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中国西方哲学研究7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2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1: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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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  
而且也来自对我们本身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在当时许多年轻人思想意识里所思所想的,无非是欧美社会为什么经济社会发达?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其社会制度的原因,社会制度背后则是有文化和思想基础根源的,而支撑整个发展进程的思想性、本源性基础,就应该是来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探讨传统。因此,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必须深入了解欧美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发展的进程。如果不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层次上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掌握西方发达社会的理论理解和管理思想,也不可能真正激发科学技术创新的思想源泉。我记得当时作为青年教师在全校开设面向所有专业的西方哲学课程时,报名人数太多,不得不采取限制名额的措施。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全国学者编写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1987年间陆续出版,共10卷(包括续编上、下两卷),就曾经成为许多人理解艰深晦涩西方哲学的帮手。尽管是精装本,但仍然销量很大。笔者当时作为大学年轻讲师,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时,往往从这本评传找一些新鲜材料和能够让青年学生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为了备课的方便,我个人就购置了一整套,每出一本马上就买一本。

   2.第二个阶段大概是从1991到2000年前后

   这一阶段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呈现专门化、细致化。伴随着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增加,西方哲学的研究队伍逐渐扩大,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自然地形成分工态势。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代哲学都有了专门的研究专家,许多研究者甚至将自己的一生投身一个心仪的哲学家,如张世英先生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研究,叶秀山先生等人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洪汉鼎对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杨寿堪主要研究黑格尔,以及后来年轻一代靳希平和倪梁康等人对现象学的研究,周晓亮对休谟的研究,尚杰对法国哲学的研究,姚大志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江怡和陈波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在对西方哲学的专题性研究中,涌现了许多有中国学者视角的研究著作,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子嵩先生等人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逐渐分化,不再停留在整体性的教科书的介绍上,有些学者专治存在主义,有些则致力于结构主义研究,还有些人投身于现象学的翻译与介绍,有人则投身于哲学阐释学研究,西方的分析哲学也开始纳入中国人的视野。另外,许多西方哲学的分支学科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价值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管理哲学各自也都有自己的关注和研究者,我个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就是199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与此同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逐渐从英、美、德、法逐渐向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扩展。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分析哲学和德法大陆哲学上。

   此外,这个时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政治方面的干扰,学者们开始更多从学术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哲学。正像刘放桐先生在其《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序言中指出的,“‘左’的意识形态的干预已越来越少,自由探讨的宽松局面已开始形成。在哲学研究中因提出不同见解而在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情况已未再有所闻。我国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由此取得了重要进步”⑤。就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尽管不再有80年代那种泡沫性的热潮,但深入具体的研究之作比那时要多得多”⑥。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西方哲学各研究方向以及西方哲学与其他学科研究的交互性。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大大扩展了中国人民的思想眼界和理论视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哲学研究者以极大的热情了解曾经陌生的西方哲学学术思想资源,翻译、出版和介绍西方哲学思潮成为学术发展的最直接的驱动力。在成批成套地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方面,甘阳等人的组织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一段时期内中国青年学生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要多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西方新出现的思潮,很快就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反应。譬如,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社群主义哲学、认同问题的理论,都几乎是同步得到中国哲学界的注意、研究和介绍。欧美哲学界学术研究的论题,都被中国学者们给予有中国视角的研究,有些西方命题通过我们新的解释转换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其他哲学二级学科的学者也结合自己的研究主题广泛涉猎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实际上当时许多杂志中发表的西方哲学的文章来自其他二级学科的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在不断地从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中汲取时代性的营养。例如,“价值”概念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纳入哲学思考的视野之中的,开始是在批判实用主义哲学时提到,后来发现价值认识在哲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价值视角对我们观察社会和理解他人具有特殊且不能忽视的作用。当时,价值哲学在我国是一个新词,最初的争论竟然是:“价值”是否仅仅是一个“唯心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理论陷阱,经过改造能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毋庸置疑的是,在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互动中,中国的哲学思辨力和理解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实际上,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仅丰富着中国的哲学思考,而且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每一种西方哲学思潮,往往在中国的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都会引起阵阵涟漪,都可能引出许多新的讨论话题和方法的变革。记得当时我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其他学科的博士、硕士生的论文答辩,原因是这些学生是基于西方哲学某种流派来研究本学科的问题。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还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只限于经由苏联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研究之外,也部分地研究“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术阐释路线。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接触到以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柯尔施、意大利的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都被翻译并且公开出版了。这对突破日丹诺夫对哲学的教条主义定义,扩大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国哲学界也渐次把“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基于西方现代性危机而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思潮纳入研究视域。中国哲学界既从这些思想流派中觅寻到许多理论发展的新问题,同时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它们进行了分析批判,并且在这个研究进程中注入了中华民族的和时代的视角。

   3.第三个阶段大概从2001年到2011年

   这一阶段西方哲学研究呈现整体性、多元性、同步性特点。在这个时期,学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由于一级哲学博士点的扩大,可以培养西方哲学博士的学科点也大为增加。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仅有了人力资源的广泛性,而且研究水平也得到明显的提升,基本上可以对西方哲学的发展给予同步的反应。到欧美访问、进修的学者和攻读学位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中国与欧美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得到不断加强,中国对西方哲学的陌生感、新鲜感已经让位于作为学术本身研究各自特点的反思。一方面,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开始进行系统化整合;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过去的社会性热捧逐渐转变为一种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自身的学科性存在要求。

   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系统性的设想下展开的。这不仅表现在老一辈学者如贺麟、王玖兴、王太庆、苗力田、梁存秀等人对西方哲学的系统翻译,而且也表现在学界试图对西方哲学发展史给予整体性把握的尝试上。譬如,早在1979年4月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把《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列为重点工程。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推进工作比较困难,这不仅是由于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而且也有一个思想准备的过程。因此,真正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是在21世纪才得以问世。目前,有两个多卷本值得关注: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西方哲学史》(多卷本),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立项的重点课题,由哲学所著名哲学家叶秀山、王树人主持,各分卷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学者,院外部分学者也参加了写作。该书共8卷11册:第1卷:总论;第2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第3卷:中世纪哲学;第4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第5卷: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第6卷:德国古典哲学;第7卷: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第8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全书近600万字,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时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座谈会,大家认为这套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基本上反映了几十年来我国在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另外一套多卷本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力作,即复旦大学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10卷本《西方哲学通史》(近600万字),这是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重点课题组织编写的,其中加大了现代部分,并且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另外,这套书在形式上每一部似乎又是可以作为单一主题而存在,有其明显的特点。无论如何,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进入了系统化研究的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正如叶秀山先生所说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固然有许多短处,但似乎也有一些长处。就叶先生的理解,中国学者的短处是语言、是那种沉浸于其中的文化存在;但是,我们也有长处,那就是跳出其文化存在看其文化的实质。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的,而且首先是哲学的,我们审视一种哲学的发展史,也应该有一种既能够认识其存在又能够跳出其存在的思想高度。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长处是:一方面中国人有五千年文明积累的历史视野,另一方面是多年来对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思考的积累。

   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系统性展开,也反应在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方面。在20世纪,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热度就很高,但都有些随着社会的关注和个人的兴趣而铺开的特点,同时也受出版社编辑力量和出版资金实力的限制。进入21世纪之后,对西方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胡塞尔、海德格尔、杜威等人著作的系统性翻译出版逐渐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范围,如梁存秀对费希特著作的翻译,王晓朝对柏拉图的翻译,孙周兴对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李秋零和邓晓芒各自对康德著作的翻译,刘放桐主持对杜威全集的翻译等。

   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越来越富有成效。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赵敦华的《西方哲学史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就被国内许多大学广为采用。张志伟的《西方哲学智慧》传播很广,赵林等人也编有颇有影响的教材。韩震主编的《西方哲学概论》内容涵盖从希腊哲学到现当代欧美哲学(2006年出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被评为教育部2007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北京师范大学由韩震牵头还编了《现代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英文版)》《西方经典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其他学校也编写了许多类似的教材,这些教材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就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整合而言,就难免出现断裂的问题。另外,教材质量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因此,根据中央有关单位安排,由赵敦华和韩震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该教材组织全国有关知名学者协同编写,并且经过多方面的反复审核讨论,201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外,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同步性、自信化,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尽管由于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仍然是有我们自己视角和特色的,但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到深度,都越来越体现出与西方哲学界的同步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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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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