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个思想史的角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5 次 更新时间:2020-06-11 23:31:19

进入专题: 历史化   元批评   中国问题  

刘康  
但“自然形态的文艺原料”这个“唯一的源泉”,在最终版本中却被替换成了“生活”:

   原文:虽然(自然形式及其所提炼和加工的内容)两者都是美的,加工的作品更条理,更集中,更有特征,更理想,因此比自然形式的文艺更带普遍性。

   最终修改版:虽然(生活和文艺)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文艺的源泉从“文艺的自然形态”被修改成了“反映出来的生活”。毛泽东在发表《讲话》时,强调的是革命文艺的民间性、民族性、自然形式,这跟他的关于民族形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观点高度一致。在另一方面,“反映生活”并非当时毛泽东的理论预设。纵观毛泽东一生的理论思考,他对苏联的文艺反映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经常冠以“机械唯物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称号,予以质疑和批驳。但建国后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权威版本时,毛泽东这一关键思想却被苏联的反映论所替换。之后,来自苏联文艺教科书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后来在各种文艺理论、文学概论和文艺美学的教材和论著中,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真理。

   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文学艺术从政治工具和政治目标向文艺本身的“回归”。这跟大历史背景的由意识形态革命优先转向经济建设优先是合拍的。从政治上讲,文艺不再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一个重要对象,就是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轨迹。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八十年代是一个突破苏式文艺理论禁锢,大量引进接受启蒙以来的西方思想的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本文已经用许多篇幅讨论这个时代文艺理论的演变。就四十多年西方文艺理论(包括美学)的中国问题而言,文艺的回归和文艺的使命(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文艺向何处回归?如何回归?文艺的本体和本质是什么?文艺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始终是四十多年的中国文艺学术领域的核心关注。从文化热开始的马克思早期《经济学哲学手稿》、康德美学和主体论、黑格尔美学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解释学的讨论,始终可以看到启蒙以降的德国理性主义理论,一直贯穿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关注的“文学主体性”、“人文精神”、“实践论(存在论)美学”、“文艺本体论或本质论”、“文艺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等话题之中。

   与此相反,滥觞于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的后学理论,和以突破、批判德国启蒙理性主义为己任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始终未能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站住脚跟,更遑论演变成中国文论的内在问题。毋庸置疑,德国理性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影响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密切相关。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联远远超过德国思想的范围。如本文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呈现的莫斯科-延安-北京模式或道路的复杂性,尤其是与当代西方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所谓毛主义问题),是仅凭借德国启蒙理性主义思想,乃至现象学、解释学等近现代德国理论难以全面把握的。四十多年来的中国文艺理论探索,往往从德国启蒙理性主义找寻思想资源,以图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正本清源,毋宁是一种(潜意识里)对莫斯科模式的反弹。但莫斯科模式乃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存在。如果要正本清源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对莫斯科模式在理论预设、话语建构、学科范式、教材编写、理论研究等权力配置、以及更重要的深层结构性层面,做深入、详实、全方位的历史化和元批评反思。而后学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元的理论(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所开启的历史化、元批评的思路,正可以让我们绘制更多的思想的路线图,走出德国理性主义思维框架的局限。此外,中国理论界精通德文,并对德国历史、文化与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不多,朱光潜是个例外。对德国思想的认知多半通过翻译,许多是俄文、英文、日文的转译,尤其是俄苏这个中介环节,极为重要。因此中国学界对德国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本身就应该是历史化、元批评反思的话题。

  

   结语:一些理论关键词的思考

  

   本文提出理论的中国问题,方法上主张历史化和元批评。因此,纵向的历史脉络的叙述是一个主线。与此同时,历史化、元批评的方法强调对叙述框架及其理论预设的不断质疑。因此从横向列举理论关键词或核心概念,不仅涉及到叙述框架(元叙述)的理论预设,也起到李泽厚式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之作用。理论关键词在这里取阿尔都塞“问题构成”或“问题束”(problematique,  problematics)之意,指内在逻辑和思考方向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若将纵向的叙述和横向的问题构成编织起一种动态的网络或路线图,将有助于把握各个关键时刻与话语构成的断裂、关联的极为复杂、矛盾、多元和多重的关系。本文在结语部分挑出几个关键词做极为简单粗浅的论述,梳理其中的关联,希望由此引发学界同仁的兴趣,共同参与思想史的路线图的编织。除了以下几个关键词,隐喻、寓言等话语形式和修辞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艺与理论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也是应该认真梳理的关键词,由于本文行文较长,留待今后再议。

  

   审美、意识形态

   这组关键词或问题构成,也许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艺理论史上最重要的一组。曾繁仁指出,“美学一词由德国学者鲍姆加登与1735年首次提出,其原文为‘感性学’之意,日本学人中江肇敏用汉语‘美学’一词翻译,传入中国后王国维使‘美学’成为定译并被中国学人普遍接受。……美学在中国不断地发展,而且呈现空前兴盛的状态,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美学在中国的兴盛,应该始于1956-1964年的美学大讨论。这场讨论的时间跨度,与建国后风起云涌的时代重合,从1957年文艺界知识界的鸣放,和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大跃进、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直到“文革”爆发的前夜。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学术讨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并未像反右和“文革”那样演变成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而是基本上局限在学术圈内。讨论的各方均按学术的规范,引经据典,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德国美学理论作出各自的阐释,展开说理的争论。这的确是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奇迹,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的中国问题。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则把美学推到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反思中国传统和现代性讨论的核心。李泽厚开创的审美-历史话语,成为文化反思的主导话语范式。朱光潜深入探讨了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阐发了他从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起就提出的“美是意识形态”的命题。1990年代有钱中文、童庆柄等针对“审美反映论”而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2005-2007年中国文艺理论界又围绕审美意识形态论问题展开了争论。美学在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和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都有学科的建制,美学、文艺学、文艺美学、文艺理论不同学科标签,基本围绕着文艺这个主题,乃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西方语境中,美学是感性学、情感理论;在中国,美学则等于文艺学、文艺理论。

   为什么美学在中国有如此独特的地位?把美学与意识形态作为一组密切相连的问题构成,就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解释。朱光潜首创“美是意识形态”说,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不谋而合。朱光潜论证了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感性、想象即审美的特征。他指出:“意识形态通常都伴随着情绪色彩,……必须通过个人生活经验(即个人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而起作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对其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的再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深入到了意识、潜意识、想象(形象思维)、情感再现层面,实际上是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美学(感性、想象、再现)特质。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在中国被认定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简称《雾月十八日》)因为未直接出现“意识形态”这个字眼,在中国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学、文艺理论问题时,更少提及。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左翼知识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高度重视。阿尔都塞、列斐伏尔、普兰查斯、哈贝马斯、吉登斯、德里达、霍尔等都有大量论述,认为这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理论和分析的最重要经典之一,其中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情感、幻想、回忆和思想方式等因素。

   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和突出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的主导作用,是一个重要的中国特色。如果把意识形态与美学(审美)连接起来,就不难理解美学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的原因了。在这里,美学、审美的情感、感性的属性跟意识形态的情感和感性属性合拍,这也是朱光潜、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美学理论的旨意。拙著《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美学”aesthetics命题,即取欧美语境的原意“感性学”,讨论的是感性、情感和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思想史的讨论。此“美学”(西方语境中的“感性学”),非彼“美学”(中国语境中的文艺理论)。现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拙著中文版在中国语境下,基本归纳到文艺理论研究或更抽象的美学研究的学科范畴,而其思想史讨论的主旨,也只好叨陪末座了。现在作为一个理论的中国问题提出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中国革命浓重的意识形态特色、意识形态的政治主导作用,跟意识形态的感性和情感特征有哪些重要关联?跟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哪些关联?在今天的(西方)理论视野中,感性、情感等的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有哪些反思和争论?这种反思和争论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换言之,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是如何作为(西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问题而呈现的?

  

   情本体、情感政治、生命政治

   这组关键词或问题构成围绕着审美-意识形态的情感、感性核心主题,有助于我们思考上述的一系列提问。情本体的概念是李泽厚在康德、马克思的启蒙理性思想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炼。李泽厚认为,在中国,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汉代的“天人合一”,或是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既是一种信仰,是情感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推理。信仰、情感和理性思辨是糅合在一起的。在另一方面,情感政治、生命政治,是西方后学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对启蒙思想和西方传统的批判与反思。中西两种不同传统以及西方现代性理论(启蒙和后学)在这里交集。情感在中国传统和中国现代性中的地位这个中国问题,也浮出地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内圣外王”的士大夫(儒家)观念,都特别突出情感因素。从宋明理学到心学,生命的意义、情感的地位不断提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民族形式即“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核心,让老百姓产生情感的共鸣,才是赢得民心、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理性的设计、既定的规律和终极目标,相形之下,反而显得没有唤起民众、赢得民心的那么重要。当然,理想主义的目标跟救赎和救世的终极目的之间,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从情感纽带出发,思考普世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关联,乃是理解中国革命历程的一个思路。

西方现代性进程中,启蒙现代性或资产阶级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的现代性)呈现着不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强势和主流,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商业、科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与权力多元的结合。而所谓文化现代性相比起来却是弱势、边缘的,流行与文艺界、知识界和社会边缘的。各种激进的思潮、社会反叛、政治革命运动,潮起潮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历史化   元批评   中国问题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外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678.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