。

   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简单。如果经检视,发现道德困境中的各个不可兼得之善在价值等级排序中或处于同一等级没有等级差异,或难以确定等级无法进行价值排序,比如在以社会发展为至善的前提下,如果出现效率和公正不可得兼的困境,就不好区分二者排序的高低,那么,就还需要遵循中国古人所说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利弊权衡原则,进而分辨各不可兼得之善在价值量上的大小,并以其中价值量相对最大的为首选。

   利弊权衡原则说起来简单用起来难,由于权衡利弊的具体操作方法一直未获阐明,千百年来该原则总是给人以空泛之感。

   那么,我们究竟能不能为此找到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或方法呢?

   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提出的著名的“快乐估算法”,⑧对此很有借鉴意义。尽管他罗列的七个指标是用来计算快乐的,但若把他的“快乐”换为“最大善”或“最佳选项”,并对该方法再略加改造,就可获得权衡利弊大小的一些具体计算指标或“最佳选项计算法”。

   其一为强烈度指标。它是指从需求的角度对不同选项进行比较权衡,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优先的选择应有助于满足我们的最强烈的需求;

   其二为确定性指标。它是指从预期后果的确定性角度对不同选项进行比较权衡,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优先的选择,应是能够较确定地带来预期善后果而不是可能带来预期善后果的那个选项;

   其三为持久性指标。它是指从预期后果的持久性角度对不同选项进行比较权衡,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优先选择所带来的预期善后果,应当是较为持久的而不是暂时性的。

   其四为远近性指标。它是指从预期善后果到来的快慢角度对不同选项进行比较权衡,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优先的选择应当较快地带来预期的善后果。

   其五为纯洁度指标。它是从选项存在的弊端或负作用的角度不同各选项进行比较权衡,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优先的选择,应当是较少弊端或较少负作用的选项。

   其六为繁殖性指标。它是指从选项的连带效果进行权衡比较,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优先的选择,应当还有助于其他善的实现,或应当有助于那些暂时被舍弃的善在将来的挽回。

   其七为广延性指标。它是指从预期后果的影响面对不同选项进行比较权衡,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优先的选择所预期的善后果,应当对较大范围的人群有利。

   除了以上七个指标之外,应该再加上一个指标,即稀缺性指标:它是指从机会的角度对不同选项进行比较权衡,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优先的选择,应当是机会稀缺或机会难得的选项,尤其应当是以后不会再有机会出现的选项。

   有了这八个权衡利弊的具体计算指标,对不可兼得之善的选择就容易操作了。为简化问题,且以两个不可兼得之善的选择来说明,这就是:用以上八个指标分别对A、B两个不可兼得之善的选项进行权衡,如果由此所得的八种具体结论都是一致的,比如都是应该选A,那最终的总结论也就是选A;如果所得八种具体结论是不一样的,即有的具体结论是选A,有的具体结论是选B——其实实际中绝大多数道德困境基本上都会是这种情况——那么一般说来,其中哪个选项拥有更多的具体结论的支持,它就是最终的选项。如共有五个具体结论支持的选项,就强于共有三个具体结论支持的选项。

   为使这样的推论更进一步量化或精确化,我们还可以考虑将每个指标用数值2加以量化,并规定:按一个指标权衡占优的选项得2分,另一个选项得0分,若用该指标评价A、B两选项的优势不分上下,则A、B选项都各得1分;然后通过列表的方式用八个指标分别对A、B选项进行逐一的权衡和打分,最后看哪个选项的总得分最多,即为道德困境中的“最佳选项”。由于上面所说的“最佳选项计算法”共有8个权衡指标,每个指标各含2个分值,总分值就是16。由此可知在有A、B两个选项的道德困境中,“最佳选项”就是其最后得分超过总分值一半,即超过8分的那个选项。相反 ,低于8分的选项就不是最佳选项。

   总之,只要按照上述全部方法对待道德困境,就既能大幅度地减少道德困境,也能在无法避免的道德困境中做出最佳选择。

  

   注释:

   ① 曹刚:《道德困境中的规范性难题》,《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4期。

   ② 王习胜:《关于道德悖论属性的思考—从逻辑的观点看》,《安徽师范人学学报(人文社会利学版)》2007年第5期。

   ③ 卢风:《道德选择、道德困境与“道德悖论”》,《哲学动态》2009年第9期。

   ④ 李彬:《走出道德困境—社会转型下的道德建设研究》,伦理学专业博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胡娟:《从自我观看现代性道德困境及其解决路径》,《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⑤ 参见[美]A·麦金太尔:《道德困境》,夏伟民译,《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⑥《孟子·告子上》。

   ⑦ 转引自[美]A·麦金太尔:《道德困境》,夏伟民译,《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⑧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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