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中国西方哲学研究7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0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1: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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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当代西方哲学就更加难以正确地对待了,因为从“资产阶级进步性已经终结”的观点出发,现当代西方哲学都被简单归结为代表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反动哲学,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学术研究就更加困难了,许多学者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个是非之地。1964年设立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在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成果仅仅有洪谦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当时,在全国各高校的哲学系中都没有开展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或设置课程,只有复旦大学还算比较系统地开设了这门课程,但也需要用“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开设,而且在实际中也必须把批判作为首要的目的,否则就无法让当时的学者接触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内容。正如刘放桐先生在《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序言中指出的,“从50年代初起的20多年内,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现代西方哲学被当做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极少有人再愿意涉足,原有人员也大多数被迫转向哲学史等其他领域。除了因政治需要发表的批判文章及为批判的目的而出版的少量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外,极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作;各大学哲学系均不系统开设本学科课程”④。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能够逐渐翻译一部分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当“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切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翻译活动都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在这个时期,只有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出版的论著,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特别是他们在其中对某些西方哲学家进行批判),偶尔会提到黑格尔、费尔巴哈、贝克莱、马赫、杜林等人,中国哲学界基本上对西方哲学界的发展情况毫无了解,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所涉及的流派、著作、人物、命题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实际上整个的哲学研究都处于停顿状态,我们的社会也处于难以进行理智对话和独立思考的历史时期。当人们都被裹挟着进行表面但却严酷的现实斗争时,哲学的反思就不可避免地被搁置了。

  

   二、以学习态度研究西方哲学的阶段(1978-201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门再次打开,人们不无愕然地发现:不仅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我们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当然也已经非常狭窄,哲学思想和理论思考处于极为贫瘠的状态,而哲学研究的方法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斗争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斗争中得到发展。可是,由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思想上的自我封闭,我们不是简单回避西方哲学,就是粗暴对待西方理论,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我们的哲学理论不仅变得越来越教条主义,而且变得越来越缺乏包容性发展和创造性拓展。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系统地全面看待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程的新起点。

   当然,对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哲学史和现当代西方哲学,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要批判其为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殖民主义和霸权辩护的狭隘立场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可借鉴的成果,其中也有对时代性问题富有成果的思考,对于这些有益成果应该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加以汲取,通过融通、转换和改造吸纳到中国哲学的时代性发展进程之中,扩大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推动中国哲学思维水平跃上新的高度、扩展到新的广度。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存在于这个时代,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性联系,二者之间也有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性问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应该给予正确的分析和恰当的回应。只有理解了西方哲学,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本质。

   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进程中,“芜湖会议”和“太原会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芜湖会议”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起点,那么“太原会议”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类似起点。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哲学界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197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安徽劳动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在安徽省芜湖联合主办了“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文革”后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近30年召开的第一次关于西方哲学的全国大会。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和许多中青年学者约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学者们基于学术研究的愿望形成了思想解放的共鸣,对于外国哲学研究界顺应时代改革、大力解放思想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学术研究起到了十分突出的引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史称“芜湖会议”。可以说,这次会议既是西方哲学研究者思想解放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学者认真对待西方哲学、学术地研究西方哲学的新起点。

   翌年,即1979年11月17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并组织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85个单位的17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相对以往的冷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现代外国哲学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学术会议,史称“太原会议”。尤其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种阶段的划分很难有严格的界限,其中不同阶段的特征也许是相互交叉的,但是从不同阶段的学术倾向仍然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差异。

   1.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0年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人的哲学”研究的兴起,与西方哲学学术界的接触让我们感受到与西方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刚刚见到西方哲学之后导致了思想震惊或思想震荡的时期。一方面是广大学者由于习惯了哲学思想领域里的沉默状态,当面对众多的西方哲学思想流派时,人们既不知所措、无从把握,又如饥似渴地要了解西方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也有某些思想僵化和既有认识模式成为认知惯性的人,对西方哲学思想潮水般涌入表现出种种的抗拒,这种抗拒往往采取过去将其与政治挂钩的方式即“扣帽子”的方法,对某些新开展的研究不时有多种指责。但是,从趋势上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不断地扩展和深入的。

   正像改革开放是对以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左”的一套的反拨,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很快就凸显了对其中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主题的关注。当有人说出了“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时,大家不难理解其背后的意义,其实质就是用康德“人是目的”的原则,去抗衡“左”的风气流行时社会整体性对个人个体性的抑制。对“异化”概念和“人道”问题的异常热烈的讨论,反映了学术界对过去“左”的做法的理论控诉。随后,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学转向逐渐升温,渐次扩展到存在主义、意志主义、尼采哲学、生命哲学,还有匈牙利的卢卡奇、波兰的沙夫这样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对人的哲学的研究热潮,显然来自对过去忽视人、人的自主意识以及人的权利现象的反应,也是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与超越。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整体上被人学(或称人的哲学)、人的主体性哲学和价值哲学所主导。实际上,中国的哲学脉动在当时是与西方哲学讨论和演进的节奏错位的。在那个时期,欧美世界已经开始反思哲学人本主义的问题和局限性了,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思潮使西方哲学进入方法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阶段,导致流行的学术词语是所谓“主体性的黄昏”,甚至有人模仿尼采的“上帝死了”说什么“人死了”。可是,与此同时,人本主义、主体性、人的价值却在中国大地成为最为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和话语。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切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雅玩”,而是特定时代人民的追求和思考。当时的神州大地必然是高扬人的力量和恢复人的尊严的时代,人们一方面要从“左”的思想桎梏下走出来,另一方面也要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力量的解放感。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西方哲学教材和学科建设的完善。青年学生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很高,由此有关西方哲学的课程及教材建设就成为首要的任务。最初,有北京大学朱德生等人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简编》,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的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和研究逐步进入正轨。1983年,复旦大学全增嘏先生出版了《西方哲学史》,武汉大学的陈修斋和杨祖陶先生出版了《欧洲哲学史稿》;1985年,南开大学冒从虎等人的《欧洲哲学通史》问世;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于凤梧等编写的《欧洲哲学史教程》出版,这4部教材都曾先后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教材。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1985年,南京大学夏基松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出版,与刘放桐的《现代西方哲学》一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对西方哲学学习研究的热度推动了学科点的建设,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凭借历史传统在培养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后来许多学校也逐渐建设了西方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如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

   随着西方哲学潮水般地涌入,对西方各自哲学流派加以介绍的读物和西方哲学原著不断翻译出版。最开始,比较敏感的书是出内部版。记得当时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而这种书籍非常吸引学者和年轻人,书一出版往往都希望托人买到手,先睹为快。西方思想给曾经单调的中国学术界带来新鲜感,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西方哲学,如果在言谈中不带点西方哲学的概念,都觉得自己落伍了。不仅哲学专业的人读西方哲学,其他专业的人也对西方哲学特别感兴趣。当然,西方的各种哲学理论与思想体系与我们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而且西方哲学内在的消极影响和对中国既有秩序的解构作用也逐渐显现。再加上某些人把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思想或理论当成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洋教条”,不仅无法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反而给这个进程增加了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是从“左”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却又陷入“洋教条”之中。因此,官方和一些比较传统的学者对西方哲学采取了一些批评和抑制的行为,不时也开展一些程度不同的批判性活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热情也无法扑灭,但研究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呈现一个逐渐放开的过程。尽管对西方哲学思潮存在一定防备心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西方哲学思潮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在对人道主义进行批判之后,学界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介绍和阅读西方哲学著作的热潮,如就流派而言,“存在主义热”“生命哲学热”“心理分析理论热”“现象学热”“解释哲学热”“科学哲学热”“分析哲学热”“结构主义热”“语言哲学热”“法兰克福学派热”“后现代主义热”……就哲学家而言,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伽达默尔热”“罗尔斯热”“哈贝马斯热”“罗蒂热”“福柯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热度”已经远远超出了纯哲学的学术范围,广泛地波及社会政治思想、文学理论、艺术讨论甚至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对西方哲学的关注,显然不仅是对我们自身哲学理论贫瘠和理论思考不足的反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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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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