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 金光耀:中国知青研究的历史学转轨(2008—2018)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 次 更新时间:2020-06-02 21: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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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   金光耀  

   摘    要:

   近十年,中国知青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如下特点:开始关注早期“老知青”;知青文学研究多回溯过往的评论;利用社会学调研数据评述知青生存状况;知青区域史因研究队伍建设的迟滞仍有待加强。同时,知青研究在资料积累上已初见成效,在学科建设方面则有“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剖析、“城市化滞后”等经济原因的探索、知青运动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的视角和将“知青、知青工作、知青运动”分开,以及以社会生活史为主导的“双重框架论”等研究“范式”的确立。更为重要的是,知青研究向以“史料开发、史实重建和问题解答为中心”的历史学转轨,已呈现出清晰的轨迹和萌动的生机,具体表现为出现了一系列类似“知青关系促成城乡经济交往”“知青慰问团”等务实的选题,并发掘了大量的原生态档案,研究者结合方志、报刊、民间史料,将其串联成了叙事的板块和求证的链条。这种层层叠加的学术积累和层层推进的学术突破,构造了知青研究的历史学品质和定位。

   关键词:中国知青研究; 新特点; 学科建设; 历史学转轨;

  

   2008年12月,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时为“筹”)联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了一次国际性的知青问题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的成果之一,是精选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的一批文稿,汇编成《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中、下。现称“前卷”)。据时任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沈国明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本书只是阶段性研究成果,记录的仅是研究者迄今为止的认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将使知青上山下乡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更趋深化,视角更趋多元,研究也更趋深入和理性”。1时日迁流,一晃十载。当我们着手进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2008—2018)》汇编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已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气象。对此,我们加以总结归纳,以利于中国知青研究的未来发展。

  

   一新的特点

   近十年,中国知青研究在内容上有四个方面显著变化。第一,早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受到关注。有评论指出前卷《文集》中“有关‘文革’前老知青的专题研究数量极其有限,具备充实史料和理论水准的研究明显欠缺”。2这大致与作者队伍的构成及如何认识打通前后两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关系有关。近十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老知青”身份的作者谢敏干在人一己百,不辞劳瘁梳理资料的基础上,清晰地书写了《十万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始末》的长文,3文献引用之权威,数据铺展之丰富,为那段特定的历史留下了比较准确的记录。同样有着“老知青”经历的学者邓鹏则指出:文革之前有近13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尽管有国家层面“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策,且表面上多为高考、中考的落榜生,事实上却存在着阶级路线的“政治歧视”,以至赴农村“脱胎换骨”成为唯一的出路。4就此廓清这段史实的某些要素,对吸取教训是有益的。

   令人欣喜的是年轻学人跨入了这道门坎,张曙利用年谱和侯隽等老知青的回忆,重点介绍了周恩来肯定知青下乡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同时,还提出“纳入国家计划”,倡导“半农半读”等政策措施,“确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5易海涛通盘检索了六卷本的《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将多省区的早期知青史料进行排列、比对(前后共涉及27个省区和直辖市),并围绕“支持农业建设”“城市精简”等时段的特点,展示了早期知青的“输出地”“接受地”“人口数”“安置政策”及劳动生活的一般情况,为全面提升这一专题研究的水平做了积极的准备。6应该承认,早期知青上山下乡与1968年后的知青运动,在规模和政治方向(接受“再教育”)上确有不同,但不可否认两者在形态、模式和路径上存在着接续的关系,甚或可以说没有早期就没有后期。所以,联结前后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将有助于在研究上获得整体的视野。

   第二,知青区域史研究有待加强和拓展。在中国知青史研究的版图上,知青区域史研究的权重和位置是极其重要的。全国各地知青上山下乡是由各省市所属的职能部门来筹谋和执行的,行政区划不同,境况态势不同,政策举措也就不同,比如京津沪等直辖市及浙江省、四川省重庆市等有跨省区上山下乡;江苏、福建、辽宁、广东等更多的省区则是本地安置;且全国东南西北中,地域差异很大,自然环境、人口分布、民间习俗、作物类型、生产方式等各不相同,尤其表现在经济往来上,同为上海知青,在黑龙江黑河地区插队的,每工可达块把元;在上海郊区插队的,蔬菜区的工分值可达1元多,棉粮区的工分值只有几角多;在安徽淮北插队的,工分值多则角把钱少则只有几分钱,等等。各省区下乡知青“生产—生活—生存”状态的差异,恰恰构筑了中国知青区域史研究的定位和要津。

   然而,本卷《文集》经搜索后收录的知青区域史篇章,却在整体上显得十分单薄,与其内含的研究价值不相匹配。其中刊发于《中共党史资料》的《云南知识青年回城事件与全国知青问题的解决》,尚未涉及云南知青常态状况的研究,基本属于中国知青研究中的大框架问题。只有汤水清、周琳分别关于知青在江西、在甘肃张掖的历史考察,邓晓关于四川省重庆知青“政策性移民”的分析,展示了该区域城镇“输出”和乡村“接受”知青的情况。7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多利用了当地公开的文件、大事记和近年出版的方志辑录等材料中的数据,如果说这是可喜的方面,那么通过开掘“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形成问题意识和专题构架(如汤水清提及江西建立了“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队场”等),则是全面提升知青区域史研究的方向。

   在此,为什么知青区域史研究会落伍呢?除了原始资料积累不足等原因,作者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迟滞是关键所在。我们注意到上述各篇的作者多来自当地的师范院校和党校,看来寄希望当地学者参与和努力的路径是正确的,京津沪等地的研究资源有效的输送将形成坚强的支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董国强教授所带的博士生,分别在做新疆、山东、福建等地知青史研究,在证明了知青区域史研究的紧要和未来前景,且在指导原则上强调“既深入区域,又跳出区域”的思路之后,就是在深入区域的基础上,还要有互为比较和上至国家的整体观照。总之,知青区域史研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可以说,没有知青区域史研究成果的集聚,就没有中国知青史的标树。何况,知青区域研究与人口迁移史、边疆经济史、城乡关系史等高品质的学术课题紧密勾联,期望下一个十年的研究能够收获累累的硕果。

   第三,知青文学、艺术研究出现富有意味的转向。前卷《文集》曾昭示中国知青研究发端于文学书写,即通过知青小说的主题、情节和人物的评论,涉及知青运动的内容和方向。然而近十年来,正式出版的知青题材小说已很少见了(自印本的知青纪实作品仍较多),知青作品评论便转向了知青文学史的书写。

   在本卷《文集》所汇编的篇章中,比较清晰地呈现了这条转折的线索,比如朱厚刚的《〈征途〉与知青小说的起点》认为1973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印数达300万册的长篇小说《征途》,为追寻那个年代的政治需要,尽管具有“起点性的意义”,但因“侧重于为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文学论证”,而导致了“知青文学与知青运动的不一致”。8同时,周建江的《知青运动后期的海南知青文学》,对知青大返城前的197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艺创作丛书”进行了剖析,认为身处海南丛林中的知青“尤为失落”的时期,以文学人物表达“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意向,其借托的精神资源并不是“再教育”的成果,而是多篇小说和诗歌中高扬的“红卫兵情结”,因为只有昔日“红卫兵”的荣耀,才能为今日“知青”的身份增添些许光彩,且能联通“继续革命”的路线。作者说这种“狂野式的歌唱”实为“哀婉的绝唱”。9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头一尾两个时间端点的知青文学,均处于知青运动的时段内,从为政治理念的书写到为精神意念的歌唱,大致勾勒出了早期知青文学史的样貌和特征。那么,这与80年代以后的知青文学史形成怎样的关联和差异呢?恰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周怡的《〈牛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塑造现代人格的意义》一文,则紧紧扣住这本1953年翻译出版并发行208万册的作品,因亚瑟的形象和命运“给革命时代的中国读者以充分的思考空间”,且与插队知青存在“某种处境上的契合”,而在宏大主题、生命感悟和城市想象、英雄悲剧等方面,与一代知青作家如文中提及的史铁生、梁晓声、阿城、张承志、王小波、陈村、王安忆等,发生了心理刻印、人格形塑、精神意象上的影响和共鸣,甚或在创作启蒙上坦承“在《牛虻》的伴随下真正走向了文学之路”。10然而,有意味的是:文中通篇不提以知青叙事为主业的作家叶辛,大概作者没有发现叶的作品中,有类似同代人的灵魂和精神的感召。与此同时,周显波的《回乡知识青年困局与文学呈现》一文,借助同代人中回乡知青身份的作家(断送了升学的路途后,因农村户籍而直接回乡务农),如路遥、贾平凹、阎连科等创作的作品,解析了人口数巨大的回乡知青因“城乡分治”的格局和政策,其实已“极少能重新开始真正的乡村生活”,他们人“束缚于农村”,心却“向往着城镇”。这些作品中更为深刻的主题,并不完全是回乡知青感受到的“农村的物质贫困和文化滞后”,而是“基层权力的滥用和失范”,这才是回乡知青陷入困局的根本原因。11作者指出知青文学以城市知青形象为主流,隐匿了回乡知青的身影,如此知青历史的叙事是不完整和不确切的。

   我们注意到以上两文都不是针对某一知青小说的评析,而是汇聚了知青文学中的共同倾向展开论证。再则,如果说周显波一文的意向,是对周怡一文意旨的补偿,那么,这个互为充实的美学结构,昭示了知青文学研究已经进入知青文学史研究的轨道了。至于是否还会出现新一轮知青文学创作的高潮,甚或产生经典的知青文学作品,则需要时势和作家们的共同构创了。其他如知青美术、知青歌曲等艺术类的研究,同样也多侧重于“美术史”“歌曲史”等方面的探讨。

   第四,引入社会学综合调查的数据,解析知青的现实状况和问题。知青研究关系一代人的生命史,且与共和国史同频同构,自然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本卷《文集》汇聚一组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学人的文章(“前卷”未见例证),不仅可称一大收获,更证实知青研究所内含的与社会发展诸要素的关联。比如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梁海祥采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上海数据,辨识了知青群体与同辈非知青群体对于婚姻的影响,并得出两者在“初婚年龄和认识配偶”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12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王甫勤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的资料,同样通过知青群体与同辈非知青群体的比较,发现尽管两者的经历在整体上对“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没有显著影响,但前者的生活幸福感程度偏低,甚或在知青群体的内部,返城时间的早晚也是造成幸福感差异的因素。13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的刘愿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检验了知青群体接受教育的年限及其代际的补偿效应。其数据分析的结论是,相比城镇非知青,知青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0.41年,而知青家庭子女(一孩)受教育水平增加1年,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特别是四年制本科教育的可能性显著提高。14来自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项飙,通过跟随北京大学“王汉生工作坊”的观察,认为一群承载“国家的重大实践”且具有“丰富生命体验”的知青学人,曾以使命感和开拓性的姿态,对中国问题和历史文化进行了探索。但面对“规范化与体制化循环悖论”的困境,由于先天的知识缺陷和无意识遗存的“知识贵族气质”,知青学人终究没能“把自己的独特经验转化为理论的资源”。以201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证,大部分知青学人因退休停止了教职——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终结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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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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