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新冠疫情冲击下日本及中日关系走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 次 更新时间:2020-05-27 16: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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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编者按:2020年5月13日,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召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0)》《中国对外关系(1978-2018)》发布会,暨全球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在会上的发言,现经本人整理后发表。

  

   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冲击剧烈而深远,对日本、中日关系的影响是多重、复杂的。这主要是由两大基本因素造成的。其一是直接因素,即疫情冲击本身的特点。较之其他非传统安全危机,全球化条件下传染病传播迅速,烈度、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二是事件发生的宏观背景。新冠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行进过程中,疫情暴发前世界就已经在经历迅猛、深刻的变化,日本国家战略处于转型关键期,中日关系面临历史性变革,疫情实际起到了“变中生变”“变上加变”的作用,使既有变化在内涵、方向、力道上出现程度不同的调整。新冠疫情冲击下,日本及中日关系走势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一、对日本政治、政局和社会的影响

   截至目前,日本确认感染病例超过1.5万,排全球第33位,病死率约3.99%,在全球排第64位。日本疫情形势虽远没有美欧国家那么严峻,但日本拥有先进成熟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政府防疫工作效果却没有达到国民预期,所以安倍内阁还是受到了较大冲击,“政权末期综合征”可能提前到来。尽管日本朝野政党一强多弱、自民党内安倍一骑绝尘的基本格局尚未出现变化,但内阁支持率明显下滑,最近跌至32%,创下“森友学园丑闻”以来的第二低点。安倍党内权威受到削弱,围绕疫情应对方案及“后安倍”时期权力归属,派系角逐浮出水面。右翼保守势力消极言论包括涉华消极言论上升,也从侧面说明安倍对其政治拥趸的控制力下降。日本国内都在关注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之际,安倍是否谋求再次连任。目前判断,这种可能性应低于50%。相比之下,日本社会总体平稳,没有出现民粹主义、排外主义高潮,这也再次引起人们对日本“体制之谜”的关注。

   二、对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疫情暴发前,号称战后史上最长的景气周期即“安倍景气”就已宣告结束,经济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转正为负。为此,2019年底日本政府出台了26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疫情背景下,除各国同样面临外部环境的恶化外,日本还有两大特定因素对经济增长形成严重抑制效果。一是2019年10月提升消费税至10%,将持续打压占GDP60%的国内需求。二是东京奥运会延期,不仅使潜在利好消失,而且前期投入损失惨重。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为-3.4%。内外因素叠加,2020年日本经济将格外艰难。4月7日,安倍内阁出台了应对疫情、抗萧条刺激计划,规模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8.2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占到GDP的20%左右,但从各方面反应看,认为其长效措施耗时太长,远水难解近渴,短期效果能否迅速释放,表示怀疑。4月14日,IMF预测日本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5.2%,日本国内预测也与此大致相当。

   三、中日经济合作面临结构性调整,但不会出现系统性萎缩,甚至可能形成新亮点

   中日之间的各种“链”将重新组合,但合作整体规模将继续保持。上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中,有约22亿美元是用于所谓“零部件供应链方面的应对措施”,即要把关键产业的生产环节从海外特别是中国召回日本国内。但这笔钱最终很可能花不掉。日本JETRO的最新调查表明,在中国华东华南地区投资的日企,有46%表示将维持在华经营。纵向比,这一比例首次跌破了50%,但横向比,中国仍然遥遥领先。疫情刺激下,国际合作行为体的经济安全意识、地缘经济思维上升,但日本(以及韩国)国土纵深不足,产业链回撤甚至在国内搞“产业链集群”不现实,所以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区域化。这对中日合作来说恰恰是机遇。中日合作的潜在亮点还可以从中日韩三边、从东北亚区域治理中去发掘。中日韩战“疫”举措各有千秋,但都体现出作为东方国家的文化共性。韩日交恶对合作构成政治障碍,但4月韩国议会选举中执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文在寅总统不但可望避免单任总统制下任期过半后所谓的“跛脚鸭”困局,而且可为缓和韩日关系、恢复对日合作赢得了更大的国内政治空间。

   四、政治和战略上,日本对华竞争意识走强,制衡举措更加多元

   对照作为全球挑战的“四大赤字”,在中日之间各类问题中,“信任赤字”尤其突出,而且长期居高不下。战“疫”初期,中日在民间层面特别是地方友城之间的互动效果良好,但随着疫情的扩散,形势发生变化,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涉华消极言论有所上升。抗“疫”对中日国民感情的改善最终能否产生良性推动作用还需要继续观察,但至少“信任赤字”居高不下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扭转。除中日之间存在现实争端即“问题”本身之外,还有一些战略性因素决定了“信任赤字”的消除无法一蹴而就。一是来自美国的影响,二是日本自身的考量。“以小事大以智”,2010年中日经济总量逆转,“中大日小”不可逆,日本更加注重以综合战略运筹应对中国加速崛起带来的复合型压力。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要在中美之间扮演关键变量的角色,这种战略心态及需求今后不会减少,而是会持续增加。日本近年来非常关注“高新边疆”、数字贸易规则等,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倍首相专门强调全球数据治理问题,G20峰会期间推动通过了“数字经济宣言”,要以此“建章立制”,引领WTO改革方向。

   五、关于“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认知与构建

   2019年6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大阪就“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这里的“新时代”,首先应是中国十九大所宣示的中国发展的新时代,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其国际层面的内涵。要构建“契合新时代需要的中日关系”,首先意味着契合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需要强化主体意识,强化引领作为。“新时代”中日关系有其时代特色、有新的追求,对其样态要做辩证理解,它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而有问题又不等于不发展合作。中日关系仍将处于竞合并存的“新常态”,彼此在坚持多边主义、主张自由贸易、推动区域合作等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抱持同样立场,但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分歧。从日本国内政治看,“后安倍”时期,更可能出现弱势政权,果如此,政治稳定度、政策连续性恐怕会受到影响。面对复杂局面,中国既要抓紧促进合作,也要沉稳应对挑战,一切应建立在扎实研究、科学研判的基础上,目标设定要合理,方案具有可行性,不能以期盼代替研判,以美好愿望代替理性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日关系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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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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