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个思想史的角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7 次 更新时间:2020-06-11 23: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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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  
始终未能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主流,但也始终是文化、思想领域与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抗衡、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吸引了现代世界的边缘化、激进化知识精英(如欧洲的左翼、东方的革命派),之后传到西方资本主义边缘的东方,成为引发政治革命的强大动力。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把革命理念传到中国。在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以情感(仁、礼)为主导的中国土壤中,产生了强大共鸣。我曾指出,“中国革命极大地丰富了美学的意义和功能。……它还赋予文化以双重任务: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斗争中充当重要武器(a principal weapon);在发动革命、形成革命意识或主体性中发挥关键(key)(也就是支配性hegemonic)作用”。一个无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突出作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审美与现代性的关系,显然不同于西方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更为错综复杂。

   西方后学的情感政治、生命政治的论述,强调的正是启蒙理性主义忽略或遮蔽的审美-文化现代性。情感与生命政治的思想脉络源远流长。启蒙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强调诗与激情在人类文明道路的推动力,朱光潜竭力推崇维柯的思想。斯宾诺莎的情感哲学,则启发了后学思想家德勒兹等,推动了所谓“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成为当代西方理论界一个重要的思潮。从康德、黑格尔、休谟、叔本华到尼采、海德格尔,情感、感性的思考始终是一条与理性主义纠缠打斗的脉络。情感、感性在后学理论中往往占据首要位置:福柯的情感政治、生命权力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论、朗西埃的审美政治论、巴迪欧的“艺术的主体”论等等,都是今天西方思想界广为关注的话题(这将是以后专文讨论的话题)。如果我们回到aesthetics 的西方语境中的感性、情感的原意,就会了解到,这个话题今天在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只是aesthetics 这个概念本身,在西方并不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已。美学在中国的地位,显然跟德国启蒙思想的脉络相关。在情感、感性(审美)话题上创建了情本体、乐感文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等中国话语的李泽厚,思想的视野始终未能超越德国启蒙理性和美学思想。他未能与当代西方思想界就此相关话题开展更广阔对话,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李泽厚的沉浸于德国古典美学的话语表述,也是一个障碍,使今天的国际学术界难以对他的思想有较全面认识。中国学术界亟需就此话题开展与世界各国同行的对话和探讨,从抽象的“审美”、文艺理论小圈子的论述中走出来,拓宽视野,就情感、感性、生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加入全球知识界、思想界的讨论。这个话题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的中国问题, 它涉及到现代性的不同选择、文明的发展道路等远远超越民族、族裔、国家的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理论的中国问题乃是当代世界的共同问题。中国的文艺学或美学研究在构想思想路线图时,应有这样的世界的视野,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这样的世界性视野,在今天有着急迫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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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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