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东航: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特征与核心动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0-05-21 00: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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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东航  

   作者简介:贺东航,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代国家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政党作为核心能动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调节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共生共存,是国家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征表现为发展的复线式与建构的共时性,以及量子态等特性,这提示在未来的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复杂性与紧张性。从中国发展的经验与主要动力来看,由于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能动者以及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具有极强的创新性,这为化解潜在风险提供了强大支撑和保障。

   关 键 词:现代化/国家建设/政党与国家/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KS005),福建省高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创新团队”的支持项目(20720181108)。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总结国家建构的成功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本文从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经验进行总结;同时抽象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特征,如复线式、共时性、量子态。这些特性提示在未来的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复杂性与紧张性。由于中国国家构建的量子态特征,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以中心来控制所有的量子纠缠,由于中国现代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构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因此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心与核心能动者;与此同时,中国的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具有极强的创新性,这几个方面为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提供了强大动能和支撑保障。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现代国家构建的三个重要经验

   (一)国家与政党:“党领导国家”的逻辑与实践

   在后发型的国家构建中,政党往往扮演核心能动者的角色。20世纪初,当中国现代国家发轫时,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的低组织化状态,现代型政党出现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组织,政党有若干个明显的优势:广泛的大众基础;具有持续性;有自身的纲领和政策;有一定严密的组织形态。中国共产党在师法布尔什维克列宁式政党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自身的国情,构建了严密的基层组织与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确保了党的绝对权威。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共产党就以强大的组织结构和整合能力有效地动员与组织基层群众参加斗争,为共产党赢得了政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主权国家虽基本形成,但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仍旧紧迫。中国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治权力支配国家政权建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立了“党领导国家”的体制,并依托计划体制实现国家经济动员能力的提高。1949-1978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家政权建设,实现了近代以来其他政治权力进行国家建构都无法企及的政治社会经济目标,也为1978年后40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制度构架。20世纪80年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从“革命—改造政党”到“改革—发展政党”的转换,并对执政理念进行了调整。无论是国家政权的重建与行政体制的改革、精英的吸收与转换,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抑或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并以党的权威为其提供保障。陈明明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引领民族复兴“舍我其谁”、主持国家大计“当仁不让”的强烈历史使命感,驱使其确立为保证中国社会平稳转型而追求“长期执政”的战略目标。因此,党要维护自己在国家体制中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以及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轴心,并用党的“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制度要求之一,它的运行逻辑、权力配置、行事风格具有浓厚的党义治国、党组治国、党纪治国、党首治国、党员治国的特质。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国家是一个“党领导国家”体制,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政党关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现代国家建构历程来看,“党领导国家”体制有效地调节了党政之间的协调关系,而且这种模式更符合致力于构建理性政权与发展型国家双重任务的中国国情。20世纪80年代中央曾提出“党政分开”,其初衷在于实现现代国家的规范化与制度化,通过专业分工、规则导向的政府职能体系维持国家的常规化运行,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复杂程度高的后发国家,中国要致力于赶超式目标,政府治理的制度性能力不足且面临的转型期各种问题,需要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和落实政策。②在这种背景下,强化执政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是一种必然,因为“在规制型政府未确立时,国家若缺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权威支持,无法顺利动员国家资源,无法实施国家政策,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无法保障国家高速的经济发展成绩……从而,‘以党领政’本身即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战略考量”③。

   “党领导国家”体制表现为对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的重构和重大公共政策的实施。1978年后,从宏观上来看,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有两次重要转型,一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合法性的诉求转向了政绩合法型,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第二次转型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当绩效合法性面临困局时,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通过强调社会公正和“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新的合法性基础重构。在落实政策和执行政策层面,中国共产党启动“党的工作领导小组”运作机制,由党委牵头组建的领导小组能够打破官僚制系统制度化的条块关系,加强部门间的协商,并通过自身政治权威、行政资源与物质动员能力推动了重大公共政策的执行。④

   正是由于这一体制使中国共产党能统一行动,迅速将各种发展诉求转换成国家目标并予实施,使中国取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业的重大成就。这些成就包括:(1)物质成就,这是制度化建设绩效最生动的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都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取得惊人的成果。(2)制度成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制度化建设的观念已经深入到具体政策领域。(3)秩序和安全。动荡、不稳定原本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必然经历的,但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国家转型时期,在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剧烈的社会变化、亿万农民入城等情景下,使得本应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产生冲击的因素被控制和消解,中国社会秩序和安全依然保持着较好和较高的水平。

   (二)国家与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其根本的决定力量,而市场是其基本动力。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市场试图努力地摆脱国家的干预,形成独立的经济领域,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又需要国家宏观调控,推进政府行为的理性化和法治化,维护市场秩序,使整个经济快速、健康、持续有序地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完全控制了经济领域,计划经济体制主导国民经济生活。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上实行统一的计划生产、计划消费,市场发育比较缓慢。1978年后,国家提出“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⑤,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直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认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其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市场的扩张期,国家扮演无为而治的角色;第二阶段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与推动;第三阶段是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强化。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伴随着市场的发育与壮大,公共权力也得以构建和成长。

   第一个阶段是市场的扩张期。1978年后,随着市场的逐步引入,一些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民众的利益来“灵活”执行国家政策,既不公开支持跟国家政策不一致的经济行为,也没有坚决反对这些市场经济行为,这在事实上给予地方民众较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权,让他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经营,这是早期沿海一带如广东和福建市场经济迅速扩张的原因之一。一些地方政府还为当地的乡镇企业(事实上是民营企业)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以规避“政治风险”,同时帮其获得“合法”的经营身份,包括推出“联户集资企业”这一概念,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合法身份。一时间民营企业异军突起,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市场失序的现象。

   第二阶段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与推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由“保护人”向“引路人”转变。国家提供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外资,主动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市场进行规范整治等。国家采取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思路,国家有关部门每年都会搭台组织举办交易会、调剂会和边境贸易会,加强经济协作和市场协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压力型体制和竞标制度,国家通过下达各种考核指标,促进地方政府主动与市场亲和。此外,政府还主动加强了与民营企业的联系,一方面新的经济群体(企业精英)通过人大、政协进入国家体制;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订多部法律法规推进了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并采取诸多举措发展公共服务系统,健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体系和统筹城乡一体化。

   第三阶段是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强化。市场的极速扩张带来了很多问题,如市场布局不尽合理、市场秩序不规范、诚信不彰、环境污染、资源高耗、贫富失衡等。为了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国家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来回应社会和民众的期待。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把飞行检查常态化与集中整治精准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强化对市场的日常监管的同时,积极发挥环保等部门的作用,协调好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推动富强文明和谐美丽中国建设。

   由此可以看到,在国家建构进程中,中国采取了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做法,国家没有建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度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失序,但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通过“反向运动”⑥,缓解贫富悬殊状况,实施强力的财政政策,抑制金融泡沫,推动全面的创新。虽然市场经济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但国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在民生服务等领域进行“去市场化”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共享市场经济的成果,同时,国家和社会一起分担了市场运作的成本。总的来说,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国家构建就是一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追求国家与市场关系合理化的过程。

   (三)国家与社会:共生共存

   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进程。一般来说,在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出具有主体性、平等性、参与性的现代公民意识,从而塑造出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社会,它把公共权威与私人领域分立开来,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给个人提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逐步建立了一元化的国家—社会模式。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必须挂靠党政机关的相应部门;同时,在各社会组织内部也相应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开始逐步松动,总体性社会结构也随之出现分化。在城市地区,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间经济组织的出现,带动了城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涌现出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因应中国社会不断滋生出新的利益诉求而产生的“两新”组织。这些组织承担了部分的社会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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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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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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