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相似的历史条件为何形成不同的结果？

　　 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在科技和制度层面，我们大体上相互了解。但在文明层面上，彼此的了解却远远不够。

　　 现代文明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土耳其和奥斯曼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1]。其中，古希腊文明是源中之源。读懂古希腊，才能读懂欧美现代文明的内心世界。现代中国的道路，建立在中华文明的遗产之上。中华文明的稳固形态确立于秦汉，演变之关键处在战国。读懂战国，才能读懂中国道路的内心世界。

　　 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

　　 政治制度方面，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民主制，又有斯巴达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

　　 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先是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又在战国时代建立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

　　 与古希腊同时期，中国正逢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战国和古希腊面临相似的历史境地。它们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希腊形成了亚历山大帝国，仅七年即分裂，其后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100年，被罗马逐一兼并。战国形成了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汉制度被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延续2000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不同的文明根性。

　　 战国：从分立到大一统

　　 （一）被误读的“百家争鸣”

　　 1975年12月，中国刚搞过“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接着刮起。而在湖北的偏僻小县城云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史学意义深远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农民在一块叫作“睡虎地”的农田里，挖出了一座秦国小吏的墓。墓主人尸骨之下枕满竹简，竹简上书满秦法。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简”。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学家在这些法家竹简中，发现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训教材《为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宽俗忠信，悔过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

　　 ——“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

　　 这非孤例。陆续出土的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中都有类似文字[2]，说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这和后人对秦“焚书坑儒”“纯任法家”的绝对化定论不一样。

　　 不一样的，不只是秦国，还有六国。

　　 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是魏国发明的；通常认为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通常认为商业发达的齐国，其《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

　　 可见，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政治观念亦基本趋同。这个政治观念，就是“一天下”。谁也不甘于小区域的分治，都要去争夺完整的天下。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他们相互比的是，谁的生产力发展更快，谁的政治家集团效率更高，谁更能代表天下正朔。对整体“天下”的执着，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

　　 思想家们也是如此。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个高峰，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融”的一面。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战国简帛印证了“诸家杂糅”相融相合的现实。郭店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道家混同；上博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墨家混同；马王堆帛书中，可以看到道家与法家混同。“德”不为孔孟独享，“道”不为老庄专有，“法”不由商韩把持。在秦征服六国之前，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经开始。

　　 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道德秩序，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调“尚同”与“执一”的社会行动秩序。即便强调极端自由的道家，对统一秩序也是认同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经常被说成主张分治。但实际上，“小国”只是政治过渡的单元，“邦国”之后还有“天下”这一最终秩序——“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他还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只是他对“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权力不行，必须是圣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3]，类似于哲学王。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经常被解读成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庄子反对的是儒家瞎折腾的“有为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无为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统一的，“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战国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与刑名法术的治理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汉的政权结构来自秦，意识形态来自鲁，经济政策来自齐，艺术文脉来自楚，北伐匈奴的军事力量来自赵燕旧部。

　　 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

　　 （二）秦的崛起与荀子之辩

　　 秦汉的道路选择，不是命运的偶然，而是前有夏商周历史经验，后经春秋战国几百年博弈思考。关键是在战国最后50年。

　　 秦并天下，虽完成于公元前232至前221年的秦王政时代，但奠定统一压倒优势的，是50年前的昭襄王中期。当时齐楚两大国战败衰落，只剩下赵国勉力独支。秦采取“远交近攻”战略，准备全力突破赵国。这是秦国征服天下的最后一道关口，同时也是六国联手抗秦的最后机会。

　　 战国志士谋臣们因此分成两大派。函谷关内的秦国，活跃着法家与纵横家。函谷关外的六国，活跃着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刑名家。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东方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相当于古希腊柏拉图学院。从商鞅变法开始的100年里，这里一直是与秦国对峙的另一个精神世界。

　　 稷下学宫早期由阴阳家主导，孟子游齐后，儒家渐成主导。到后期，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子，成为学宫的祭酒。一干就是三任，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然而，这样一位儒学大师，却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国。

　　 秦相问他：你来秦国，印象怎么样？

　　 荀子回答：秦的百姓淳朴，不追求声色犬马，尊重官府，像古代的人民。秦的基层小吏忠诚勤俭，办事尽心，不偷奸耍滑，像古代的官吏。秦都城的高级官员，出了家门就是官府，没有私事，不搞朋党，贤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处理政事速度极快，没有积存的事务，像古代的朝廷[4]。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圣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标。对秦政如此高的评价竟出自儒家大师之口。如果不是两千几百年后出土的秦简，荀子这段话会被打成巨伪。

　　 从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到里耶秦简，随处可见秦政权从上到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道文书最终发现有错，过手文书每一个环节的官吏都要负责。各乡养牛要定期比赛，排名末尾的乡官要被流放到远方工作。行政出了差错，主官要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赔偿公家。断案判罚不公平，审判者会被脸上刺字罚为刑徒。秦法对行政环节设计之精密，对官僚制度约束之严格，历代王朝居首。

　　 相反，同一时间，荀子对稷下学宫所在地齐国的政治评价则是，“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齐国是奉行儒家的大国，思孟学派主要在齐国传承，但用儒家理想操作出的政治现实却走了样。

　　 荀子总结道，秦国走到今天，不是幸运，而是必然。“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作为稷下学宫的主持者，说出这样的话，不仅是对六国政治立场的背叛，更是对儒家的背叛。

　　 但荀子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尽管秦国具有如此多的优势集于一身，却忧患不可胜数，远远没能达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为缺‘儒’。[5]”

　　 怎样才算是“有儒”呢？

　　 荀子回答：“节威反文，用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秦制以吏为师，荀子却希望用君子治天下。这是后世“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雏形。

　　 荀子认为，只要秦国补上了这一点，统一天下方可持久。

　　 他认识到，儒家虽然有着统一的道德秩序，但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法家虽然能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却在精神道义上有着极大缺陷。秦国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

　　 秦昭王没有理会。荀子返回东方。

　　 几年以后，荀子的话通过一场大仗得到了印证。长平之战，战国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秦国在赵军投降后，背信坑杀了40万赵军。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战国，这也突破了道义的底线。

　　 秦国从来靠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取天下，又岂会用仁义道德自缚手脚。

　　 （三）法家与儒家，哪一个都不能少

　　 长平之战后，荀子思想极度痛苦，他放弃了政治，不再周游列国，迁到了齐楚交界的兰陵，从此著书立说、教学授徒。

他教出两个大有名气的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一个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个是法家实践的设计者。讽刺的是，他们不是被商鞅法家学派教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