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 刘守英 周飞舟:回到“乡村”:整体性视野与中国社会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20-05-20 20: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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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讨论相关的议题包含着我们对当下乡村以及乡村研究的某种忧虑和不安。它让我们反思,乡村的问题与乡村发展是否仅仅只是乡村的问题,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议题。这种反思承载着我们对仅仅把乡村视为一个局部的议题感到不安,以及乡村研究仅仅只限于政策领域的问题,我们感到不满。

   乡村在中国人的世界中并不只是一个提供食物、贡赋的“车间”,它承载着人们理解个人与家庭、家族及国家关系的价值追求,而这些价值的理解与寄托都源自于人们在乡村社会中最基础的生产与生活。正是因为乡村在理解中国整体、安放国人价值寄托上的独特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乡村从来就不只是乡村,乡村本身就是中国。

   清末民初以降,梁漱溟、费孝通等知识分子对乡村的反思与建设从来不是以乡村本身为目的的,而是以乡村为基础或载体来理解中国、探索救国与建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也是从乡村开始,但亦都未止于乡村,而是将革命与改革的逻辑推向全国,实现“农村包围城市”。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乡村逐步从理解中国整体的镜像转向单面化、局部化,这一方面与研究者在过于专业化的过程中自身整体关怀的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农业产值在整体产值及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比的全面下降有关,当农业、农民在整体中的数值化占比下降时,功利主义的思路便自然将承载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乡村视为一个局部性的镜像。然而,经济的工业化与人口的城市化不仅不能轻易地改变国人的生活逻辑与行为方式,相反它令卷入工业化与城市化之中的人们的焦躁与不安需要深度安抚。这种在转型与变迁中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及其产生的意外后果,或许促使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农村在整体中国中的位置,重新反思我们对农村的研究与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二十多年来,针对乡村的政策和乡村的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前人们对法治乡村、挽救乡村以防止其衰败的努力是具有高度共识的,但最近二十年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这种共识开始慢慢解体,导致这种共识解体的关键是人们在定位“乡村的意义”上发生了分歧。这种定位直接关切的是乡村在中国的价值与意义。一种观念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之下,乡村的衰败是不可逆的潮流,任何的逆城市化和逆工业化的潮流而进行的建设和投入都是徒劳的。由此推论出来将大量稀缺性的资源投入到农村是“不经济”的政策举措,不仅不经济,而且也无法改变农村衰败的历史趋势。这种认知产生的基础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农业产值在全国总产值比重的全面下降。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乡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并不能简化为对GDP的贡献,而要从更丰富的层面来理解乡村,比如生态、文化的多样性、文明体系等角度。在这一种观点中,研究者一方面强调乡村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功能,比如生态功能、文化多元性传承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格外强调乡村作为一种文明的基因,它并不会也不可能因城市的扩张和工业的扩张而消失。如果我们深究上述的分歧则可以发现,双方本质的差异在于认为中国是否能够由一个“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这里的“城市中国”并不仅仅或者甚至主要都不是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占比,而是包含人们行为规则是否能够转变为一种“城市”所代表的普遍主义取向的行为方式。

   分歧源自于不同的判断,但不管如何判断,一个基础性的事实是乡村相比城市要弱势,乡村的诸多要素都在外流,如何正视乡村的这种状况并引起我们反思,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反思的前提首先是要对未来乡村在整个中国发展中的位置与角色进行判断,一切政策的支持与研究的投入都有赖于这一宏观的定位。下面的六位学者其实都或明或暗地认同乡村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不可能消亡这一判断,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刘志伟教授关注的乡村社会文化的传承、刘守英教授强调的乡村内部农工结构的构建、周飞舟教授关照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延续、贺照田研究员关注的中国人的精神根基、熊春文教授对农业社会学的理解以及狄金华教授关注的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规则体系,恰恰构成了理解和把握中国整体社会的不同侧面。

  

  

   刘志伟:城乡一体背景下的乡村定位及其可能

   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也经常往乡村跑,也关注乡村的现状,试图去寻找一个历史现场,培养我们对历史的感知,当然也包括努力寻获一些历史资料。跑到乡村去,当然就要面对一个现实的乡村,就要跟乡村里面的人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很自然我们对乡村也有一些非专业化、非学术的认识,而这仅仅是一些感性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我们这种基于历史关怀的认识,这种从历史进程和历史逻辑中形成的认识,令我们在这些感性的认识背后,也包含了我们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一种理解和关怀,这样一种关怀和很多当代乡村问题的思考都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按照我们教科书的习惯,本来应该先讲历史,但我还是想讲我自己刚刚经历的。我在六月份这一个月,先后到过福建、甘肃等好些地方的农村。在这些乡村里,我们看到很多现象,有些是矛盾的,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差异。比如说,我在福建的永泰县,那里距离福州市区还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这里令我最感慨的是在乡村里面连一个小孩都没见到。过去讲乡村空心化,说乡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出去了,但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却是一个小孩(连婴儿)都没见过,更加不要说中小学生。这令我非常震撼!我们跑了也有十个八个村子,真的没见过小孩,小孩到哪里去了?因为没有了学校,所以小孩都离开乡村了!他们是不是都愿意到城里读书?村民告诉我们,有钱的当然愿意,没钱就很惨,到城里去读书对他们家庭来说就是最大的负担。

   另外,前几天在甘肃调研,因为正是青苗会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热闹的乡村。青苗会在华北很多农村都有,农民在农历5月会搞很多乡村活动。在青苗会上,我看到了很多小孩,这些小孩基本都是小学生和初中生,他们在很多活动中差不多都是主角,他们非常开心,非常投入,活动非常热闹;甚至在一些场合中连成年人都没有,只有这些小孩,他们都会很熟练做各种活动,我当时感觉到,这些孩子可能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民俗活动的中心了。

   乡村里面有很多孩子的存在,让你觉得这个乡村仍然很有活力,很有前途。其他细节我不讲了,只讲讲直接看到的景象。刚才狄金华提出的问题,让我想到我们一直关怀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乡村的变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开始是用“空心化”的概念来表述,后来建设新农村、精准扶贫,国家都很努力去推动了,好像找到了怎么样挽救、重振乡村的途径,现在大家也许可以再次反思,这样用大量的资源投入乡村,是不是真的能够挽救走向衰败的乡村,我自己想到的一系列的问题是在这里。

   我一直很困惑的问题,可能比回到乡村的话题更加沉重,这个困惑就是,未来中国是否还需要乡村。大家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时代受的教育,那时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就是“消灭三大差别”,而三大差别中的一大差别就是城乡差别。所谓“消灭城乡差别”,在我们小时候的理解中,毫无疑问就是要把农村建得像城市一样,那时候形象的说法是“楼上楼下,点灯电话”。不过,后来实际上的做法,一度是把城市人赶到乡下去,所谓“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些口号显示出,虽然以消灭城乡差别为目标,但如何消灭,其实是混乱和模糊的。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总的目标还是要乡村城市化的。如此一来,所谓“消灭城乡差别”便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不需要乡村的。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这么说,但却是很自然的逻辑。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在潜意识里造成一种向往,我认为这是人们的共识。理由很简单,最近几十年来,在国家机关也好,军队也好,工业企业厂矿也好,大学里面也好,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很多乡下的人非常努力上学、读书、高考、参军,真正的目标都是为了努力走出乡村,跟乡村说再见。这种个人的情感和追求,同我们的国家目标——走向城市化、现代化道路——是一致并互相加强的。

   这样的一种去乡村化的趋势,虽然可能没有认真讨论过,也可能从来就没有人这么直截了当提出来,但大家潜意识里都会引向这个一致的方向,就是认为中国最终不应该有乡村存在了。我认为,我们的乡村走到今天这个状态,跟这种追求和期望可能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中国真的不需要乡村了吗?如果中国不需要乡村,我们现在整天强调的中国特色、中国体制、中国道路,它的根在哪里?它的本在哪里?我们所谓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国家的原理、社会的体制、文化的结构、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乃至整套意识形态、世界观,是不是可以在乡村社会消失以后,仍然延续下来?我们未来努力实现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是不是可以离开乡土中国这个基础?这个问题,也是我的一个困惑。

   我几十年来一直在乡村做研究,在乡村跑了几十年,对乡村是有感情的。虽然我不是在乡村出生长大的,但是我对乡村有很深的感情。现代的城市人,喜欢用所谓的“乡愁”来表达对乡村的情感,不过这种对乡村的感情,可能有很多种:有些城市人把乡村看成清净休闲,寻找田园生活,返璞归真的一种途径;有些从小在乡下长大的人,乡村是一种对儿时生活的眷念;我不能说我对乡村的情感与这些“乡愁”不同,但我对乡村的感情,恐怕更多是从我在乡村研究中产生的理性思考演化出来的。多年来,我们都致力于从乡村中寻找“中国”原理,虽然一方面我们可能对乡土社会有很多的不适应,甚至有很多的批判和反思,但另一方面也深深体会到,没有乡土社会,我们会失去大地,悬在空荡的空间中。

   我在乡村,接触到种种不同的人,听他们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也目睹甚至体验着他们现时的生活,感受到他们对生命、对人生、对生活的情感和欲求,常常被他们感动。这种感动一直在强化我的一种信念:中国社会的未来,不应该把深深根植于乡土社会的这种人性和精神遗弃。前些日子,我在甘肃南部一个乡村遇到一位老人,他比我才年长三岁,人非常聪明,知识也很渊博,人也非常好,但他不认识字。我感到很困惑,和我同辈的人,如此聪慧,怎么可以不识字?后来他讲了他的身世,听了之后我非常动容,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乡土社会的生命力,乡村中存在着一种原生的力量,这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我对乡村怀有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情。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对自然界和外部世界的理解,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珍惜,值得我们去认识。当现在我们面对的乡村社会在眼前迅速消失的时候,情感上我觉得是不应该发生,但理性上我们也看到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以后的发展方向不是乡村的消失,而是城乡一体化,但我认为,所谓城乡一体化其实就是城市化,因为这个本质上是现代化的概念,而在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中,现代性与乡土性其实是不相容的。

然而,如果乡村消失了,我们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就得重新思考了。也许我们说,今天我们讨论乡村问题,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守护乡土、守住乡村、记住乡愁。那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乡村呢?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当然是城市化的乡村。1980年代时,好像主流的想法是走小城镇的道路,当时费老还健在的时候,他是主张走小城镇这条路的。现在我感觉似乎大家不再认同这是一条可行的路。那么,到底乡村的未来是怎样一种前景呢?如果乡村只是意味着农业,保护乡村只是留住乡村里面的旧房子,或者把旧房子改造成为小资情调的雅居。城市的人到乡下去,见到旧房子,常会赞叹说这个乡村建筑很漂亮,但说房子很漂亮的人,大多都不会住在那里,要住在那里的话也一定会把房子改造成雅致的房子。但如果是这样,如果乡村都成了城市人休闲雅聚的地方,它还是作为我们国家的社会文化根基的那个乡村吗?它最多只是一种城市的度假地。我在四五月的时候也到过江西的一个所谓传统村落,其实只是在那里建成一个旅游点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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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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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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