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4 次 更新时间:2020-06-06 08: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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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  

  


   引言:相似的历史条件为何形成不同的结果?

  

   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在科技和制度层面,我们大体上相互了解。但在文明层面上,彼此的了解却远远不够。

   现代文明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土耳其和奥斯曼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1]。其中,古希腊文明是源中之源。读懂古希腊,才能读懂欧美现代文明的内心世界。现代中国的道路,建立在中华文明的遗产之上。中华文明的稳固形态确立于秦汉,演变之关键处在战国。读懂战国,才能读懂中国道路的内心世界。

   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

   政治制度方面,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民主制,又有斯巴达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

   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先是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又在战国时代建立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

   与古希腊同时期,中国正逢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战国和古希腊面临相似的历史境地。它们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希腊形成了亚历山大帝国,仅七年即分裂,其后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100年,被罗马逐一兼并。战国形成了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汉制度被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延续2000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不同的文明根性。

  

   战国:从分立到大一统

  

   (一)被误读的“百家争鸣”

  

   1975年12月,中国刚搞过“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接着刮起。而在湖北的偏僻小县城云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史学意义深远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农民在一块叫作“睡虎地”的农田里,挖出了一座秦国小吏的墓。墓主人尸骨之下枕满竹简,竹简上书满秦法。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简”。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学家在这些法家竹简中,发现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训教材《为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宽俗忠信,悔过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

   ——“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

   这非孤例。陆续出土的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中都有类似文字[2],说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这和后人对秦“焚书坑儒”“纯任法家”的绝对化定论不一样。

   不一样的,不只是秦国,还有六国。

   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是魏国发明的;通常认为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通常认为商业发达的齐国,其《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

   可见,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政治观念亦基本趋同。这个政治观念,就是“一天下”。谁也不甘于小区域的分治,都要去争夺完整的天下。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他们相互比的是,谁的生产力发展更快,谁的政治家集团效率更高,谁更能代表天下正朔。对整体“天下”的执着,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

   思想家们也是如此。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个高峰,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融”的一面。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战国简帛印证了“诸家杂糅”相融相合的现实。郭店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道家混同;上博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墨家混同;马王堆帛书中,可以看到道家与法家混同。“德”不为孔孟独享,“道”不为老庄专有,“法”不由商韩把持。在秦征服六国之前,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经开始。

   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道德秩序,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调“尚同”与“执一”的社会行动秩序。即便强调极端自由的道家,对统一秩序也是认同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经常被说成主张分治。但实际上,“小国”只是政治过渡的单元,“邦国”之后还有“天下”这一最终秩序——“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他还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只是他对“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权力不行,必须是圣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3],类似于哲学王。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经常被解读成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庄子反对的是儒家瞎折腾的“有为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无为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统一的,“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战国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与刑名法术的治理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汉的政权结构来自秦,意识形态来自鲁,经济政策来自齐,艺术文脉来自楚,北伐匈奴的军事力量来自赵燕旧部。

   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

  

   (二)秦的崛起与荀子之辩

  

   秦汉的道路选择,不是命运的偶然,而是前有夏商周历史经验,后经春秋战国几百年博弈思考。关键是在战国最后50年。

   秦并天下,虽完成于公元前232至前221年的秦王政时代,但奠定统一压倒优势的,是50年前的昭襄王中期。当时齐楚两大国战败衰落,只剩下赵国勉力独支。秦采取“远交近攻”战略,准备全力突破赵国。这是秦国征服天下的最后一道关口,同时也是六国联手抗秦的最后机会。

   战国志士谋臣们因此分成两大派。函谷关内的秦国,活跃着法家与纵横家。函谷关外的六国,活跃着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刑名家。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东方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相当于古希腊柏拉图学院。从商鞅变法开始的100年里,这里一直是与秦国对峙的另一个精神世界。

   稷下学宫早期由阴阳家主导,孟子游齐后,儒家渐成主导。到后期,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子,成为学宫的祭酒。一干就是三任,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然而,这样一位儒学大师,却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国。

   秦相问他:你来秦国,印象怎么样?

   荀子回答:秦的百姓淳朴,不追求声色犬马,尊重官府,像古代的人民。秦的基层小吏忠诚勤俭,办事尽心,不偷奸耍滑,像古代的官吏。秦都城的高级官员,出了家门就是官府,没有私事,不搞朋党,贤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处理政事速度极快,没有积存的事务,像古代的朝廷[4]。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圣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标。对秦政如此高的评价竟出自儒家大师之口。如果不是两千几百年后出土的秦简,荀子这段话会被打成巨伪。

   从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到里耶秦简,随处可见秦政权从上到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道文书最终发现有错,过手文书每一个环节的官吏都要负责。各乡养牛要定期比赛,排名末尾的乡官要被流放到远方工作。行政出了差错,主官要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赔偿公家。断案判罚不公平,审判者会被脸上刺字罚为刑徒。秦法对行政环节设计之精密,对官僚制度约束之严格,历代王朝居首。

   相反,同一时间,荀子对稷下学宫所在地齐国的政治评价则是,“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齐国是奉行儒家的大国,思孟学派主要在齐国传承,但用儒家理想操作出的政治现实却走了样。

   荀子总结道,秦国走到今天,不是幸运,而是必然。“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作为稷下学宫的主持者,说出这样的话,不仅是对六国政治立场的背叛,更是对儒家的背叛。

   但荀子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尽管秦国具有如此多的优势集于一身,却忧患不可胜数,远远没能达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为缺‘儒’。[5]”

   怎样才算是“有儒”呢?

   荀子回答:“节威反文,用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秦制以吏为师,荀子却希望用君子治天下。这是后世“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雏形。

   荀子认为,只要秦国补上了这一点,统一天下方可持久。

   他认识到,儒家虽然有着统一的道德秩序,但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法家虽然能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却在精神道义上有着极大缺陷。秦国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

   秦昭王没有理会。荀子返回东方。

   几年以后,荀子的话通过一场大仗得到了印证。长平之战,战国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秦国在赵军投降后,背信坑杀了40万赵军。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战国,这也突破了道义的底线。

   秦国从来靠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取天下,又岂会用仁义道德自缚手脚。

  

   (三)法家与儒家,哪一个都不能少

  

   长平之战后,荀子思想极度痛苦,他放弃了政治,不再周游列国,迁到了齐楚交界的兰陵,从此著书立说、教学授徒。

他教出两个大有名气的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一个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个是法家实践的设计者。讽刺的是,他们不是被商鞅法家学派教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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