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个思想史的角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7 次 更新时间:2020-06-11 23: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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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  
但差异也很大。本文囿于主题和篇幅,对这段思想史的话题不能做细致分析,谨就与本文相关的问题提出一些浅见。

   西方后学思潮的反思一大特点,是在历史框架下,对反思的反思,或者是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也即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历史化和元批评的方法。后学理论往往在无情地质疑批判启蒙理性和两希传统(被后学冠名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同时,也时刻在质疑、批判、反思自身的理论立场。后学理论家们将之自嘲为拔着自己的头发,企图离开地面。这类釜底抽薪、自毁山门、破釜沉舟式的解构主义姿态,很容易滑向无止境的相对论、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也是后学最令人诟病之处。但西方后学思潮的种种激进姿态之中,却蕴含着对理论和方法的无穷尽的追寻、对当代的现实问题孜孜以求的关怀、犀利深刻的批判意识。后学思潮极力要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因此他们企图从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土著、各类非西方文化实践与经验中找到自我纠偏的“他者”处方,但往往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然而,后学的历史化、元批评的思路,却给我们思考三百余年的现代性问题,并同时深刻反思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所依赖的思维范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路径。

   与此相比,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显然在自我反思或元批评这道门槛前徘徊不前。本来,中国文化反思的对象之丰富性、复杂性,绝不亚于西方后学思潮的批判对象:中国自身的历史传承;中国近现代以来与西方的遭遇;中国用于思考并推动自身现代化的来自西欧、北美、以及俄国和日本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在接受吸收这些外来思想理论与实践后产生的中国式的思想,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文化反思的重心。但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在思想资源上,基本停留于启蒙理性主义和19-20世纪初的激进革命理论,未能再向前迈一步,与同时代如火如荼的欧美知识界深入展开对话与交流。因此,对于思维范式和方法论的反思,也就停留在金观涛式科学主义“中国文化超稳定结构”和欧美汉学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传统与现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层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对话就更加乏善可陈。虽然关于萨特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热闹一时,作为西方后学思潮核心的西方左翼批判理论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历史化、元批评与方法论、学术范式方面的创新,却被中国学术界选择性地忽略(唯一例外是李泽厚,以下会专门讨论)。

   笔者自知以上的叙述偏颇处甚多。其实八十年代激荡风云过去不久的九十年代,就有许多反思文化反思的论述出现。到了21世纪初,西方后学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近现代史、思想史研究出现许多受历史化和元批评思路的论著。本文所着重关注的文艺理论(文艺学和美学)领域,也出现了中国式后学的小小高潮,跟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跨国华语电影、消费主义商业化流行文化的潮流,相互推波助澜。一批跟我经历相似的中国人文学者,八十年代初期或末期到欧美留学,直接进入西方后学思潮的语境和西方汉学(现代中国研究)语境,这使得我们这批学人“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获得了新的观察和参与的空间。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就以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为学术研究的重心。出版于2000年的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中译本取名为《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构思、研究与写作于九十年代初期,是笔者对百余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初步思考,重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亦是主要话题之一。

   在拙著中,重点分析了对中国八十年代文化反思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李泽厚的思想。在笔者看来,李泽厚与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其他学者全然不同,独树一帜,是一个称得上福柯式的思想家或“话语开创者”(founders of discursivity, instaurateurs de discursivité)。福柯的“话语开创者”好比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与方式的创立者,他们以自己的话语构建了一种范式。李泽厚是可以与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相提并论的当代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度和广度都是世界级的,虽然他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他思想的真正价值并不相匹配。李泽厚对于方法与范式问题有高度自觉。他1999年这样讲述其方法论:

   “

   二十年前(1978年)我议论写思想史可以有两种方式(历史的或哲学的,“我注六经”式或“六经注我”式),曾引起某些批判。抱愧的是,我今天仍然只能是“六经注我”式的写法: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因之所说多为假说式的断定;史料的编排,逻辑的论证,均颇疏阔。但如果能揭示某种关键,使人获得某种启发,便是这种话语的理想效果。

   ”

   今年(2020年)已九十高龄的李泽厚,思想依然充满活力,初心不改,着力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情本体、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巫史传统的大概念、宏大叙事的探究。2018年,八十八岁米寿的李泽厚,整理出了五万多字的《伦理新说述要》,2019年发表在新书《寻求中国现代性之路》之中。这是李泽厚几十年如一日的思想求索的最新成就,也是一个最好的自我祝寿(在远离尘嚣的美国科罗拉多山谷,隐士般栖居的李泽厚先生,正是以他那穿透环宇的思想对话,来与热爱思想的人们携手同行,如康德一般,仰望星空,共同祝福生命的神奇,思考生命的意义)。

   作为一个在方法与范式上具开拓性意义的思想家的李泽厚,有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李泽厚是一位跟马克思永远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是李泽厚思想的根基,是他思想的烙印。他自己从来不否认,一直说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他这个看法跟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法比较一致。我们要理解李泽厚的思想,就要从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出发。第二,李泽厚的话语的特征不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话语,而是一个审美—历史的话语。他把哲学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审美化了、历史化了。他用审美的眼光讲历史,从历史的角度讲政治、讲社会。李泽厚提了很多问题,从哲学思辨和逻辑推论的角度、从形而上的抽象哲学学理角度来看,许多论断或许有待论证。但是他的思路不是这种“纯学术”和抽象思辨式的,他的思路是审美、历史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李泽厚的著名观点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许多人在不厌其烦地争论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相反?救亡和启蒙的二元对立是不是太简单化了?几乎没人重视“双重变奏”这部分。其实这才是李泽厚论点的精华所在,这里涉及的是李泽厚话语表述的形式和结构。他用了一个音乐的比喻,音乐话语是艺术和审美的话语。“双重变奏”这种音乐、艺术、文学的比喻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里比比皆是。大家在提出很多重大问题时,往往都用文艺的隐喻和修辞。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占主导的话语形式,特征是审美的、寓言或隐喻式的、激情澎湃的。李泽厚显然是中国当代思想中审美和文艺话语形式的发明与倡导者。第三,李泽厚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应性。李泽厚实际上关心的都是当代问题,是一个社会积极干预的思考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仅是个哲学家,他对所谓哲学、所谓本体论或终极关怀等的思考,都是从现实社会的问题出发。李泽厚是中国少有的最具问题意识的思想家、理论家。用詹姆逊的话来讲,李泽厚关心的是理论,而不是哲学。詹姆逊认为理论关心的都是当代问题、实际问题,哲学研究的是思辨和抽象的问题。李泽厚针对都是中国的“文革”、“五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在这点上,李泽厚的思想路径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平行相似就好理解了。

   最后一点,也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李泽厚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李泽厚在其思想的巅峰时刻离开了中国,走一个自我放逐、边缘化之路,实为无奈。李泽厚虽然是发明创造话语的思想家,但他的话语远不够强大,因为他的话语没有形成一个体制、一个制度。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到哈贝马斯乃至齐泽克,全世界都在传播、讨论他们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话语传播机制或学术机构。西方话语在今天的世界依然占支配地位,但可惜李泽厚基本上丧失了这个国际学术传播机制。这是李泽厚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不能完全归结于他自己。李泽厚的思想靠什么语言来传播?哈贝马斯的思想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全世界学术界广泛讨论,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思想?今天在世界上孔子的思想引发了新的关注,半个世纪前毛泽东的思想在全球流行。但就学者而言,中国今天还没有一个人的思想引发世界关注。

   2011年在北大举办的“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研讨会上,我提出这个看法。但十年过去了,这个局面并没有什么改观。李泽厚以及他那一代的学者跟西方后学思潮基本没有什么对话和交流,跟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相互理解也很缺乏。在另一方面,欧美思想界的左翼和西马学派如巴迪欧、齐泽克等,对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实践今天依然情有独钟,但对与其同时代的中国思想界几乎毫无兴趣。这种相互的错位、误读、变异,似乎是西方思想界与中国思想界的常态。

   这就引出了理论方法、范式与中国问题的一体两面(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的话题。

   西方理论(这里特指近四十年的西方后学理论)与中国文化反思基本同时发生,结构相似,其中的中国元素尤为重要。这乃是西方理论在方法、范式上的中国问题一个方面。用颜芳的说法,即是中国问题内生、内在于西方理论的“一体”之意,是一体两面的一面。与此同时,我们却看到中国与西方理论的大量的相互错位、选择性误读与忽略。换言之,虽为一体,却多有错位、断裂、异质和误读。毕竟中国和欧美,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甚大。此为“两面”之另一面。本世纪近二十年以来,后学理论通过美国的学术中介在中国广泛传播,迅速取代了八十年代的以西方启蒙时代古典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化反思。中国一方面跟西方“后学”接轨,似乎中国也跨越了“前现代”、“现代”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后现代”。另一方面,如李泽厚所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科建设的需求、学术论文生产线的出现、项目驱动型而非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方向,成为今天中国的学术现状,亦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大背景、大环境。在项目驱动(包括各种国家项目、奖金、学术头衔、职称评定等现实利益驱动)下的学术研究,往往把最新和时髦的西方理论如“后人类”、“后真理”等等作为包装,并借此制造各种新奇炫目的概念(恕不一一列举)。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西方后学理论对当下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关怀、对理论范式与方法的历史化、元批评式的追寻,往往视为累赘之物,不肯费力气去琢磨。在另一方面,西方后学(尤其是美国的后殖民理论)鼓吹的文化相对论、特殊论,往往成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鼓噪的同盟。这些均是理论的中国问题的新的呈现。这也正是我们要不断询问的理论方法与范式的相互错位、忽略和误读的缘由。

以李泽厚为例,我们可以做如下质问:理论的中国问题症结何在?或有没有当代中国的理论?李泽厚作为话语的原创者,他的理论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理论,是以西方启蒙思想与中国思想的深层次对话与理解为基础的具典范式的中国思想。李泽厚有重要的理论范式创新,提出了许多范式性的概念,接近西方后学理论历史化和元批评的反思。遗憾的是,李泽厚基本停留在西方启蒙思想(主要是德国理性主义)那里,并未对自身的理论及其思想资源开展历史化和元批评的反思。他对西方后学理论亦基本持否定态度。如果他能更进一步,则将与当代西方思想产生新的火花,开拓更广阔的对话与交流空间。就理论方法、范式的中国问题的一体两面这个话题来看,方法、范式的一体性(普世性或普遍可能性)与时空错位的两面性(特殊性),是一个值得从历史化和元批评角度认真思考的思想史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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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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