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重塑文明研究:疫情下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20-06-11 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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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举行“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多位学者专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围绕全球治理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公共卫生、青年等话题进行理论探讨。渠敬东教授从社会学与文明研究的角度指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文明构造的底色。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在总体文明构造的视野下,来重新构建我们的学识和学术。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历史的巨变以及各种危机的挑战,重返文明研究,必是情势所趋,发展所向。

  

  

   各位领导、老师,今天是北大的生日,我觉得讨论这个话题真是北大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从社会学和文明研究的角度,来谈一谈对这次疫情的一些观察和反思。历史总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瞬间降临到我们身上。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揭示了历史的另一层本质:即一种完全超出预想、预测和预判的状况,不是我们习惯的日常生活,出人意料地给出了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这次的疫情,有的人看作某种世界体系的瓦解,某种新的世界体系形成的起点,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

   冠状病毒就像天外来客,瞬间把既定的世界秩序摧毁掉。使我们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讲法:“一切的历史都是自然史。”自然史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永远也难以预料和估量。也正是这次疫情,让这个世界原来隐藏着的各种各样的危机都加快脚步爆发出来,这确实是我们走向一个新的时代的历史时刻。

   疫情,也是当下正在展示的那样,将我们原来所认识到的人性、人们习惯的习俗(比如说欧洲人为什么不愿意戴口罩,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论,这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法律、民族、国家,甚至是国际体制,都瞬间结合起来,并给这些既定的秩序,给人类的骄傲和自大迎头痛击。由此,我们必然会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种不确定性,在各个方面都有可能引发出问题化的效应,而且,全世界的人都经历其中,所有人都体会到了这种残酷痛彻的感受。

   因此,这个世界还会随之进入到一个怀疑的时代。正是病毒将人的生理和心理、经济和社会、国家及其文明基础,以及世界和历史,所有的这些存在都完整地勾连在一起,使许多危机叠加并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个既有体系遭到普遍怀疑的情况下,如果哪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基于自身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尽快、尽可能地奠定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奠定全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才是走向世界或引领世界的最根本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大学承担着前所未有的责任。病毒绝对不只是针对某些人的生命,也不是纯粹的国际政治危机,而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挑战。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双向效果。

   世界历史的全球化时代,迄今已经历经三四十年了。今天来看,一方面中国得到了世界全球化的惠顾,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契机。不过,我们也知道,全球化并不是在经济层面发生,这次疫情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启发,就像黑格尔讲的那样,一件事情走到了要害地步的时候,它的反面作用或反向机制自然会到来。所以,这次疫情让我们体会到,全球化不只是经济的全球化,不只是资本、金融运作的全球化,同时也是疾病、瘟疫的全球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各种危机的一次集中表达。

   我们可以看到,金融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移民问题、极端宗教问题以及疾病的全球扩散,包括今天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出现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是全球化的潮流所致。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各种相似的压力。涂尔干说,现代社会是一种传染社会,产业分工、金融运作、人口迁移、民情与大众的意见,也都像流行病那样相互传染。正因如此,我们也会想到孟德斯鸠的教诲,即我们要从“法的总精神”,即文明体之构造的角度,将自然、地理、气候、体质、心理以及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等一并融通关联,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整体社会运转的规律。通过这场疫情,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一定是双向矛盾的、正反交织的历史,需要全面加以检视。

   这次疫情,恰恰用一种极限实验的方式,把这个背反的时代展现出来。不仅生命遇到了一个极端的处境,社会、国家也都遇到了极端的处境。人们对生命本身,对自身的义务,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都不得不加以反思。在某种意义上,瘟疫同战争一样,是全覆盖和总动员的,它需要人们,无论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还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制度,做出即时反映、即时理解和即时决断,我们这几个月都经历得很清楚。所以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百姓,都需要靠直觉,而没有充裕的时间空间做一层层的理性推断和安排。因此,就在这样的直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具体的人的直接反应,以及一个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如何展现。这是一种应激/应急式的反应,是一种即时性的考验,不是形式上的理论研讨,也不是印在纸上的制度规则。

   第二,我们也清楚看到,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内在的生命意识,亦可得到直接的体现。正是在疫情突发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面临一种无法逃避的价值问题——对政治、对生命、对社会的价值判断,我们所要守住的底线在哪里。因此,几乎所有对于构建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概念范畴,都在接受验证,同时也会产生很多学理上的疑问和反思的可能性。

   比如说,如何理解生命?如何保护生命?生命和自由究竟什么关系?生命的内涵,究竟是保全自己,还是连带着他人?昨天美国纽约的天气阳光明媚,一大堆人又到草坪晒太阳去了,不戴口罩。类似的这种情形,让我们必须要反思,自由是谁的自由,生命都包含哪些生命?当所有人的生命都遭遇威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让渡我们的权利?在生命保护,特别是瘟疫因具有传染性而必然发生社会连带作用的时候,每个人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和全体人的生命是什么关系?这种生命意识,决不是只限于统计学的范围,也不是社会成本意义上的,既是一种身体的关系,也包括整个社会心理上的恐惧,以及彼此信任的内在关联。

   所有这些,都是学术上的基本问题,都是基础学科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文明的根本问题。因为任何意义上的即时反应,都是文明造就的一种潜意识的反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疫情使得我们看到生命保护和国家动员处于一个暂时的真空状态。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把它所涉及到的总体问题——权利和义务、意志和权威、自由和服从、个体与全体的这些最根本的学理问题,在各个层面上纳入到我们重新思考的空间中来。

   我们需要全面反省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疫情让我们看到了文明构造的DNA,文明的底色。疫情有如社会学意义上的“破坏实验”:当一个社会的危机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时候,便会形成一种现象学还原的效果,将人性及制度的根本基质和机制呈现出来。

   现象即本质,这种本能般的反应,不只是生命和心理的肌能反应,而同样是社会的反应、国家的反应,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反应,所有这些都打上了文明的深刻印记。我们要生命,还是要自由?是何种生命,何种自由?面对恐惧,克服恐惧,是要依靠理性,还是激情?我们如何感受祖国同胞或他国人民的痛苦?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不同文明对此具有的不同态度和做法,都需要我们要从真正的总体文明构造的角度,在不同区域的文明构造里,来重新构建我们的学术和认识。

   举个例子说,欧洲的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对这次疫情的反应就有很大差别。在欧洲北部的新教国家里,人们常用个体主义和理性化的方式来面对疫情,这种理性化的程度在中国人看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这里的人尽量避免采用激情化的方式来面对疫情,也不愿意表露丧失生命的痛苦。而在相对传统的天主教国家,人们要克服恐惧,战胜死亡,则常从感觉和激情出发,强调悲悯的意识,从肉身的角度来表达人世间的痛苦,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战疫是如此严峻。所以说,人们对于危机的直接反应,最与历史积淀而成的文明基础有关。

   上述差异,只是一个例证而已,事实上,欧洲普遍施行政教分离以后,这个问题要比单纯的宗教文明更为复杂。再比如,这次美国的情形比较复杂,超出预料,但如何去理解这些情况,我认为必须要从美国构建的文明板块、建国以来的基本政治构造和美国社会分裂的现状角度,来考察美国某些极端政治派别的基督教世界主义的底色。

   上述学理问题,对于中国的防疫模式也至关重要。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即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突出体现在独有的相互关怀上。面对生命的威胁,不计算得失成本,不惜代价地全力挽救生命,显露出了这一文明最深层的底色。在这样的文明系统中,每个人都具有一种非纯粹个体化的生命结构,即是以一种生命的连续体来体现每个人的生命。“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或者如梁漱溟先生说:“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盖得心理共鸣,衷情发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泼之理。”(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防疫中的一种辩证关系:人与人的有效隔离,恰恰是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善感通、重人伦的强连带关系来保证的。在支援武汉的纪录片中,我们常常看到,医患之间的关系,是以全方位互动、拟亲情关联的方式展开的。同样,这种文明所强调的常情常理,是以从家人到同胞的外推来实现的。绝大多数人,恰恰是因担心家人感染而进行自我控制的,因而各个家庭、社区和村庄才能做到“守土有责”。与亲人伦理一样,同胞伦理则突出体现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家”“国”联动,相互呼应,才能做到对家人和同胞生命的保护。

   由疫情反映出来的上述种种现象,都呼唤我们要以文明研究作为支点,来重构我们的学术研究。而且,这种学术的真正基础,并非是以文明的冲突作为基本假设的,而是从正向的文明问题出发,来深化对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的理解。

   如同全球化今天显露出正反两向的双重效应一样,晚近以来的国际学术研究也紧随这样的历史过程,表现出标准化和技术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学术研究沉湎于专业化和精致化的要求,甚至过于碎片化,而对于文明基本问题的理解和研究则准备不足,最终导致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衰落。

   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历史的巨变以及各种危机的挑战,重返文明研究,必是情势所趋,发展所向。在未来,中国要与整个世界深入交道,要在世界历史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必然与我们对于自身文明和世界诸文明的理解深度密切相关。要理解和融入世界,并形成明确的自我认识,就必须要返回对于世界诸文明的源流及其历史、现状及其变迁的考察,并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构造加以深刻把握,这就是北京大学应该担负起的学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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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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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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