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平生 葛金芳:“农商社会”视野下南宋商品性农业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 次 更新时间:2020-05-23 09:34:18

进入专题: 农商社会   商品性农业   小农经济属性   经济结构  

柳平生   葛金芳  

   摘    要:

   商品性农业在南宋快速成长, 是中国自宋代开始跨入农商社会门槛的实证性说明。南宋桑、棉等纺织原材料种植面积持续扩大, 并出现生产专门化和产品商品化进程。茶叶产量激增, 其年产值与生产效率快速上升。花卉业产销两旺, 技术深化、新品迭出。蔬菜水果种植产销持续增加, 也出现独立化市场化趋势。此外, 麻类、甘蔗、药材和染料等作物种植中亦存在类似的经济变革。南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 为农商社会的出现提供了农业基础、内在动力和市场活力, 促使社会经济体系朝商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演进。

   关键词:农商社会; 商品性农业; 小农经济属性; 经济结构;

  

   所谓农商社会 (1) , 是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对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做出的一种近似概括, 这个历史阶段处于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过渡性时期, 如宋以降江南社会经济就处在这个阶段之中。“社会经济特征”是:在原有农村生产方式 (即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 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环境中, 商品经济 (即市场经济) 快速发展, 并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产生侵蚀、消解作用, 从而使得社会经济结构由单一农业结构转变为农商并重结构。所谓商品性农业, 是指农业内部专为市场交易而生产的分支产业, 涉及蚕桑、茶叶、苎麻、甘蔗、果树、蔬菜、花卉、药材和经济林木等多种门类。在农商社会视野下, 社会经济结构已具有农商并重的特征, 手工业、商业在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仍然是基础性、支柱型产业, 商业、手工业以及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与演进乃建立于发达农业基础之上, 因此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农商社会运行机制的逻辑起点。而商品性农业的出现及其专门化程度的加深, 既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内在表现, 又是农商社会赖以形成的强大动力。所以, 讨论南宋商品性农业对于支持与加强“农商社会”这一理论假说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

   史料显示, 在南宋商品性农业发展中, 农产品商品化与生产专门化不断扩展与加深, 诸多农业生产者将主要不再为自身消费而生产, 而是为市场需要而生产;专业化的桑农、茶农、果农、蔗农、菜农等亦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小农, 而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易者走上了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这种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不仅使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的力量在农村经济中增进、蔓延, 而且为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的转进拉开了序幕。

  

   一、蚕桑、棉花等纺织原料的种植及其专门化进程的启动

  

   (一) 蚕桑业的发展和种桑、养蚕业的分离

   南宋时期的蚕桑业以两浙路的太湖平原为最盛。作为京畿重地的两浙路, 蚕桑业名列前茅, 桑叶和蚕丝产量远高于其余各路, 所谓“蚕一年八育” (1) 。比如湖州, “山乡以蚕桑为岁计, 富室有蚕至数百箔, 兼工机织”, 且桑树种类较多, “今乡土所种, 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 富家有种数十亩者” (2) 。在一些村落中, 有不少农户已“递年以桑蚕为业” (3) , 安吉县农户亦“惟藉蚕办生事” (4) 。看来湖州诸多农户植桑并非副业, 而是“以蚕桑为岁计”“惟藉蚕办生事”, 以种桑养蚕为主要收入和生活来源。这说明这些农户已不再从事主粮种植, 而专门种植桑叶, 这部分以蚕桑为业的农户已从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

   除了湖州, 两浙路的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情形。范成大诗称余杭“桑眼迷离应欠雨, 麦须骚杀已禁风” (5) 。秀州与“杭、湖等州属县, 多以桑蚕为业” (6) 。比较典型的是苏州太湖洞庭山农民, 他们“多种柑橘、桑麻, 糊口之物, 尽仰商贩。绍兴二年冬, 忽大寒, 湖水盖冰, 米船不到, 山中小民多饿死” (7) 。桑蚕户的生产专门化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更多地依赖于市场交易, 而不是自给自足。史料反映, 此类生产专门化的情形在两浙的越州、台州、严州、处州亦有存在 (8) , 不再俱引。

   浙西以外, 江南东西二路的植桑育蚕专门化也相当普遍。这里“凡低山平原亦皆种植”桑树, “种桑者, 每人一日只栽十株, 务要锄掘深阔。” (9) 江西抚州, “其民乐于耕桑” (10) 。江东无为军, “桑芽虻翅小, 荻笋彘肩肥” (11) 。陆游《金溪道中》诗云:“驾犁双鞍健, 煮茧一村秀”, 《春晚书斋壁》亦云:“郁郁桑连村, 稚蚕细如蚁” (12) 。诗句描绘的正是浙东、江西一带植桑养蚕景象。

   福建蚕桑业从北宋到南宋呈上升态势。路治福州“太平主相调元气, 春在桑畦麦垄边” (13) , 荆湖南北二路, 除大巴山区部分州县“民不蚕织”外, 多数地方均植桑养蚕。湖北如鄂州, “民间率艺桑, 而税以缣” (14) ;鄂西如顺阳, “桑柘共平陆” (15) 。与两浙路相似, 江南东西、福建以及荆湖南北等路的蚕桑生产中, 确有不少农户也出现了生产专门化和市场化过程。

   川蜀四路的桑、麻种植以成都平原为盛。魏了翁说:“蜀地险隘, 多硗少衍, 侧耕危获, 田事孔难。惟成都、彭、汉, 平原沃壤, 桑麻满野。” (16) 所以蜀地所产锦绮之类的丝织品, 质地优良, 产量丰富。此外, 利州路与川东亦有少许蚕桑业, 主要集中在汉中盆地, 特别是盆地中心的兴元府一带, 自北宋以来即以“桑麻秔稻之富, 引望不及” (17) 而著称。

   南宋蚕桑种植的专门化程度可从种桑与养蚕的分离窥见一斑。绍兴初年, 浙西江阴有一家“育蚕数十箔”的村民, 在市场桑叶短缺、桑价飞涨之际, 遂将自家所养之蚕全部烫死, 改为采卖桑叶取利 (1) 。可见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在逐步加深。

   种桑与养蚕的分离又使不少地方出现了专门的桑叶市场。农学家陈旉也总结说:“约计自有叶看养, 宁叶多而蚕少, 即优裕而无窘迫之患乃善。乡人多不先计料, 至阙叶则典质贸鬻之无所不至, 苦于蚕受饥馁, 虽费资产, 不敢吝也。” (2) 这些诗句和农学总结说明, 宋代的桑叶市场对桑农和蚕农的生产决策影响巨大。正因如此, 郭正忠先生把这种靠植桑卖叶为生、在市场中沉浮起伏的专业户, 称为“桑圃户” (3) , 甚确。

   某一商品生产的专业化会引起相关产品生产的专门化, 这是一种连锁反应。桑叶市场的出现为蚕桑户放弃植桑而专事育蚕缫丝提供了条件。范成大《缫丝行》诗称:“今年哪暇织绢著, 明日西门卖丝去。” (4) “西门”应是交易生丝的市场。其实这种生丝专业化现象北宋已经出现。北宋四川人文同《织妇怨》诗云:“质钱解衣服, 买丝添上轴。” (5) 市场上既有生丝可买, 说明可能有生产生丝的专业化活动存在。

   生产专门化的直接效应就是效率提高、产量增多, 这从种桑业专门化后丝织品的增加幅度可以看出。《宋会要辑稿》和《朝野杂记》数据显示, 两浙路北宋时输纳的绫、罗、绸、绢等丝织品有778, 125匹, 南宋中叶增至1, 252, 700匹, 增长61%;江东路从445, 947匹增至68万匹, 增长52%;江西路从105, 563匹增至44万余匹, 增长323%, 幅度最大。福建路北宋时输纳28, 545匹, 南宋时数据未见记载。若东南诸路合计, 在福建路南宋时期数据未计入的情况下, 仍比北宋多96万余匹, 增幅达66% (6) 。

   (二) 棉花种植范围的扩展及其商品化

   学界多半认为棉花种植至元始盛。但史料显示, 至迟到北宋中后期, 棉花种植已经越过琼州海峡, 登陆广州南部。神宗元丰初年 (1078) , 广州知府陈绎因其子陈彦辅“役禁军织木棉” (7) 而被罢官, 可见广州一带已有木棉织造。当然, 木棉和棉花并非同一种植物。木棉是中国南方原有木本树种, 而宋元间从南亚和西域两个方向传入中国的是草本棉花。“木棉”即为草本棉花。至南宋中叶, 草本棉花种植日广, 使用日多, 方有“棉”字出现, 以别于往昔之丝绵, 也不同于中国原生的木本之“棉”。约在孝宗统治时期, 棉花种植又自岭南传至两浙等地。兴化军莆田人林光朝于乾淳之际出知婺州, 途经桐庐, 作《道桐庐有诗示成季》诗曰:“此是滩头处士家, 我从何日离天涯。木棉高长云成絮, 瞿麦平铺雪作花。” (8) 宋元之际人方夔《富山遗稿》卷3《续感兴二十五首》之14有云:“扬州旧服卉, 木棉白茸茸。缕缕自余年, 纺绩灯火中。”上述诗句分别反映了黄岩、桐庐和扬州等地在宋代已经种棉的史实。

   实际上, 整个南宋时期, 棉花种植与加工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这可以从胡三省的详尽记载看出:“木棉, 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 (籽) 种之。既生, 须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时不薅, 则为草所荒秽, 辄萎死。入夏渐茂, 至秋生黄花结实。及熟时, 其皮四裂, 其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 取如绵者, 以竹为小弓, 长尺四五寸许, 牵弦以弹绵, 令其匀细。卷为小筩, 就车纺之, 自然抽绪, 如缫丝状, 不劳纫缉, 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 尤为丽密。方勺曰:闽、广多种木棉, 树高七八尺, 叶如柞, 结实如大菱而色青, 秋深即开露, 白绵茸然。土人摘取, 去壳, 以铁杖捍尽黑子, 徐以小弓弹令纺起, 然后纺织为布, 名曰吉贝。今所获木棉, 特其细紧者耳。当以花多为胜, 横数之得百二十花, 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 上出细字杂卉, 尤工巧, 即古所谓白疉巾。” (9) 胡三省的记载不仅反映了棉花种植范围广布于江南、岭南、福建和海南, 且种植技术纯熟, 同时也说明了棉花纺织技术的提高。1975年, 浙江兰溪南宋墓中出土一条棉毯, 长2.51米、宽1.16米, 经纬条干一致, 两面拉毛均匀, 细密厚软 (1) 。由此可见, 至少在南宋后期中国棉纺织技术确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南宋末年诗人艾可叔《木棉诗》云:“收来老茧倍三春, 匹似真棉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 弓弯半月夜弹云。” (2) 从弯弓弹花和秋天纺纱来看, 该诗所咏确系江南棉织之景。

   高超的棉织技术势必导致棉制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对此, 南宋人华岳说:“建安西关邻女, 善搔木棉, 日可成一二缕。……因问女, 岁可成几端?女云:每岁可得二十疋。” (3) 八口之家只需植棉1, 000株即可维持全家一年生活开支。此所谓“木棉收千株, 八口不忧贫。” (4) 如以1亩植棉200株上下, 1亩平均产粮2石计, 则棉纺 (含植棉) 效益高出粮食生产5倍左右。经济作物的生产效率高于粮食种植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

   成熟的植棉纺棉技术肯定会推动棉织品的商品化进程。史料反映, 南宋初年棉布和棉制衣裳作为新兴纺织品还比较珍贵, 常被用作馈赠礼品 (5) , “吉贝裘”“木棉衾”即是士大夫们的御寒棉袍, 量少而价高。待到南宋中后期, 随着棉花和棉布产量的增加, 棉布制品价格明显下降, 木棉衾之类已由奢侈品变为普通商品了。《宝庆四明志》卷6《叙赋下·市舶六》载, 来自闽广、海南之船, 运载的“粗色”货物有“木 (锦) [棉]布、吉[贝]布、吉贝花”等。可见对于当时的闽广、海南而言, 棉布已被视为“粗色”消费品, 价值低廉, 不再是“细色”稀罕物了。

  

   二、茶叶产量的激增及其年产值的估测

  

   自唐代中叶以降, 饮茶渐成风尚, 但茶叶成为国人生活必需品始于宋代, 这得益于茶叶产量的激增和制茶技术的提高。

(一) 南宋茶叶的产地与产量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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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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