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 王炜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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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王炜艺  
将无可避免地导致“精神疾病”。

   面对权力、资本与技术逐渐成为大众媒介统治力量的现状,学者们疾声呼唤对人的重视和回归到人本身,如杜骏飞教授提出了“新闻学即人学”的口号,呼吁建立“人本主义新闻学”,使新闻权力回归于人而非数据或机器(杜骏飞,2018)。这种主张未尝不可视作是对20世纪弗洛姆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呼应。弗洛姆说:“生命的中心和目的是人,个性的成长与实现是最终目的,它永远不能从属于其他任何被假定的更具尊严的目的。”(弗洛姆,2000:189)在笔者看来,随着数字技术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全面运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列宁主义”或“数字全能主义”时代,一方面,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无所不在的媒介与数据也日益成为一种主宰人、异化人的巨大力量。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人本身,不去倡导“人本主义”的传播价值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弗洛姆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一再强调:人应当是传播活动乃至所有生命活动的中心,人类的一切造物都不应凌驾于人类自身之上,“只有人主宰了社会并使经济机器从属于人类幸福的目的,只有人积极地参与社会进程,才能克服目前正把他逼入绝境的孤独及无能为力感。”(弗洛姆,2000:197)从人本主义出发,最后回归到人本主义,这就是弗洛姆的传播思想对当下最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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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新闻大学》2020年第 1期,第 7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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