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显明:70年来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及演进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20-05-20 2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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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显明  

   内容提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蕴含着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三重逻辑,即建构适应现代技术、经济、社会及观念变革的现代政治体系,完成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整体转型,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治理。从基于政治自主的革命建国,到基于政治开放的发展富国,再到基于政治自信的治理强国,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为准则,探索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并推动这一体系进行了持续性的创新,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国家的水平,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国家治理上达致的高度政治理性。

   关 键 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演进逻辑

   建构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是贯穿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的一条重要主线。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而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健全和优化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逐步提高了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国家的水平。在全球社会主义实践遭遇重大挫折,众多发展中国家深陷国家治理困境背景下,中国国家治理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取得的显著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贡献了独到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也为开创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

   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人为设计和重构过程。无论是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目标模式的设定,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的确立,还是制度体系的形成发展,都是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新中国在极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漫长征程,这一探索实践,包含着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三重逻辑,承载着三大历史性课题。

   首先,作为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适应现代技术、经济、社会及观念变革的现代政治体系的建构过程。在竞争性的国际环境中,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通过现代技术运用和制度创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也使得各个国家在技术、制度、观念的相互借鉴过程中,形成了某些现代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共同逻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整个现代化变革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体现,又是现代化进程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支撑条件,必然会深刻地反映出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某些普遍性规律。

   其次,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运行了2000多年的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上的整体转型过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无论人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是否愿意正视,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制度规则长期运行形成的政治惯性,深刻积淀在人们内心世界的政治心理和思维习惯,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对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产生深刻的制约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必然要在充分汲取传统国家治理的有益智慧的同时,顺应现代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机理,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竞争的逻辑,完成对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整体性变革,从根本上超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以实现国家的持久繁荣和长治久安。

   再次,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寄寓着超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弊端,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必然要在国家治理目标及制度安排上呈现出一整套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实践,作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伟大社会试验,蕴含着丰富的,追求国家治理在制度体系上的价值正当性与效率合理性的诉求。努力将社会主义的价值正当性与制度合理性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现实地体现出来,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任务。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逻辑,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执政使命担当过程之中。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体系之际,事实上就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格局中发挥的总揽全局的作用,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发挥党的执政功能的基本方略,也是建构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现实挑战,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现代国家治理的认知,以及对民族复兴各个历史阶段核心议题的选择,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及其演进的逻辑。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史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想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唯一现实的出路,都是主动融入这一进程,推进国家的全面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所经历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跨越的历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革命建国、发展富国、治理强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在此,建立统一、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首要前提。但“站起来”并不会自动带来“富起来”,只有建立现代政治体系,实现国家从不可治理状态向可治理状态转变,才能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组织体系的变革创造必要的条件。更进一步讲,只有“富起来”,才能为“强起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富起来”并不会自动带来“强起来”,只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性活力,才能用成熟化、定型化的制度体系为经济的持久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

  

   二、基于政治自主的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

   “建设新中国”是中共执政伊始书写的宏大叙事,首当其冲的,便是建立一个全新的能够体现中国“站起来”的国家政权。借助于“革命”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合法性,新生的政权表现出了极大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创新勇气,迅速建立起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特征的政治制度框架,并建立起全新的国民经济组织体系,完成社会组织网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重建,持续性地掀起以革命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社会思想文化革命。相对于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民国时代混乱的统治局面,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无疑具有革命性和重构性的意义。

   以“革命”的名义建构的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对外彻底清除了治外法权等半殖民地社会属性给国家治理留下的屈辱烙印,从根本上摆脱了外部势力对国家治理的干扰;对内彻底终结了军阀派系以及神权、族权等次级政治权威对中央权威的侵蚀,建立起了覆盖整个大陆的政治权威体系,从而将国家自主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国家治理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现代国家治理可言。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②新中国正是借助于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借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诠释了新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民族尊严的崇高性。更重要的是,党的全面领导,有效地保证了中央权威抵达和渗透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使国家动员、整合社会资源投入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的那样,“1949年以来取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一体化的成就,其基本的成因,就是建立单一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③空前的国家自主性,使新中国得以在“一穷二白”的资源条件下,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整合全社会资源,迅速推进和完成了现代国家建设的一系列基础工程。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社会;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④就此而言,新中国建立的政治体系,完全具备实施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属性。

   新中国建立的国家治理体系既不同于传统,又显著区别于西方甚至苏联体制的最鲜明特色,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合理性,除了“冷战”的国际环境及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预判强化的体制动员需要,以及对苏联计划经济及党政体制的借鉴外,还有现代中国特定的内在生成逻辑。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中国是在国家治理连同民族生存陷入总体性危机的背景下开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的。面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危机,只有中国共产党这种具有高度的组织凝聚力的现代政党才有可能通过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终结近代“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⑤的逻辑。近代中国最不利现代化建设的,便是“一盘散沙”的格局使国家陷入了某种不可治理状态。强化权力集中、强化中央权威,使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进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近代中国“总体性危机”的正常反应。“在社会各种制度和组织正在解体的时期,只有用政治团体的权力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去重建各种组织与制度,去解决社会领域中的问题,才能一面重建国家,一面重建社会。”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沉重的赶超压力,同样需要建构有利于发挥执政党整合、统筹等政治功能的治理结构。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历史荣光与近代中国遭遇的苦难、屈辱共同交织形成的民族复兴梦想,驱使着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以当仁不让的姿态,通过国家治理结构的大胆创新,强化国家的资源动员和整合功能,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现代化建设的突破性成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张扬,也内在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显著的发展绩效来增强和巩固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在现代性因素积累极为有限的背景下,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诉诸国家的组织动员功能。通过建立统一的计划体制,以及党统一领导下的社会动员体制,新中国逐步形成了以权力高度集中为制度核心的“全国一盘棋”式的举国体制。凭借这一体制超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新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效地巩固了自主和统一的权威体系。由此形成的无可匹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能量,也逐步被视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进而在特定的政治认知状态下形成了既有国家治理结构的自我强化机制。

国家的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治理方式,而治理方式也往往会反过来强化国家的治理结构。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新中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广泛采用了政治动员模式。按照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的归纳,新中国成立30年来中国掀起了四次群众性运动的浪潮,即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主的第一次浪潮,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主的第二次浪潮,以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为主的第三次浪潮,以及以“文化大革命”为主的第四次浪潮。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正是这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使国家掌握了藉以控制社会的关键要素,即对土地、劳动力、收入以及教育等要素的分配。⑦众所周知,借鉴现代国家治理的一般经验,新中国在国家治理的组织形式上广泛引入了现代科层体制。现代科层体制所具有的宏观效率,是建立在制度化、程序化的运行规则上的。正是这种以形式合理性为圭臬的运行逻辑,使科层制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对高度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和运动式治理方式的严重掣肘。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科层体制破坏了人民全部的经济和政治主动性……”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却往往“通过激发自愿的首创性和广泛的资源开发,释放权威主义的协调所不能发掘的能量”。⑨运动式治理奉行的是绝对的结果导向准则,借助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强制,往往能够超越科层制的组织程序和运作规范,在破解重大治理难题当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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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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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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