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凡 惠冬:金朝“南人”胡化考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2 次 更新时间:2020-05-24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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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凡   惠冬  

摘    要:

金朝入主中原之后, 中原地区形成一个外部对南宋隔绝而内部多元化的文化空间, 加之女真统治者对汉民族的统治政策及变化, 都在强制或促进着中原汉人 (“南人”) 的胡化。这种胡化状况表现在衣饰、发式、礼仪等方方面面, 在心理上则呈现出对南宋的疏离, 和对金朝统治的认同倾向。“南人”的胡化, 消融了他们与燕云“汉人”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 为元朝四等人制对汉民族的划分提供了现实依据。

关键词:金朝; 南人; 汉人; 胡化;


在金朝入主中原之后, 中原地区的汉人往往被称之为“南人”, 与燕云汉人被称为“汉人”相对应, 即赵翼所谓金朝“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 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是也。1学界对“南人”的研究, 集中在其政治地位的讨论上, 对中原习俗的流变很少提及。2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辟有一节, 综合讨论了金朝汉人的胡化。3然而, 燕云地区的“汉人”与中原“南人”虽同为汉族, 但由于地域差异与历史背景的不同, 其胡化状况与身份认同等方面又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鉴于此, 本文试图厘清中原汉人习俗胡化的历史轨迹, 以及在民族交流、碰撞中导致的身份认同的转变, 从而更好地了解金朝汉人的生存状态及对后世的影响。



“南人”与女真的直接接触是在金朝入主中原之后, 女真人大量南迁至中原地区, 与当地汉人杂然而居, 落户生根, 使得中原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女真汉化的同时, 中原汉人也经历着胡化的转变。“南人”的胡化, 既与金朝的统治政策有关, 又受到中原地区日益多元的文化倾向的影响。

金朝对中原的占据, 使“南人”与南宋彻底隔绝开来, 造成了一个在自身之外只存在胡族习俗的封闭文化空间。因战争因素造成的疆界隔绝自不待言, 在金初, 即使是南宋使者使金之时也往往难得与当地民众一见。乾道五年 (1169) 楼钥在使金途经雍丘时, 就听驾车人说:“向来不许人看南使, 近年方得纵观。”在真德府, 又见“道旁老妪三四辈指 (使者) 曰:……我辈只见得这一次。”1在金朝这种禁令之下, 南宋使者“避嫌疑, 紧闭车中, 一语不敢接。”2这样严格的隔离政策一直延续到金朝中后期。女真的隔离措施割裂了中原地区与南宋的文化纽带, “南人”失去了得以保持宋朝旧俗的外部资源与文化营养。

与此同时, 女真统治者“悉迁女真土人散居汉地”, 3经过天会、皇统、正隆年间的三次移民高潮, 至泰和末, 长城以南的猛安谋克户达到360万甚至更多, 占全部人口的47%。4宣宗南渡后, 更是将黄河以北的猛安谋克有计划地迁往河南以拱卫汴京。如此大量女真人的南迁, 且与汉民族自由通婚, 5把女真文化带入了汉地甚至汉人家庭之内。人员分布与文化构成上的胡汉杂糅, 使得这一文化空间内部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风俗都对于对方无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女真装束早以其便利、舒适、美观在中原流行。沈括曾说道:“中国衣冠, 自北齐以来, 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 长靿靴, 有蹀躞带, 皆胡服也。”6可见胡服的流播由来已久。北宋风气开放, 乐于追求新异的事物, “士庶仿效胡人衣装, 裹番样头巾, 着青绿, 及乘骑番鞍辔, 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 7胡服就是以其颜色、形制和材料的不同赢得了北宋士庶人等的青睐。袁祹撰《传言玉女词》, 其中有“浅淡梳妆, 爱学女真梳掠”之语, 8可见女真服饰在北宋时已经深入到深宫内苑之中了。

胡服在北宋的流播, 既证明了北方少数民族服装的独特魅力, 也为金朝入主中原后“南人”接受胡俗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因为他们已经对胡服有了一定的审美认同。同时, 胡服也给穿着者带来了莫大的便利, 例如窄袖利于跨马驰射, 前后开胯的长裤利于骑马乘驴, 短衣则便于在农作物或草间耕作种植。9南宋使者在汴京看到雉发髡顶的南人们“蓬辫如鬼”, 而南人们却“反以为便”, 自得其利, 因为这样的发式“可支数月或几年”, 10省去了不少打理的工夫和金钱, 因而为普通百姓所乐于采用。可见, 便利与美观是胡服得以征服汉族的最大魅力所在。

然而, 在金朝入主的初期, 中原“南人”对女真统治尚抱有相当的排斥感, 女真土人也还没有大量迁往中原。如果说上述文化影响的力量在中后期越来越得以彰显的话, 那么, 金人入主之初时“南人”的胡化, 则直接导源于女真统治者对女真文化的强力推行。

为了将自己统治下的汉人与南宋划开界限, 昭示对新征服人民的统治权, 塑造“金人”形象, 女真统治者在征服之后便开始强制中原汉人改发易俗。天会四年 (1126) 十一月, 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曰:“今随处既归本朝, 宜同风俗, 亦仰削去头发, 短巾、左衽。敢有违反, 即是犹怀旧国, 当正典刑, 不得错失。”11在女真统治者眼中, 保留宋式装束即是“犹怀旧国”的证明, 是必须受到惩罚的。天会七年 (1129) , “金元帅府禁民汉服, 又下令髡发, 不如式者杀之。”令下之日, 各级官吏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加以执行。如代州守刘陶“执一军人于市, 验之顶发稍长, 大小且不如式, 斩之”。解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 (即汉人作工时的围裙) , 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 细民无力, 坐困于家, 莫敢出焉”。12女真统治者对本民族文化的强力推行, 使得汉民难以得到保持旧俗的外部环境, 不得不接受统治者的要求, 改装易服, 从而逐渐胡化于这种高压氛围之中。虽然后来女真对这种血腥的做法有所放宽, 但影响并未结束, 故在章宗承安五年 (1200) 还有“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的记载。13

如果说上述强制措施是“硬”手段, 而金朝对“南人”政治态度的改变则从“软”的方面促进了二者之间的融合与认同。金朝初入中原, 对中原汉人充满了猜忌, “南人”所受的民族压迫最为惨烈, 政治地位也最低, 被没身为奴、移民“实内”者比比皆是, 太宗时一些极端分子甚至“常欲尽诛南人”。14随着在中原统治日久, 一些比较开明的金朝君臣开始意识到想要维持长久的统治, 就必须改弦更张, 拉拢中原士人参与统治。因此, 约从海陵王开始, 中原汉人的地位开始有所改观。以汉人在女真统治之中所占的比重而言, 金初只有28%, 章宗时一度达到50%, 其中又由金初的燕云汉人为主转向以中原汉人为主。15南北选的废止, 使得进入统治阶级的路径得以大幅开放, 迎合了知识分子强烈的入仕愿望, 大量“南人”趋之若鹜, 故元人评论说:“终金之代, 忍耻以就功名, 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 至于避辱远引, 罕闻其人。”16金朝却由此大大提高了其在中原统治的政治认可度。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在女真统治者中还出现了“国人一家”的思想, 唐括安礼就曾以此反对世宗对汉人滥意签军:“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 彼耕此种, 皆是国人。即日签军, 恐防农作。”17这种思想也存在于汉人之中, 熙宗时刘筈即言:“今天下一家, 孰为南北?”18“国人一家”思想的出现, 可视为汉人、女真互相认同、接纳的一个标志。



与女真贵族对汉人从排斥到融合的轨迹相同, 中原汉人对女真统治和习俗也经历了由抗拒到接纳的过程, 从而在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上都发生了胡化 (女真化) 的转变。

“化”在汉语体系中有多种含义, 这里是作为“改变”、“无形之变易”或“转移民俗”的意思, 是指在主观上或客观上接受、认同另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这种接受或认同, 既可以是变化的过程, 也可以视为变化的 (阶段性) 结果。魏特夫与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以“涵化”来概括民族间的交融, 指出征服状态下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相互影响。19本文所述“南人”的胡化, 就是汉族与女真“涵化”之一面, 指中原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对女真风俗甚至是思想观念的接受和认同。

1.服饰之变。

这是“南人”胡化最为直接、具体的体现。如上所述, 北宋时期的中原就已被染胡风, 金朝入主之后, 女真的统治和与女真人文化交流的频繁, 使得胡化状况在中原地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范成大于乾道六年 (1170) 出使金国, 明显地感觉到中原地区的这种变化:“东京……民亦久习胡服, 态度嗜好与之俱化, ……最甚者衣装之类, 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 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 而戴冠者绝少, 多绾髻, 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 谓之方髻。”20范成大使金, 于所经途中逐地记下见闻感触, 有不少反映了胡服的普及, 如《相国寺》诗:“闻说今朝恰开寺, 羊裘狼帽趁时新”;《丛台》诗:“袨服云仍犹左袵”等, 21可见“羊裘狼帽”等原属北方游牧民族的装束已经成为汴京市场上的畅销货, 被视为蛮夷显著特征的“左衽”也得到了普及。如果说昔日文物荟萃之京师乃是微染胡韵, 那么, 今日已经是胡风遍地了!七年后, 同在归德府境内, 周辉也察觉:“入境, 男子衣皆小窄, 妇女衣皆极宽大”, 与南宋衣制迥异。不仅平民, 连官吏也是如此:“绦反插, 垂头于腰, 谓之有礼。无贵贱皆着尖头靴, 所顶巾谓之蹋鸱。”22显然是受女真风气的影响。南宋嘉定四年 (1211) , 程卓出使金朝, 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 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然也都是左衽, 23由此可见胡俗普及的程度之深。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也遭到了破坏, 金朝曾数次下达雉发令, 强制“南人”髡发, 虽然遭到强烈反抗而有所松弛, 但是由于女真衽发制度始终处于强势主流地位, 历经几十年的流变和互相融合, 包括河南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南人也都雉发左衽了, “男子髡顶, 月辄三、四髡, 不然亦闷痒。余发作锥髻于顶上, 包以罗巾, 号曰蹋鸱。”如此装束让曾经是同一民族的南宋使者觉得如同见到鬼魅一般。24本来是同一王朝统治下的族胞, 在异族统治之下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番奇异模样, 难免南宋使者们发出“百年邻鑫幕, 今日聚妖氛”25的长叹了。

2.语言仪礼之变。

楼钥《北行日录》记载了一则出使金国路经浚州城的一段小插曲:“道遇细车自北来。先牌云:蔡州都巡检使宅眷, 与接伴使有连, 各下车相见。一妪一妇与正使皆胡跪拱手摇肘为礼, 然后立谈良久而去。”26此中, 我们可以看到本应是更加谨守行止礼法的官家宅眷的胡式礼仪。官家如此, 下层百姓之情形自是更甚。同卷亦载在相州之时“承应人各与 (民) 香茶红果子, 或跪或喏。跪者胡礼, 喏者犹是中原礼数, 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 尤使人感伤。”则不仅是“胡跪”, 连声音语调都熏染北音, 这不免让使者感慨系之了。周辉《北辕录》有云:“有位者便服立, 止用皂纻丝或番罗系版条, 与皂隶略无分别……无贵贱皆着尖头靴。”这种尊卑无别、贵贱同服的状况完全消解了有宋以来形成的差级有序的衣冠之制。

作为礼法的重要辅助, 中华鼓乐在此也难得一闻了:“裔乐悉变中华, 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 尚舞高平曲破”。27陆游诗亦云:“上源驿中槌画鼓, 汉使做客胡做主, 舞女不记宣和妆, 庐儿尽能女真语。”28“宣和妆”的忘却, “女真语”的习成, 均显现了中原“南人”的胡化转变。

3.心态之变。

比服饰、风俗更加深刻的是“南人”的心态之变。虽然有范成大《州桥》这样感人肺腑的描述遗民怀恋故国的佳作出现, 29但是遗民心态的变化却不比诗人想象中那般乐观。时日的流逝, 空间的隔绝, 和战形势的演化, 难免使得遗民心态经历着由强而弱的变化。

就南宋金使的描述而言,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对来使垂涕跪拜的都是些“戴白之老”, 30如:“白头翁媪相扶拜, 垂老从今几度看”;31“老妪跪拜者尤多”, 32而从未见及青年人对来使拜泣的记述。洪皓使金, 就亲眼目睹了遗民后代麻木的表情。在河北, 有父老指着一群青年, 告诉他“是皆生长兵间, 已二十余矣, 不知有宋。我辈老且死, 恐无以系思赵之心。”33这时离北宋灭亡尚不足二十年, 河北青年即已“不知有宋”, 虽然不免有所夸张, 但仍然可以映射新一代中原人对南宋感情疏远的趋势, 遑论忠诚怀眷之情了。

建炎元年 (1127) , 曹勋自燕山遁归, 称“河北之民, 忠义赤心, 贯于白日”, 遗民们忠宋之情是何等的强烈!绍兴十一年 (1141) , 相隔仅十数年, 当他再次来到汴京时, 对此已经信心不足, “虽觉人情犹向化, 不知天意竟何如”, 34“犹向化”三字, 语带勉强, 说明民心已大不如从前。范成大使金途中, 见“遗黎往往垂涕嗟啧, 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35虽然语含怀慕, 但似乎已经是在诉说另一个国家了。杨万里在《初入淮河》中写到:“何必桑乾方是远, 中流以北即天涯”, 36即是对这种遗民状况的无限感叹, 一条淮河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

金朝入主中原, 开启了此地百姓近二百年异族统治的端绪, 金朝“南人”也为此后二百年间中原胡化进程揭开了幕布。作为胡风已起而汉风仍存的这一阶段, 在中原胡化史上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元于钦修《齐乘》, 描述这一变化即感叹到:“唐虞三代风化尚矣!春秋以降, 列国殊俗, 去古未远。自秦汉以后千八百年, 总天下风俗五变愈下:盖自汉至西晋一变, 五胡南北至隋一变, 隋唐至安史之乱一变, 五代一变, 宋金之交又一变。安史灭君臣之义未尽, 至五代则几矣;五胡南北华统未断, 迨金宋则绝矣。”37这一时期正经历着最为深刻的“华统之变”, 被视之为“天下之中”、正统所系的中原地区已经胡风尽染, 以后的中原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只能成为胡化了的中原了。



“南人”的胡化, 又与燕云“汉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原地区在此之前一直是天命所归、正统所系之地, 虽偶有胡风流及, 终不损华统。而后者自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就一直是胡汉民族交融地, 胡化的现象到唐中后期已十分显著,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38北宋神宗时更被指“异于中国”, 39哲宗时已是“衣服渐变存语言”了。40可见, 历史背景的不同, 使燕云“汉人”的胡化远早于中原之“南人”。即使在中原沦于女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 燕云地区的胡化程度也要高于中原地区, 楼钥使金时描述二者的差别道:燕云“人物衣装又非河北”, 又听驾车人曰:“只过白沟, 人便别也。”41白沟, 是原辽宋边界点之一, 也是“南人”、“汉人”之分界, 一过白沟, 竟有人殊俗异之感, 可见此时二者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然而, 如上所述, 随着“南人”胡化进程的推进, 两者在衣装、发式、仪态等方面都愈加趋同, 从而逐步缩减甚至泯灭了二者之差异。

两者不仅都是胡化了的汉人, 在政治地位、政治心态上也趋于相同。金初, “南人”的反抗仍很激烈, 女真统治者在任用汉族士人之时相应地采取了抑宋扬辽、重北轻南的对策。天会皇统年间及第进士共83人, 其中原属辽籍者57人, 占到了2/3强。辽籍进士官至三品以上者36人, 而宋籍者仅10人。直到熙宗天眷年间, 北选仍多于南选。42然而, 随着田瑴党狱事件的发生和南北选的废除, “汉人”的政治地位下降, 其入仕特权遂得以终结, “南人”开始与之平等竞争。地位的持平消弭了政治上的鸿沟, 从而加速了二者的交融。

另外, “汉人”、“南人”在政治心态上都表现出对金朝统治的认同和拥护。例如毕资伦, 缙山 (今河北延庆) 人, 兴定五年 (1221) 为宋军所俘, 以金朝忠臣自居, 大骂降宋之人曰:“不幸失国家城池, 甘分一死尚不能报, 肯从汝反贼求生耶?”闻金哀宗死讯后自尽;43李革, 河津 (金山西河津) 人, 为金朝守平阳, 被宋军攻破后亦自杀殉职。44其中, 前者为“汉人”, 后者为“南人”, 在面临南宋、金的选择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金尽忠, 二人的遭际可说明金后期汉人认同金朝的共同倾向。

文化、政治上的互溶, 使得在金后期“汉人”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 开始成为生活在金朝的汉族整体的指称。如《金史》卷四七《食货二》:“ (大定) 二十一年 (1181) 正月, 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往往骄纵, 不亲稼穑, 不令家人农作, 尽令汉人佃莳, 取租而已。’”此处之“汉人”显然指的是山东人。“汉人”作为整个汉族指称的出现, 表明曾经迥异、轩轾的“汉人”与“南人”已经融为一体, 故元好问编《中州集》, 亦对“南人”、“汉人”之作品统而收之, 一以视之为“中州”之人, 即反映了二者差异的消解。正是“汉人”、“南人”的融合, 及其与南宋的疏离, 直接为元朝四等人制中对汉民族的划分提供了现实依据。


注释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八《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574页。

2有所涉及者可参见张新艳:《金统治下汉人与女真人的关系》,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8年第3期;杨宇勋:《从自杀殉国来看各族官员对金朝的认同感》, 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35辑, 台北:兰台出版社2005年版, 第369-425页。

3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第七章第三节“女真习俗对汉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90-194页。

4 (1) 楼钥:《攻媿集》卷一一《北行日录·下》,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1578-1579页。

5 (2)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六《书朔行日记后》,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322页。

6 (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 绍兴三年九月庚辰条,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1162页。

7 (4) 参见刘浦江:《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 《民族研究》, 1994年第2期。

8 (5) 《金史》卷九《章宗一》:“尚书省言:‘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 若令递相婚姻, 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从之。”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218页。)

9 (6)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3页。

10 (7)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七,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年版, 第1797页。

11 (8) 朱牟:《续骫骳说》, 陶宗仪:《说郛》卷三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第649页上。

12 (9) 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妇人不服宽袴与襜, 制旋裙必前后开胯, 以便乘驴。” (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第150页) ;并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中国衣冠, 自北齐以来, 乃全用胡服……窄袖利于骑射, 短衣长靿, 皆便于涉草。” (第3页)

13 (10) 范成大:《揽辔录》, 《范成大笔记六种》, 中华书局2002年版, 第12页。

14 (11) 《大金吊伐录》卷三,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74页。

15 (1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 建炎三年九月乙亥条, 第560-561页。

16 (13) 《金史》卷三五《礼八》, 第828页。

17 (14) 洪皓:《松漠纪闻》卷上,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0册,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2005年版, 第872页上。

18 (15) 参见陶晋生:《女真史论》, 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版, 第49页。

19 (16) 《金史》卷四五《刑法志》, 第1014页。

20 (17) 《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第1964页。

21 (18) 《金史》卷七八《刘筈传》, 第1772页。

22 (19) Karl A.Wittfogel and Chia-sheng F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 , 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p.1-32.

23 (20) 范成大:《揽辔录》, 第12页。

24 (21)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第147-151页。

25 (22) 周辉:《北辕录》, 陶宗仪:《说郛》卷五四, 第836页上。

26 (23) 程卓:《使金录》:“十七日乙未, 晴。早顿柏乡县彭川驿……行二十里, 光武庙在道旁, 壁绘二十八将, 皆左衽。”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45册, 齐鲁书社1996年版, 第42页。)

27 (24) 范成大:《揽辔录》, 第12页。

28 (25) 洪适:《盘洲文集》卷五《过保州》,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387册,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2005年版, 第93页上。

29 (26) 楼钥:《攻媿集》卷一一《北行日录·上》, 第1583页。

30 (27)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二《真定舞》诗前小序, 第154页。

31 (28) 陆游:《剑南诗稿》卷四《得韩无咎书寄使敌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388册, 第268页中。

32 (29) 范成大《州桥》诗:“州桥南北是天街, 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 几时真有六军来。”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二, 第147页。)

33 (30) 楼钥:《攻媿集》卷一一《北行日录·上》, 第1579页。

34 (31) 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二《翠楼》, 第150页。

35 (32) 范成大:《揽辔录》, 第13页。

36 (33) 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387册, 第253页中。

37 (34) 曹勋:《松隐集》卷二六《进前十事札子》;卷一二《持节过京》,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377册, 第414页中, 第385页上。

38 (35) 范成大:《揽辔录》, 第13页。

39 (36) 杨万里:《诚斋集》卷二七《初入淮河》,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387册, 第654页下。

40 (37) 于钦:《齐乘》卷五,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167册, 第170页下。

41 (38) 《新唐书》卷一四八《史孝章传》,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4790页。

42 (39) 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 中华书局2004年版, 第133页。

43 (40) 苏辙:《栾城集》卷一六《出山》,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397页。

44 (41) 楼钥:《攻媿集》卷一一《北行日录·上》, 第1588页。

45 (42) 参见都兴智:《金初女真人与辽宋儒士》,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第6期。

46 (43) 《金史》卷一二四《毕资伦传》, 第2707页。

47 (44) 《金史》卷九九《李革传》, 第2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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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集刊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2009年0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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