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对CENET问题的回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3 次 更新时间:2006-12-13 01: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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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 (进入专栏)  

  yongan

  尊敬的文教授,您好!您的文章读后很有收获。以下是我的问题。

  据我的调查,在北方的农村地区,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呼声不高,能否请您说明:

  1.土地私有化是否缺乏主体——农户的自发要求?

  答:对于农地私有是否有农民的自发要求作基础的问题,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由于允许不断调整和重分土地,迎合了农民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所以,农民中会有不同的声音,是自然的。人口份额在村中上升的农户,总是多数,不然以农业人口占多数的中国人口,扣除死亡后,就不会呈继续增长的态势。只要能够通过重分土地或调整土地无偿得到土地,大部分农民不会到土地租赁市场上去通过交地租获得土地,况且土地租赁市场极为不规范,极无保障。佃农随时可以丧失从租赁市场上租来的土地。特别是土地已经调整过几次的地方,在调整中失去土地的农户更是希望在将来的土地调整中因自己家庭人口的变化而得到补偿,否则就觉得吃了亏。所以,希望通过重分土地,无偿获得别人的土地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有相当数量。这也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无法避免的结果。另外,打算利用土地的开发来发财的村干部,肯定也会反对土地的私有。一私有,就无法混水摸鱼了。

  每件事物都有利有弊,问题是如何权衡。俗话说,两害相较取其轻。土地私有的一些弊病比起目前的土地制度来要轻得多。可是,1950年代后,用政权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将这种制度妖魔化了,似乎每个地主都是黄世仁,每个农民都是杨白老。这就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即使有限的私有化都遇到强大的阻力。例如,1960年代将中国从大饥荒中挽救出来的包产到户,很快在四清运动和10年文革中,通过反复宣传阶级斗争和复辟的危险将其妖魔化。由于这种被妖魔化的原因,记得1970年代末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的农民出于生存的挣扎,悄悄重新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不少富裕地区的农村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模仿意愿,反而传出不少反对的声音。另外,当温州企业家探索私有化道路的时候,苏南地区反而针锋相对地推出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模式,并借助意识形态的优势竭力向全国推销这种模式。但试验的结果如何呢?苏南的乡镇企业最后不都搞不下去了吗?最后不都通过改制实行私有化了吗?

  现在的问题不是有人要强迫农民实行私有,而是不允许任何农民有携带土地退出集体,重新单干的自由。本来,集体化应该是自愿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当年的集体化是怎么一回事。最近,《经济观察报》上周其仁教授介绍杜润生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文章,便指出当年合作化的非自愿性,值得年轻人一读。不准任何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实际上是违反集体化的自愿原则的。既然集体化是自愿的,就应该还给农民退出集体,选择土地私有的权利。农民既有维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权利,就应该也有选择退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权利。相信选择土地私有的农民会给其他农民一个示范。以这样的理由和方式推动农地逐渐私有,会更容易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毕竟对土地私有的妖魔化已经反复进行了几十年了。要消除这种影响,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但是为了以法治国,为了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确立土地私有制是必要的。

  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一个不同之处是,私有制可以和一切其他所有制共存,并是不同所有制组合的最基本的细胞。而公有制却以消灭私有制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私有制下,不同的所有制(例如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照样可以自发产生,演化。只要在试错之后,市场承认新的组合带来的利益增量大于损失,它们就有生存的理由。我在那篇关于土地私有化的文章中指出,土地私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矛盾。应该明确告诉农民,土地量化到个人后,只要他们愿意,可以重新恢复土地的集体所有,政府不必干预,劝阻。但是,政府也要严格保护愿意保持土地私有的农民的产权,并且保护那些现在还愿意参加集体所有,但因种种原因将来要求退出土地集体化的农民。这样作,私有化就是一个自愿的过程,相信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农民的欢迎。同时,这种私有制不排斥土地的其他所有制。这是一场皆大喜欢的所有制改革。

  2.土地私有化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从NIE的角度出发,当然要先界定产权,但是根据张五常,其实在产权没有私有化的条件下,如果采行允许农民转让土地的方式,一样可以实现产权的私有化的收益,如果这样,要那个产权证的意义是否就会不那么紧迫?

  答: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土地私有化,我认为主要条件是户口必须同时开放,迁移必须自由,土地(包括农地和城市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价由市场的供需充分决定。这样,兼并发生时,农民可以流入城市。同时,不同地段的房价差别会维持来自农村的移民进入城市的有序性。这是因为当城市的地价完全由市场调节,级差地租会使农民进城定居的速度和地段受到房价的制约,不会完全无序。现在,一些中心城市不同地块的级差地租正在拉大,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户口制度也正在松绑,也是令人鼓舞的。

  从历史看(见我的文章),越是人多地少,就越有必要实行土地私有。希望Yongan同学能再仔细看一下我的那篇有关土地私有化的文章中对土地私有的历史回顾。

  张五常在何处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清楚。相信他讲的是在私有制下,除了所有权可以作交易外,派生的其他产权,例如使用权,收益权等也是可以作交易的。他不会反对明确界定土地的所有权,也不会反对土地的所有权应该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不然何来所有权呢。可是在目前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土地的所有者缺位,只能交给村长或党的支书代管。这种土地所有权因而十分可疑,因为所有者缺位。而且农地不能交易(除了廉价卖给国家外),这就使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成为一句空话。我的文章还指出,只要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即使政府提倡农民通过接包的办法在租赁市场上获得土地,更多的农民会要求用重分土地这种比租赁市场更廉价和更保险的办法无偿获得土地。这样,租赁市场便很难发育起来,使用权的转让也就没有保障,因为租赁市场经常为土地的重分所颠覆。这几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一有风吹草动,本来已经转让出自己土地进城打工的农民,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回乡从接包人手中要回土地,土地纠纷也因此大增。接包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佃农,可是他们比起以前的佃农来,更没有使用土地的保障。这方面可以查查徽州文书中关于明、清时期佃农对地皮(即地表)所拥有的大大扩张了的权利。他们不但可以有保障地使用地皮,而且可以买卖,可以典当,可以继承, 都有书面契约为证。

  3.您有否仔细考虑过国内温铁军教授的观点?他的关于贫民窟的观点,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答:温的观点我是熟悉的,而且写过文章表示不能同意。他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在农业中尊重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令人惊讶。当全国努力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的时候,不知为什麽农业这块要单独划开,也不知划开后他要用什么机制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所谓人地矛盾紧张的逻辑,都是自己吓自己的不成立的理由。

  用’贫民窟’的理由反对农民进城,将农民摈斥于城市化之外,要他们守在环境很差,收入很低的的农村,不过是将贫民窟从城市移到广大的农村而已。这显然是站在城里人的立场上,加固中国经济的二元化。我无法苟同这种轻视和排斥农民的观点。目前的城市化带有城里人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不断自我现代化和舒适化的强烈倾向。城市确实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繁荣了,很多城里人也非常自豪。但是城市的自我封闭性和排外性使它们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很低,吸收的方式很野蛮,最多是允许农民将他们最好的年华贡献给城市,然后以城市不能有贫民窟的理由,将他们排斥回农村。这种做法是违反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原则的,和当年上海,天津,香港等城市的崛起的路径大相径庭。城里人不但应该和农村居民一起分享繁荣,而且应该和农村居民一起分摊转型经济的困难和不便。不能只图维护自己的特权。

  城市应该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应该是吸收农民和转化农民的地方。只有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不缺水源,因而有希望迅速长大的城市成为这样的充分开放的城市以后,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希望早日解决。

  4.从理论上阐明土地私有化,但是现实中国的可行性有多大?如果真的决定推行,可行的步骤您是否有考虑?当然,作为海外中国学者,您对国内的情况有很多了解和认识,提出可行的对策不是学者的本职,只是我有疑惑,也观察思考了很长时间,不得要领,请您指教。

  答:中国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长期历史,并发展出十分精致的契约关系。张五常便以研究中国旧时的租佃契约一举成名。所以,中国不象非洲这样的地方,土地产权的建立困难重重,因为要从无到有重新确立许多基本观念。中国的问题,还在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过多地站在城里人的立场上排斥农民。我觉得可以先搞一些农地私有化的试点,在允许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同时,放开城市和农村的地价,取消户口制度,用地价调节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比例。这是全世界都已做过的,经验很多,不需太担心。

  

  feishi

  How to understand "land amenity value" in China's new rural development?Thank you

  答:这位同学是否想讨论土地的福利保障功能?如果是,请见我给下面 Helen Wang的答复。

  

  helenwangcn

  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我想请教文教授,

  1. 农民缺乏社会保障, 土地的自由交易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答:土地私有化其实能为大部分农民提供一份保险。古代没有社会保险的制度和理念,几千年来都是通过土地私有,允许人民在农村置产置业,使人们年轻时努力工作,积蓄钱财,购置土地和房产,以便养老。同时,因为要获得对土地和房产的继承权,子女会对老人格外尊敬和孝顺。所以,土地私有会鼓励农村人口爱惜土地,尊敬和赡养老人。没有子女的老农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或出租土地获得养老的收入。我和赵耀辉教授曾经合写过一篇论文,用数学模型证明以上的道理。从中国几千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政局稳定(没有昏君, 没有异族入侵,没有特大自然灾害),在私有制下人口总能迅速增长。这表明,土地私有制和地主的存在并没有使人口的大部分活不下去。农民起义主要由于官逼民反,而不是所谓的地主压迫(见秦晖的许多文章)。当然,土地私有制下会发生土地兼并,并且在没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条件下,社会迟早会陷入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但是,在当代的条件下,非农部门的迅速扩张和科技进步,使马尔萨斯人口陷井有可能避免。如果政府能够早日建立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制度,则能更好地帮助农村流出的人口。但是,我不认为它们是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古代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2. 政府职能的缺失与扭曲, 如何保障土地私有化的公平性?

  这是我在研究三农问题时感到比较困惑的问题, 盼能得到文教授的指点!谢谢!

  答:按人头分是农民能够接受的比较公正的私有化形式。实行包产到户时就是用的这种办法。农民并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只是将来实行土地私有化时,要告诉农民,这是最后一次按人头分土地,要他们认真对待土地的产权。产权主要是保护弱势群体的,越是有权有势的人越是不需要产权的保护,反而可以利用产权界定的模糊大肆侵占平民百姓的财产。当年的英国和当今的中国都发生了圈地运动,这不是偶然的。

  越是政府职能缺失和扭曲,越是要早日建立基本的产权,保护弱势群体。封建社会时代,政府的职能更为残缺和扭曲,但私有化还是被认真地建立起来了(这方面有大量的徽州文书作证明)。这说明,中国有实行土地私有的悠久传统。只要执政党对此严肃,认真,对土地产权的尊重是可以很快恢复的。

  

  qxb1975

  尊敬的文教授:

  关于当前中国农户经济行为问题,我想请教

  1. 人均土地凛赋决定了中国农户难以形成规模经营,怎样理解在非农化过程中农户经营规模的分化,如何让中小农户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2. 市场机制对农户生产生活作用日益明显的今天,农户市场行为特征发生了那些变化?

  3. 经营规模是不是制约农户应对市场的主要因素,农户在农产品供给和流通中,其行为动机和目标是什么?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还是家庭效用最大化?

  答:在地少人多的国家里,可以认为经营规模是制约农户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规模如果能够持续增长,在其他条件不便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一定能够持续提高,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显著下降到零的时候,规模对收入的正面影响才会不明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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