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一峰:从私议到公评:南宋士人对于道教的态度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0-05-24 07: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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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一峰  

   内容提要:该文从宋代(尤其是南宋)士大夫对于道教的总体态度、限制方法,及其在佛道对比和三教交涉中的定位这三个方面,分别其私人话语、学术话语和社会话语诸层面,对两宋士人对于道教之态度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总的趋势,是由一种相对柔和、包容而富有弹性的态度,转向坚定、明确和较为刚性的批判立场。从北宋到南宋,士人对于道教的质疑和批评逐渐从“低音”变成“高音”,由私议发展为公评,最终成为南宋后期士人对于道教之态度的主流话语和公共意见。

   关 键 词:私议;公评;士人;南宋;道教

   作者简介:谢一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3世纪‘移动边疆’中宗教与政治关系研究”(18CZJ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在《朱子语类》中,南宋大儒朱熹对于道教曾有过一番颇为有名的评价。

   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瓮破釜!①

   据笔者之见,朱子的这番话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重要意涵。其一,是对于道家老庄之书一定程度的认可和肯定;其二,是对佛教经教之说的批评和否定,视其为“破瓮破釜”;其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核心要旨,则是对于佛、道思想交涉中道教抄袭佛教的拙劣之举的大力批判。

   又依朱熹所言:“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后来道家做《清静经》,又却偷佛家言语,全做得不好。佛经所谓‘色即是空’处,他把色、受、想、行、识五个对一个‘空’字说,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谓是空也。而《清净经》中偷此句意思,却说‘无无亦无’,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曾理会得他‘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之意,全无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处。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家偷去;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砾,殊可笑也。”②

   由是而论,在朱子看来:佛教“窃取”老庄之说而用之,实可谓非常成功;反观道教,偷取佛家言语,而又强相效仿,则“全无道理”,殊为可笑。然对笔者而言,佛、道二教本身的高下优劣、是非曲直,并非本文所关心的重点;朱熹的个人看法,是否能够代表宋代士人对于道教本旨的认识、态度和总体性评价,也尚需进一步讨论。

   从学界的相关研究现状来看,对于宋代士人与道教交涉问题的探索,似主要集中于个别士人同道教、道士关系、交游的考述,道教与文学、士人与占卜等数个有限的领域;而于宋代士人对于道派、道士、道法的总体看法,尤其是其对于整个道教之认识在两宋时期的变迁大势则措意无多,未能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较具宏观性的整体看法。③而需特别注意的是,在宋代士人对道教本旨进行认识、探讨和评价的过程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参照系——儒家与佛教。诚所谓“只知其一,则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④佛道对比和三教交涉的语境,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士人,还是我们今人对于道教的理解都是至关重要的。⑤

   有鉴于此,笔者由具体实践和历史解释中抽离出来,从更为宏观和综合性的视角讨论士人对于道教的整体看法和应对策略,以及其在佛道对比和三教交涉的语境中对于道教的理解。而在研究时段的选取方面,鉴于既有研究和现存相关史料的集中程度,本文的讨论主要以南宋时期为主,适当结合北宋时期的部分材料加以参照,尤其侧重于其历时性的变化趋势和思想“风向”。

  

   一 南宋士人对于道教的总体认识和局部看法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南宋士人对于道教本旨的宏观认识。在此方面,与朱熹大抵处于同一时代的陆游,在其《放翁家训》中甚为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

   升跻神明之说,惟出佛经;黄、老之学,本于清净自然,地狱、天宫,何尝言及?黄冠辈见僧获利,从而效之。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谓之炼度。交梨火枣,用以为修。可笑者甚多,尤无足议,聊及之耳。⑥

   与朱熹相仿,陆游在此同样引入了佛教作为参照。依放翁之见,黄老之学,“本于清净自然”,并未言及地狱、天宫之类;“升跻神明之说”,则本出自佛经,而与道家无涉。然而,在解释道教为何效法佛教之说,倡言“送魂登天”等事之时,陆游却并未如朱熹一般对其一味地加以贬斥,而是从“宗教市场”⑦的角度来解释道教“抄袭”佛教的原因。又道教诸术之中,陆游以宋代颇为流行的炼度仪式⑧为例,对其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否定和批判。

   由是而论,南宋前期的朱熹、陆游二人,虽非全系“道学”型士大夫,⑨却在对于道教之本旨的看法上颇为一致,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道家清净自然之道的认可和同情,并对后起之道教效仿佛经的行为加以贬斥,以为甚为可笑。

   而魏了翁则在其所做《泉州紫帽山金粟观记》中,记载了他同泉州道士黄去华之间的几番问对。在就此观得名之馈粟成金一事进行了一番论辩之后,魏氏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学道之人的“末流之弊”。依其所论:“尔师之初,绵绵若存,所谓专气致柔,此不过恬养虚应以自淑其身者之所为,未甚害也。然而动静之理未尝相离,寂感之几间不容发,今厌纷畏害而欲深自啬缩以全吾生,则自其始初固已改道器为二,致其末流之弊,学焉而不至者,必将垢浊斯世,妄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谓道,而神仙荒诞之说于是投虚乘间,靡所不有,而去道益远矣。”⑩又据其《汉州开元观记》中所言:“凡皆贯显微,该体用,形而上者之道,初不离乎形而下者之器,虽关百圣,历万世,而无弊焉可也。后世九流之士,往往执一偏以求道,得本则遗末,循粗而失精,亦岂无高明卓异之士游于其间者。惟其诚明异致,道器殊归,殆将不免于贤与知者之过,而恶睹夫天地之大全也哉!”(11)由是观之,魏了翁心中的大道,需得其全而不可执其偏,循其本而不可逐其末;一旦失其本旨,于六合之外妄求其所谓道,则神仙荒诞之说便可乘虚而入,终致去道益远。据此,道之本旨与神仙末流之说间的天渊之别,便已昭然若揭了。

   及至南宋后期,欧阳守道也在《送谭道士归湘西序》一文中,结合谭道士的修学经历,申明他对于道教之本旨的看法。根据欧阳氏的陈述,谭君昔学于孔、孟,而后改习老、庄,却又因不屑老、庄之徒,而有重归孔、孟之意。(12)对此,欧阳守道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以为“君之今日,真可与为吾党矣”。(13)尤其是在谭道士不屑老庄之徒的问题上,他的赞同态度也相当坚决,认为“今之为老庄之徒者,又不得谓之老庄,宜君之不屑也”。(14)就此而论,欧阳氏对于当时道教中人(即此处所谓“老庄之徒”)失却老庄之旨的批评,亦可豁然明了。

   刘克庄也在其宝祐三年(1255)所撰的《饶州天庆观新建朝元阁记》中,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他对于道教失其本旨的批判。据其所论:

   余惟老氏之道以俭为宝,其言曰:舍俭且广死矣。至列子始夸大化人之宫,若神鬼所营,侔于清都紫微钧天之居。其流为竹宫甲帐、珍台闲馆之事,及林灵素辈出,神霄宫遂遍天下,黄冠尤贵者秩视法从,聚京师,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嗟夫!余读传记所载,至人方士多衣槲叶,编蓬羡以自蔽,至于殚生人膏血以饰其居,穷巧极丽,受斋施巨万,占田数百千顷,务与浮屠相长雄,岂老氏本旨哉?然今之羽流营营名利,甚于市朝之人,其稍洁雅者不过自致美一堂尔。师古独视衣孟如粪土,兴百年之废于立谈之顷,为众而不为身,可书也。(15)

   此论的重点,是对道家“以俭为宝”之宗旨的阐扬。在刘克庄看来,道家开夸饰奢侈之风的源头,当归之于列子;而至林灵素辈出,神霄宫遍天下,则其流弊已极,美衣玉食者达数万之众。此番骄奢浮华之风、穷巧极丽之工,显非后村先生所能认可,也违背了老氏“以俭为宝”的本旨;而其对于饶州天庆观道士李师古“视衣盂如粪土”,“兴百年之废”,“为众而不为身”的无私境界,则予以高度褒扬。由是而论,刘文中虽然对李师古个人的高行颇为称许,却相当具有针对性地指出道教中人的骄奢之风,已经全然违背了道家之本旨,而需予以警惕和批判。又以其“与浮屠相长雄”一句观之,刘克庄此处的参照对象依然是佛教,与朱熹、陆游等人无异。

   综此而论,如果说南宋前期的朱熹、陆游等人,主要是在其语录(如《朱子语类》)和私撰的家训中申言其对于道教失却老庄本旨的不满和批评态度的话;南宋中后期之魏了翁、欧阳守道和刘克庄等人,则将此类颇具批评性的意见表露于更具公开性的文字之中,如兴建宫观所做的记文,抑或赠送道士的序文等。更为有趣的是,从魏、刘诸人发表这些意见的场合来看,均有道士在场,甚至是直接针对道教中人而发的。由此而论,这些看法在南宋时期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已由私议成为公评,逐渐形成了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

   话分两头,宋代士人对于道教的态度,亦包含了若干肯定的层面。简单地用肯定和否定的二分法来概括宋人对于道教的看法,显然是不够的;对其肯定的方式和程度,以至其具体的对象和语境进行更为深入的探析,则是笔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所要展开的内容。

   第一个例子,是两宋之际的孙觌。在《跋陈道士〈群仙蒙求〉》一文中,他表达了如下的观点。

   今世道士能读《醮仪》一卷中字,歌《步虚词》二三章,便有供醮祭,衣食足了一生矣。然犹有不能者。常州天庆观道士陈君葆光,好古嗜学,盖超然出于其徒数百千辈中者。读道藏,通儒书,与夫传记小说,靡不记览。著书二十卷,号《三洞群仙录》。贯穿古今,属辞比事,以类相从,虽老师宿学者不如。偶俪精切,协比声律,悉成韵语,虽章句之儒有不逮。余读其书而异之。夫道家者流,清净无为者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弹琴围棋以自娱,或炼丹药以玩物之变,或治符箓以呵百鬼,疗疾病。固贤于其徒矣,如葆光者,博极群书,上自千载之前,远至六合之外,条分汇聚,配合奇偶,相比成文,自为一家。此余所谓超然出于其徒数千百辈者也。(16)

   由此而论,孙觌对于常州天庆观道士、《三洞群仙录》(17)的撰者陈葆光是颇为肯定的。从孙氏对于道家者流之所长的概括来看,弹琴围棋、炼制丹药、符箓治病,皆系其共性方面的特征;而为孙氏所称许的主要方面,则在于陈氏文学辞章方面的造诣。换言之,孙觌对于道士陈葆光的肯定和赞许,与其说是对于道教的肯定,毋宁说是对其文才的认可;陈氏“所谓超然出于其徒数千百辈”之处,也非其道术、道法,而是其章句之儒所不逮的卓越文才。

   甚至批判佛、道甚峻的朱熹,也曾对高道陈景元的文学才能激赏不已。据其《跋道士陈景元诗》中所论,景元“颇读书,能诗文,一时名胜多与之游。予尝见其所注《庄子》及所书《相鹤经》,书颇醇古可观,计于其辈流中,亦当小异”。(18)与孙觌相同的是,朱熹此处并非对于整个道教的肯定,而是对陈景元个人的认可;其认可的主要方面,也并非其道术、道法,而是其文采、诗才。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不致将此类较为积极的评价和意见,视为与南宋士人对于道教之主流意见间的内在矛盾。

   及至南宋末年,在宋廷面临蒙元威胁,业已危在旦夕之际,部分士人对于道教的同情再度浮出水面,彰显出时局维艰之下的一番隐逸情怀。即如谢枋得在《贺蔡芳源判镇为道士启》一文中所言:“共审洁身污世,寄迹黄冠。满目氛埃,儒术不胜其拘贱;游神清静,道家尚可以逍遥。”(19)这一取向,也从其在《与道士桂武仲》一文中对于周质轩先生的称许中可见一斑。(20)

需要指出的是,宋季元初谢枋得对于道教清静隐逸之道的同情和称许,自有其末世情怀之下的无奈;而其对于儒家理念的坚守,才是他内心的基调。正如谢氏所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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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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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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