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亭 宁乐:《美国悲剧》的还原性阐释:乡下人进城的命运之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20-06-09 09: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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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亭   宁乐  

   《美国悲剧》是德莱塞的巅峰之作,以往的研究给克莱德的悲剧贴上的标签是“性格悲剧”,认为他是一个极度虚荣的青年,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和享乐主义,迷失了自我,人性变得扭曲,最终走上了犯罪与自我毁灭的道路,这部小说凸显了德莱塞对虚假美国梦的批判。然而,我们认为以往的研究并不能充分揭示克莱德故事蕴含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克莱德是不是在追求欲望消费?其次,克莱德究竟是不是一个薄情郎?再次,克莱德到底是不是杀害罗伯达的凶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德莱塞创作这部小说的真正意图在哪里?本文试图揭开以往意识形态的遮蔽,将克莱德的命运纳入乡下人进城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对这部小说进行还原性阐释。在本文看来,《美国悲剧》这部小说描绘的就是一个乡村青年进城的故事,克莱德的悲剧并不是性格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他的遭遇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众多乡下进城青年的命运之殇,这部小说不但表达了德莱塞对进城乡下人的生存困境与悲剧的同情,也展示出他对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广泛观察和深入思考。

   一、 克莱德的休闲

   克莱德跟随桑德拉参与系列的娱乐活动经常被当作是他追求享乐生活、生活奢侈化的表现,这恐怕是错会了克莱德的意图。其实,当我们阐释人的行为原因时,恩格斯的话不无道理,“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1)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克莱德的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度分析与再审视,我们不妨把视线放宽一点,克莱德的休闲娱乐活动,既是人发展的内在需要,也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

   首先,克莱德的娱乐活动是人内在发展的需要。其一,我们需要消除对休闲活动的片面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休闲是人们在非劳动的自由时间里,从事娱乐和放松的活动,以便恢复体力和精力,继续从事生产和工作的需要。马克思曾严厉批判了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打着资本主义新教工作伦理的幌子,把工人变成了工作的机器和生产线上的零部件。恩格斯指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2)以此看来,休闲既不是放纵自我的活动,也不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消磨时间,它是人作为生物存在的规律性活动,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需要,更是人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是一种精神态度,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3)人的存在不但有生存上的物质维度,也有内在发展的精神维度,而这也是一个人最高维的价值。克莱德在伯父工厂的工资每周25美元,温饱基本解决,后物质时代克莱德的需求自然会发生变化,他的需求已经从生活阶段开始走向情感和精神的生命美学阶段。而这种变化不是克莱德的错,一方面这与人发展的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其二,我们需要保有一种非歧视和偏见的心理,一方面,休闲不是富裕阶层和上流社会的特权,普通民众也有享受休闲的权力,另一方面,普通人的休闲不等于体面和高层次的消费,与有闲阶级的消费有着根本的不同。按照凡勃伦的观点,有闲阶级主要是指占据社会大量财富,不事生产,鄙视劳动的阶层,有闲阶级们从事休闲活动,不是为了恢复体力以继续从事生产,而是为了炫耀荣誉和地位。(4) 桑德拉是电气制造商芬奇利的千金,家境殷实,属于有闲阶级,她的休闲活动纯粹是一种摆阔性消费。而对于克莱德而言,休闲是一种交际需要,是工作之余的享受需要。一方面,克莱德的身份与桑德拉不一样,克莱德就是一个工人身份,处于社会的底层,根本不是有闲阶级。克莱德的休闲活动自然谈不上是以往传统研究中认为的炫耀性消费。另一方面,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小说开端曾经说过,克莱德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全家生活过得艰难与拮据,“这一家人日子过得老是‘紧巴巴’,好衣服从来没有穿过,许多在别人看来似乎平常得很的安乐享受,他们都还没沾过边。”(5)对于这种穷困的生活,克莱德心中就产生了一种逃离的感觉,梦想进入城市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正是穷困的心理,才导致克莱德对日常生活包括消费和娱乐需求的心理非常强烈。

   其次,克莱德的休闲活动与时代趋势紧密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蓬勃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据史料记载,“国民总收入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三百六十五亿五千七百万美元增加到1920年的六百零四亿零一百万美元。”(6) 生产力的提高极大丰富了商品的种类,为人们的休闲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不仅仅促进了经济形态的转变,也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人们不愿再恪守清教主义的陈规戒律值观,而是渴望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享受城市文明带来的便利。唐纳德·皮泽(Donald Pizer)指出:从美国内战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有的人秉承了一种思想:自由与公正地实现自我与过上幸福的生活。”(7)正如小说《金融家》中写道:“只要在费城走一走,或者坐上车子转一转,不能不看到和深切感到,人们向往更高雅、更考究的社会交际生活,乃是大势所趋。”(8)

   再者,克莱德的休闲活动与城市生活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现代社会的到来,城市已经成为多样化现代审美意识的空间场所,人们也一改往昔乡村生活的单一与单调,生活变得丰富与多元化,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呈现出新的变化。齐美尔在其《大城市与心理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中对此有着精辟的分析,“与持久的、差异轻微的、以及呈现固定规律和对比的印象相比,络绎不绝快速变化的图像,一瞥之中捕捉到的巨大差异以及忽如其来的飞速印象给人们的感性冲击更加强烈。城市的街道交错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节奏迅速、形态多样,城市与小镇和乡村生活在人们的心理感受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小镇和乡村,生活的节奏和心理的感官图像流淌地比较缓慢、有规律性和平稳。因此,城市心理生活的复杂性就可以理解了。”(9)在城市,令人炫目的城市景观与生活,必然会对人们的视觉与感官形成强烈的冲击,从而对人的审美心理和生命的感知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人的感官印象对主体发生作用,感官印象在我们身上引起快意和不快的感觉,由于看见他或者听到他的声音的腔调,或者哪怕仅仅在同一个地域空间里他在感官上的在场,都会引起我们自己身上的情绪的高昂或低沉,激动或平静。”(10)因此,在城市环境下,个体的感性化生存成为心理品质和精神品质的重要构成元素,在此种情况下,城市缤纷色彩的休闲和娱乐活动也是安放个体的生命之所,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11)

   在德莱塞的描绘下,莱柯格斯这座城市并无传统城市的意味,而是有着现代城市的斑斓与色彩,着装鲜艳别致的桑德拉代就表了一个城市时尚的最前沿。小说对她的出场进行了细致描写,“跟他过去认识的任何姑娘相比,迥然不同,而且高雅非凡。她穿一套剪裁非常讲究的衣服,再配上一顶浅黑色小皮帽,显得更美了……她脖子上套着一条同样颜色的皮带,一手牵着用皮绳子拴住的一只法国种牛头犬,胳臂上搭着一件很讲究的灰底黑方格子外套。”(12)服装不仅是遮蔽身体之需,而且也是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的载体,反映着时代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从以上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桑德拉的妆容和衣装无不摩登入时,俨然是时代的摩登形象代言者与新时代女性的样板。初次见面,克莱德便“产生一种心中悬渴一时难以得到满足的异样痛感……真是恨不能马上得到她,……他一忽儿恨不得闭上眼睛,不去看她……可一忽儿又想看她个不停……他真的被她迷住了。”(13)桑德拉摩登化身的形象正好缝合了克莱德对城市“现代性”的向往,她的穿戴、城市气质是一张现代城市的名片,对克莱德来说无疑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和吸引力。

   桑德拉邀请克莱德参加由她组织的“不定期”俱乐部的活动,尽管桑德拉邀请克莱德参加抱有另外的目的,后文中我们将予以分析。但在在一定程度上讲,桑德拉是他城市休闲生活的引路人,克莱德从狭窄的人际交往圈走向了莱柯格斯城的公共领域,从不足为外人道的卑微存在变成了莱格斯城的公共人物,莱格斯城的名户人家纷纷邀请他做客。我们知道,乡土社会是基于宗族、血缘和邻里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城市社会却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由于高度的流动性,难以形成熟人的社会生活,人与人的关系比较疏离。然而,对克莱德来说,参加休闲集体活动一方面给他提供了释放工作压力、消解苦闷生活的休闲机会。另一方面,这些集体休闲活动在心理方面给克莱德提供了一个地位周期,这个地位周期暂时模糊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差别和名望差别,减轻了阶层疏离给自我带来的孤独之痛。再者,这些休闲活动与日常生活中其现实自我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暂时弥补了现实生存的自卑感,满足了他向城而生的集体认同的诉求以及归属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克莱德的休闲活动事实上已经与那时美国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对应性同构关系,也和时代形成了一种相互对话和印证的关系,成为了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隐喻。作为个体,他的休闲活动展示了生命的体验与流动性,刻录着城市化进程的精神轨迹,成为美国人精神现象史和文化变迁史的一个缩影。然而,我们还尚需破解一个疑问?他为何转向桑德拉呢?

   二、克莱德的爱情选择

   一直以来,克莱德也被认为是一个薄情郎,即使中文版电影也翻译成了《狼心如铁》,其实这是对他的误解,缺乏对克莱德当时生存状态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他与罗伯达的关系。实际上克莱德与罗伯达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脚本,对于二人的性关系,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时二人的社会场域,换言之,我们需要剖析二人的关系在特定时空下的含义。克莱德和罗伯达从乡村来到城市,并非是为了驻足欣赏莱柯格斯的风光,而是为了在莱柯格斯生存下来,进而建构自己的城市生命。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首先,社会交际网络狭窄。自然属性是人的第一属性,然而人也有着社会属性,而且社会属性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属性维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其社会属性的必然要求。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遇到困难时,总能得到帮助,无论这种帮助是来亲朋与好友,还是来自乡邻。但在城市社会中,乡村的温情关系被严密的阶层关系所取代,他们往往变得无所适从,“从这个城市的气氛来看,莱柯格斯城里人际关系惊人地狭隘”(14),“在莱柯格斯,贫富界限就像用一把刀子切开,或是用一堵高墙隔开,分得清楚极了。”(15)迪拉特在舞厅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早于克莱德从乡村来到莱柯格斯,对莱柯格斯的社会现实比较清楚,“在这个城市里,上流社会真是惊人地不与外人相互往来的,要是您不属于他们这个圈子,上流社会人士简直就不会跟您来往。您必须‘属于’上流社会,不然您就根本哪儿都去不了。”(16)不用说别人,就连克莱德伯父一家就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坚定拥护者,“社会阶层是断断乎非有不可的。要是过分照顾了某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亲戚,那就是愚蠢地破坏了必不可缺的社会标准。”(17) 在生活中,克莱德深刻地体味到了由社会阶层差距带来的生存艰难的况味,他的伯父一家,并没有因为克莱德是个至亲,为他提供一个好的住处,而是把他安排到阴暗、湿冷的地下室居住。他们只顾忙于自己的生意业务,对克莱德保持一种极其疏远而又冷淡的态度,克莱德“如同往日里一样孤单憋闷。”(18)

其次,工作的单调与乏味。在工作中,克莱德更是受到了堂弟吉尔伯特的百般刁难,“在势利眼吉尔伯特眼中克莱德就就是一个外来人与闯入者。”(19)他首先被安排到工作条件最差,劳动强度最强的防水车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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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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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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