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6: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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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使得一些全国性的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成为保护财产权和分配政治权威的主要场所”,国家的“王有”性质被根本性地改变。“这次革命标志着英国,极而言之,甚至整个不列颠群岛宪法和政治史的决定性转折点。”因此,“英国作为一个整体,它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民族。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英国民族国家终于确立了起来”。

   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马克思指出:“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因此,“英国的制度很快成为欧洲各国效仿的对象”。

   在法国,波旁王朝使法国进入绝对君主时代,路易十四更是将专制主义推向了极端。路易十四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太阳王”,宣称“朕即国家”,并断言“国王代表整个民族”。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法国民族与王权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导致了反对国王的运动。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绝对专制国家,最终将全体国民塑造成为现代民族。

   1789年8月,制宪会议经激烈的辩论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把民族(nation)确立为集体认同,把公民权和民族主权确定为法兰西民族认同的基础。”而“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这“不仅为法国政治生活奠定了人民主权、代议制、法制和分权制的重大原则,而且对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和美洲各国的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随着国民主权的确立,专制的法国被民族国家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民族国家的英、法两国,最终都是通过一部保障国民权利的法案而确立。这样的权利法案承认并保障了民众的权利,使其成为直接与“国”相对的存在,从而使民众的社会身份由臣民到国民的转化得到了法制确认。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权利法案,曾经将“国”视为私产的君主受到了限制甚至被取缔,实现了国家从“王有”到“民有”的转变,将“君主之国”变成了“民族之国”。

   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具有了民族的内涵,得到一个有组织的国民群体的支撑;民族有了国家的形式,并获得了制度性的确认和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即国族。国族的最终形成,也将此前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以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机制加以锁定和固化,使其成为自身的本质性内涵,从而使国族成为蕴涵着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的政治共同体。这样的国族,在为民族国家提供支撑的同时,也在民族国家的影响下不断丰富其内蕴机制。

  

   三、国族机制内涵的不断丰富

   法兰西通过一场举世瞩目的革命而构建民族国家,比英国构建起民族国家晚了一个多世纪,但却使民族国家的意义得到充分的彰显,并引起了对英国民族国家的反思,进而塑造了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期待。“在法国大革命后,传统统治的权威基础已经彻底丧失,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合法性,为获取民众的认可而进行投资。”在此背景下,“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欧洲的民族国家都是一种适合欧洲发展的制度安排。因此,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列宁也指出:“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在民族国家的影响日益突出并广泛传播以后,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陆续被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所接受和效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国家更是迅速增多并逐渐遍及全世界。这样一来,具有特定涵义的“民族”概念也被广泛地使用,并被引申于不具国家形式的各种历史文化群体,一国之内的各种历史文化群体被界定为民族的做法也越来越多。这些以“民族”概念来指称却不具国家形式的群体,自我意识觉醒后便自然地朝着“民族国家之民族”的方向进行想象,进而导致“以该民族及其国家为最终效忠对象的一套既定的思想、信念和行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此类民族群体自我意识的旺盛,尤其是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影响下,一些民族群体要求独立建国的呼声日渐高涨。西欧原生形态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民族与国家的一致性也被塑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主张。一些论著甚至将这样的政治诉求当作民族国家的本质规定,并以此来界定民族国家。

   显然,这样一种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表达特定政治诉求的“一族一国”论当作民族国家本质的判断,不仅不同于英、法最早构建的民族国家,而且最终导致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因为从这样的标准和视角来看,“世界上除了有如日本一样的单一民族国家以外,几乎不存在国家和民族的重叠现象,因而民族国家在欧洲也不过是一种虚构而已。”

   从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来看,民族国家乃取代绝对君主国家的国家形态。“只有打倒专制君主,摧毁王朝国家才能构建起近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继承了此前形成的国家主权制度,实现了国家最高权力从“王有”到“民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解决了这个根本性问题,既有的国家形式才由君主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确具有“一国一族”的表征,但其本质是国家主权属于民族(人民),与民族主义的“一族一国”论存在本质区别。

   在民族概念被广泛运用,以及各种历史文化群体被界定为民族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内存在多个民族群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于是,以国家的民族构成来界定民族国家的现象随之出现。从实际情况来看,“民族结构并不是民族国家的本质内容”,“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更不是民族国家本质的客观表述。在民族主义“一族一国”诉求给民族国家带来歧义的问题日渐突出的情况下,以国家的民族构成是否具有单一性作为判断民族国家的标准,不仅会造成更多的混乱,而且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只有回到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在民族国家问题上形成符合事实的认知。“所谓民族国家,就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在国家之内的历史文化群体被界定为民族,从而导致民族类型多样化的情况下,“民族国家既可能是单一民族国家,也可能是多民族国家”。

   关于民族国家的本质,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的看法很精辟,也符合民族国家的实际。“‘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属于整个‘民族’。于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了。”而国家属于整个民族,就是国家与民族的有机结合。法国大革命在构建民族国家时,就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3条“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民族(La Nation)。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的规定,将这样的本质规定更加明确地加以彰显。

   民族国家的本质表现于国家形态上,便形成民族国家的若干本质规定性:一是主权性,即民族国家拥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并且能够自主地行使;二是民族性,即国家的主权由民族拥有,民族是国家真正的主权者;三是人民性,即民族主权具体通过人民对国家政权的制约、控制来实现。因此,主权性、民族性和人民性成为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属性或基本特征。

   民族国家的基本属性并不是抽象的,须经由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多种机制来加以体现和保障。国家的主权性,要通过各种具体的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行使的机制来实现和保障,以及相应的国际法来加以维护。国家的民族性,即民族对国家拥有主权的属性,需要一套实现和保障国民权利,进而促成民族认同国家的机制来保障。“民族国家之所以拥有主权,是它承担了保护所有成员权利的责任……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归根到底来自于民族群体的认同”。民族国家的人民性,则通过体现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机制来实现。从民族国家的实践来看,这些机制涉及领土主权、国民权利、民主政治、国民教育、国民福利等内容,并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相互塑造,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系列的机制,并通过法制的方式将其制度化,民族国家才能巩固并稳定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一套体现“国家与民族结合”的制度化机制。

   然而,不论英国还是法国,在国家主权由国王转移到民族之时,即民族国家构建起来时,都不具备这样的完整机制。这样的机制尤其是完整的体系,是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以后在应对具体矛盾和挑战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都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并且需要国族机制的支持,既需要人口国民化及人口国民身份的支持,也需要国民整体化机制的支持。

   民族国家基于基本的国族机制而构建自身各种机制的过程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也不意味着事先存在一套完整的国族机制来为民族国家的制度化机制提供支持。民族国家的各种机制是在应对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具体问题和挑战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来的。这样的构建过程,在以既有的国族机制为支撑的同时,也对其发挥着涵育的作用,一方面将国族所蕴涵的人口国民化机制、国民整体化机制的内涵根据现实情况加以拓展,另一方面也以此为依托构建新的机制,从而使国族机制得到拓展、丰富、细化和体制化。这样的情形表明,民族国家与国族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在这样的互动中,民族国家各种机制的构建反过来又对国族机制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得国族机制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和升华。

   这样的塑造作用,首先体现于国族机制中“民”的环节。王朝国家基本的人口形态即臣民,获得了国家赋予并保障的权利,就具有与国家相对的性质,进而演变为王朝国家的国民。国家赋予并保障的权利,是臣民转化为国民的关键因素。不过,王朝国家通过对君主的效忠而获得庇护所形成的权利十分有限,由此构建的国民属性也很单薄。但是,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后,随着民族国家各种机制的逐步构建,这种状况逐渐改变。首先,民族国家以国族机制为依托,在一元性国民权利基础上建立的机制涉及诸多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些机制最终都体现于国民身上,并因此有效地增加了国民权利的内涵。比如,民族国家为体现国家的人民性而建立并不断丰富的选举机制,就将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增添到国民权利中,使国民权利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升华。其次,这些体现民族国家本质属性的权利不断赋予国民,对国民“国”的属性形成持续的增强作用,进而在将人口由臣民转化为国民的基础上促使其进一步朝着现代国家公民的方向转变,强化国民身份的同质性。最后,由此达至的公民身份体系促成了维护公民权的其他机制,如国民教育机制、领事保护机制等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国民身份的内涵。因此,民族国家的国民就与王朝国家的国民有了根本的区别,由国家赋予和保障的权利更加丰富和完善,国民这种特定身份中的国家属性更是王朝国家时代的国民所不可比拟的。正是这样一种内涵丰富的国民身份机制的形成,才使国族能够承担起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各种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提供支撑的使命。

这样的塑造作用也体现在国族机制中“族”的方面。如果说,民族国家对国族机制中“民”的作用针对的是个体,那么,其对“族”的影响针对的就是整体。与国家结合的民族即国族,最早形成于英国“光荣革命”后,但真正突显出来并具有世界性意义是在法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认为,在1789年法国革命初期,nation,这个术语获得了现代意义,即把全体人民都包括在这个概念中。”于此,“‘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可见,这样的民族是由国民组成的整体,并且与王朝国家末期出现的民族有根本性差别。但是,在国家主权由君主转移到民族而实现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时,国民整体性是初步的,作为构成元素的国民的“国”的属性十分有限,作为“族”的国民整体性和凝聚度也十分有限。但随着民族国家一系列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并反作用于民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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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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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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