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20-06-09 08: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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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胜  

   内容摘要:传统文化、外交实践和世界形势重大变化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实践不仅体现了国际合作的一般规律,也体现出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径,很多是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合作理论所忽视或不能解释的。“一带一路”实践强调合作的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长期性,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超越了西方理论视域下简单的制度合作、同质性合作和利益合作,这些为国际合作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元素。对“一带一路”实践进行理论凝炼不仅可以更好地彰显中国外交实践,还可以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也是将中国实践转化为世界普遍知识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外交;理论创新;文化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

   基金项目: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项目编号:16ZZD029)的阶段性成果;

  

   外交实践往往走在外交理论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创新,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张和新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迅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增进合作最重要的平台和机制,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话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仅遵循国际合作的一些基本规律,也展现出很多新的合作理念以及中国独特的合作方式和实践特点,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很多是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或无法充分解释的。为此,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行理论思考和凝炼,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实践本身,也可以丰富国际合作理论,把中国实践通过理论的提升转变为普遍的世界知识。

  

   一、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三个主要因素

   国际合作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回顾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理念、外交实践、世界形势重大变化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整体发展以及不同流派创新的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传统文化是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背景资源。文化是在一个国家历史中积累形成的,它可以通过传统和习俗来反映,不仅塑造思想观念、规范和习惯,而且影响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映当地的特点,使理论带有地方影响的印记。

   文化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会塑造习惯。人们的行为和行动往往是基于一种未经理性思考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从理论上讲,既有后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和适切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也有习惯逻辑(logic of habit)和实践逻辑(logic of practice)。实际上,习惯逻辑和实践逻辑都体现了文化的影响,文化直接塑造了背景知识,同时也是背景知识的体现。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认为,人们通常是无意识地做事,但他们确实遵循某些规则,只不过是人们对有些规则太熟悉,以至于意识不到对它们的遵守,使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行为实际受到背景知识的影响。与此类似,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惯习”是个体感知周围社会世界并对其做出反应的具体倾向和偏好系统,它代表了群体文化和个人历史塑造身体和心灵的方式,直接影响社会行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历史先验论认为历史先验知识基于历史经验,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这种知识的影响。因此,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人对一些具体话语和行为的理解经常相似,反之亦然。在实践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运用自己的标准来理解或判断他人的行为或行动,一个国家认为正常的东西可能其他国家会认为不正常。如果对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缺乏足够了解、不具备相应的背景知识,沟通过程中就很可能出现误解,影响沟通的有效性。

   理论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受文化影响的特殊实践。由于理论家都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文化空间内,他们所发展出的理论也会体现这些时空的影响。例如对美国而言,民主和自由是核心价值。美国在建国伊始,就形成了“上帝选民”观念,认为美国肩负着向其他国家输出自由理想、民主制度及相关价值观的责任,二战后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塑造和对国际体系的设计也体现了这些理念。由于英语和西方世界的学术和话语霸权,这些理论往往被普适化,常被用来解释整个世界的外交实践。实际上它们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理论,在实践中无法解释国际关系的全面图景。近年来,随着非西方国家发展本国国际关系学派意识的日益增强,反对话语霸权和理论霸权的声音越来越多。例如,许多俄罗斯学者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认为俄罗斯外交实践遵循一套不同和独特的行事规则,无法套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印度同样基于自己的文化发展了甘地学派、尼赫鲁学派、民族学派、自由学派等。同样,中国文化也塑造了中国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国人珍视和平,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倡导包容互鉴,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自我”和“他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中华文明鲜有扩张理念,不会主动寻求改变他者,为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这些同西方文明的扩张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获得长足发展,如秦亚青的“关系理论”、赵汀阳的“天下体系”、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等同样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密切相连。由此可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形成不同的偏好和规范,会影响理论发展。

   第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受一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的影响。例如,美国学者提出和发展的许多概念、理论,如权力转移、结构性冲突、大国政治的悲剧、“霸权稳定论”、“自由制度主义”等大多是基于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实践经验。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在借鉴欧洲历史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社会”这一核心概念。同样,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往往与它由物质实力和智力、文化以及精神潜力所产生的大国身份相联系,这种身份认同影响其对国际事件的认知和反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国家,肩负着保卫俄罗斯世界和恢复国际关系“公平”的使命,而这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斥责。俄罗斯基于其丰富的地缘博弈实践,地缘政治理论发展也相对成熟。中国不把自己的思想和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或输出到其他国家,体现了内向性和非扩张性特征。这些理念也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实践反过来也使中国形成了以和平发展为基本途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外交理论,突出和平共处、互利合作、非扩张性、不干涉内政等特点。与此相似,中国学者也进行了“发展和平”“发展治理”等理论探讨。印度发展的理论也体现出很强的印度特色,如不结盟理论、亚洲价值理论等。

   第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受国际形势和重大变化的影响。理论是用来解释、描述和预测现实的系统化和概念化的思想。世界本身尤其是国际关系发生的大变化是最重要的理论发展源泉,为理论家反思和创新理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例如,20世纪70年代,身处由美国和苏联两大国主导的两极世界之中,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体系类比为市场,发展了非常简约的结构现实主义,即国家行为选择取决于其所处国际体系的结构,而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由大国的物质实力所决定。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未能预言冷战结束的质疑,许多新概念和新视角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文化、身份、性别、话语、情感等随之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这也使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而反思当前的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和调整,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实力发生变化,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赤字甚至治理失败的挑战。各类国际思潮涌动,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民族主义等不断兴起,美国作为世界霸主不断进行战略收缩,在国际上频频退群,使当前国际秩序不断受损,而中国作为崛起国却日益成为维护当前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这些都在经验层面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反思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其进行发展与更新。例如,过去人们研究国际制度,重点关注制度的形成与设计、制度的选择与变迁、制度的影响效应等内容,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加上中美在不同领域展开的制度竞争,很多关于制度的研究开始转向制度间的关系。有学者开始探讨国际制度竞争、竞争性多边主义等,也有人开始探讨无美国合作,体现出当前鲜明的时代特点。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国际合作,涉及国家间合作、次区域合作、区域间合作等。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合作的研究是否能够充分解释“一带一路”合作是对其进行理论凝练的前提。总结已有国际合作的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的研究在各不同理论流派中都有涉及,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功能主义、地区主义等。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于国际合作的研究具有广度和深度,既包括体系层次的宏观研究,也包含制度和文化共识层面的中观分析,还有一些个体层次的微观探讨。具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对合作的影响。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现实主义理论总体认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使国家的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这种不安全状态使它们在面对合作机会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能否从合作中获益,而是由于担心对方利用在合作中增加的实力会对自己不利而不愿意进行合作。现实主义理论一般认为,当有霸权国提供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物品或是国家在追求均势时,国家可以合作,强调国际合作经常由霸权国和大国主导,其他国家被动参与,突出特点是强制性。大国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主导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设立,强调国际制度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同时监督和执行国际规则以维护大国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霸权合作模式,认为霸权国创建国际机制,从维持体系稳定中获得收益,形成了一种善意的霸权合作,其他国家在霸权国主导的机制下开展合作,获得大量公共物品。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由于公共物品很难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得,因而需要由有经济能力且有意愿的霸权国家来提供。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则认为,霸权国主导的合作模式是一种恶意的霸权合作,其目的是为了增加自身收益。霸权国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机制,其他国家由于霸权国的强权和威慑,而不得不加入不平等的机制,并在其框架下开展合作。霸权国主导的合作是为了推行利于自身的规则,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机制,强迫参与合作的小国付出一定的代价。珍娜·戈瓦(Joanne Gowa)明确将霸权国主导的合作称为强制合作,强势一方迫使弱势一方改变自己的政策。戈瓦指出,霸权国的功能相当于国际社会公认的权威,可以促进合作。但参与合作国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接受合作的国家可以通过合作限制霸权国的剥削,因为霸权国也需要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维持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地位。以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合作的态度则更为悲观。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出于对相对收益的考量和对彼此之间欺骗策略的顾忌,不会产生真正的长久合作。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是基于安全竞争主导下的投机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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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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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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