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6: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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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也为诸多富有特色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提供了可能性。一般来说,成熟的国族由于其在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方面的机制健全并有良好表现,往往能为现代国家的平等化、国家的整合、国家共同体的稳定、国家凝聚度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还能够为现代国家赋能,使其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进而对国家的品质发挥实质性影响。

  

   五、新形势下国族机制的突显

   传统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将国族的意义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重复。然而,欧洲民族国家与国族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为应对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而逐渐推进的,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而且,二者在应对时代问题中形成的互动和机制,又往往被这些具体问题所掩盖。因此,国族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便成为一个在若干具体机制背后的深层次关联而藏于历史深处。以民族国家及国族机制为基本框架或基本预设的知识生产以及知识的体系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内在关联的隐匿性质。因此,现代国家与国族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国家并未受到太多关注,更没有被作为“问题”而提出。而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影响而采取民族国家制度体系的其他国家,牵涉国族的研究则大都集中于本国与国族相关的国民性、国族构建、国民权利等具体问题上,对国族机制及其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这个深层次问题的关注并不多。

   可是,这种状况在世纪之交被根本性地改变了。20世纪末以来,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导致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层出不穷,进而将长期被忽视的国族机制问题突显出来,并以新的形式,尤其是通过国家认同问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而导致国族机制引起关注的这个根本性变化,就是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引发了人类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等国际机制和组织的建立,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持续推进,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苏联解体导致世界两极格局瓦解以后,全球化更是快速地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

   诚然,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现代国家或国族机制的角度来看,人口经常化、持续化和规模化的跨国流动,以及在移入国的重新聚集和组织尤其值得重视。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为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创造的便利的增加,人口超越国家边界的限制而在不同国家之间经常性地流动成为普遍现象。人口的跨国流动首先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但是,在人口跨国流动经常化、持续化和规模化的背景下,短时间就可实现跨国流动人口在某个移入国累积到较大规模的结果,并经过代际累积将影响快速放大。可是,这些移民人口不仅对母国的国籍和文化具有天然认同,而且还以此来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并塑造自身的族性。“利用族性寻求慰藉、维护自身也是流迁人口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本能反应。”移民人口在通过母国文化认同寻找慰藉而形成联系的基础上,自觉不自觉地通过群体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利益。于是,“族性认同在族际人口流迁中被激发或强化起来了”。总体上看,“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社会的扩大造就和强化了族性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移民人口在移入国聚众成族的现象逐渐形成、增多,并朝着实体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了诸多的新族体单位。这样的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跨国流动人口在西方国家聚众成族现象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导致“多族化”现象的出现。在相当长时间内,移民人口为西方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低成本劳动力,丰富了这些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思想领域的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理论、族群政治理论等,则为这些新族体提供了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甚至将多元文化解释为“多元族群”。在加拿大、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更是在政策层面得以施行。这些理论和政策对“多族化”过程中形成的新族群的利益诉求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对“多族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出现了:“多族化”背景下形成的各种新族群在原先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后,内部认同和自我意识明显增强,进而又提出更高的利益诉求,尤其是集体权利。随着这种“得到越多越不满足”的“狄德罗效应”的出现,尤其是族群利益诉求的不断攀升,新族群与移入国制度化机制之间的张力逐步显现,并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此种社会和政治张力的持续存在和逐渐增强,便在这些国家的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格局中逐渐塑造出异质化的因素和力量,进而对这些国家的国民同质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整体化机制形成侵蚀性的影响。在这些新族群自身发展和利益诉求发展的推动下,加之族群政治理论的鼓舞,这种影响不断地发展强化,对这些国家现行的国民同质化、国民文化、国民权利、国民整体化等机制及国家价值观等形成了解构性的影响。

   于是,两个严重的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一是,这些新族群在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既有社会机制、政治机制实现的情况下,表现出对这些机制的不认同,甚至掀起抵制性、破坏性运动,形成了体制外政治参与,导致社会骚乱的频繁发生,从而对相关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造成消极影响甚至是破坏。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在欧美许多国家。这些骚乱和矛盾又会对这些国家原先存在的矛盾产生激发和激荡作用,把盘根错节的既有矛盾重新激活并引发新的问题,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分离主义运动、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和白人至上思潮。二是,这些新族群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度和文化背景,并未在移入国经过深刻和持续的国民化塑造,往往以异质性因素和力量的形式存在,难以对移入国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形成稳定的认同。而问题在于,“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国家认同,现代国家也就失去了所有意义”。而且“政治认同并不是固定的……相反,它们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和社会建构性”。因此,这样的状况若进一步发展,就会使现代国家面临缺乏或丧失认同支持的困境,进而使国家分裂的风险大大提升。

   塞缪尔·亨廷顿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写下《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亨廷顿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民族国家在国族基础上形成的国家认同机制受到“多族化”带来问题的冲击后,国家认同危机便难以避免,从而使国家面临着解体的风险。亨廷顿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不复存在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联合王国的联合不那么强了”,“有分崩离析之势”,“也可能继苏联之后成为历史”,美利坚合众国也可能在2025年“成了另一国家或几个国家”。而这一切都是由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造成的。这样的研究及其判断,突显了认同危机有可能对民族国家造成的灭顶之灾,从而将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上述问题的出现,从一个特定角度突出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欧美国家在近代几百年中形成的以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为基本内涵的国族机制,的确是支撑现代国家的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旦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因素使原有的国族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一个国家的统一、稳定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行就会受到冲击和破坏。这也再次突显了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中国族机制的意义。这也表明,现代国家作为一套制度化机制,建立于社会的基础之上。社会是由人口构成的,而人口本身的存在形态、均质化和整体化状况等,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当前全球化趋势下人口形态、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后,以往民族国家中发挥着基础性影响的国族机制无疑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人口的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以及其中人口形态和人口组织方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只有建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套完整的、具有适应性和弹性的国族机制,才能为国家、社会的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这也表明,国族机制是现代国家建设中基础性、根本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它处于社会和历史的深层而常常被忽略。然而,如果不能在萌芽阶段就加以应对,当问题积累到积重难返时再来解决就更加困难了。欧洲诸国出现的难民问题,已经触及这些国家的国族机制,不仅带来了难以排解的困扰,甚至会演变成社会危机和国家危机。从目前的情况看,此类问题的解决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这也意味着国族机制对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础性社会政治资源的影响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些资源的状况,直接影响到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今天,全球化进程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却不会中断,它会在资本、技术以及在全球产业链、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推动下以更加深刻的方式持续推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会变得日益紧密,人口在国家间成规模的流动趋势还会进一步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在近代以来逐步形成并稳定发挥作用的国族机制,还会受到新的因素及其引发的矛盾的冲击,从而将国族机制的建设突显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现代国家只有通过有效的国族建设,通过增强国族机制的适应性和韧性,才能在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中展现优势。从历史经验来看,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创设新的机制,尤其是对移入人口的国民化塑造机制,从而强化人口的国民化和国民的整体化,仍然是避免民族国家危机的重要选择。

  

   基本结论

   第一,国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族虽然常常被称为民族,却并不是中国语境中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它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在民族国家构建起来后具有国家的形式,表现为国民共同体,与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存在根本性差别。国族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需要共同的历史文化支持,甚至还要有国民共同的“想象”,但在国族形成和发展中发挥根本作用的却是国家因素。国民共同体才是国族的基本属性,其他属性都要以此为基础。国族以国民共同体的形式将国内居民整合为一个整体,也因此成为国家范围内最基本的人口组织形式。

   第二,国族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机制。最早在欧洲形成的民族,在取得国家形式而成为国族之前经历了长期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也将一路走来应对各种具体问题的成功方式,沉淀为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而蕴于自身。在与民族国家结合而成为国族后,这一系列机制得到进一步丰富。其中,最基本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将此前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多样性的人口形态转变成为同质化的国民个体,实现了社会成员身份的同质化;二是在国家的框架内将分散的国民个体整合成为整体,进而充实了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内涵。前者为人口国民化机制,后者是国民整体化机制。国族的其他机制,都是在这两个机制的基础上一步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国族机制发挥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国族机制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各种机制的形成、巩固和有效运行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从而构成了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石。有了这些基本条件的支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才能建立并不断发展。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国族及其机制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也因此成为认识和理解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角度或途径。

   第四,国族机制是一种深层次的存在。它在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因素——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各种具体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它藏于社会历史的深处。因此,人们感知到的往往是其现象的存在,即各种具体的社会政治机制,透过这些具体的机制才能将国族机制揭示出来。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具有完善的国族机制的支撑,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状况会有很大的区别。国族的状况构成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底色。

   第五,国族建设是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国族以人口国民化为基础,而社会人口本身是一种变动的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的交往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人口的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变化。社会人口一旦发生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化,就会对原先的国族机制形成冲击,从而使国族机制面临挑战和风险。因此,使国族对社会快速变化出现的新的因素具有吸纳能力,从而具有适应性和韧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国族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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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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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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