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从谭嗣同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30 次 更新时间:2006-12-11 22: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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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进入专栏)  

  

  成文山:我有一个小问题,过两天我就要到浏阳去参与举行纪念谭嗣同的活动,包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很自然,我要反复学习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有关谭嗣同的文章。我要问你,自那篇文章以后,你对谭嗣同的评价还有没有新的内容?早几年你那本惊动一时的书(指《告别革命》),人家只允许我看一个晚上就要拿走,我也确实只翻了一个晚上,他就拿走了。所以今天有机会我想请教你。

  李泽厚:谢谢成院长讲话,谢谢成院长叫我到这里跟大家见面。那本书早知你那么愿意看的话,应该带一本给你,在北京我还有一两本。那本书受到的议论、批评、批判是这几年的热门,在座的也许有些知道,有些可能不太清楚。

  对谭嗣同,我至今还是很敬佩,那是绝无问题的,对他的评价也基本上跟史论那本书没什么变化。谭嗣同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始终不同意把他算作改良主义。他实际上是开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先河的先驱者,是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想的源头,这里就牵涉到激进主义的问题了。这些年,我受到的非难不少,因为我认为辛亥革命不一定必要,不一定必然,这遭到很多议论。其实,历史本来没有什么"如果"可讲,没有"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的问题。历史是一次性的,它不可能重复。因此我所要强调的,就是不完全同意黑格尔"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讲法。因为其中饮含一种"必然性"的思路。凡是现实发生的一切事情,好像就一定会发生,然而就是合理的,我以为那不一定。辛亥革命是发生过了,但那场革命是否一定必然呢?我觉得并不一定。历史是人所创造的,人就有各种选择的可能。刚才讲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人并不是被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有很多事情,人的主观因素起了很大作用。每个人都在创造历史,不仅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在创造整个社会的历史。当然这里面,领导人的责任大得很。慈禧太后,大家骂她是坏蛋,我以前想慈禧太后早死10年就好了,早死10年,光绪亲政,戊戍变法就成功了;现在我想慈禧太后晚死10年就好了,晚死10年,中国也会情况不同。大家骂慈禧太后是"伪立宪"等等,现在看来,她还是在干些事,她所允许拟的那些条例,今天看来还相当不错。假使慈禧晚死10年,情况就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有两个具体原因的,一个是皇族内阁,把汉人排除在外,更加激化了人们倒向革命的决心,慈禧就决不会干这些蠢事;一个是铁路国有,为平息四川铁路风潮,端方领兵入川,武汉空虚,起义就发生了。孙中山那时正在美国,早晨起来看报纸才知道辛亥革命起义成功了,于是赶快在美国筹钱。第二年才回国。当时因为黄花岗之后,同盟会的主要力量已丧失殆尽,革命早已走入低潮,孙中山根本没想到马上就会有成功的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还有袁世凯的原因,袁世凯已经打到武汉,三镇已经取了二镇,但他故意按兵不动,以实现他自己个人的野心。假若慈禧在世,也许不会派袁世凯。袁世凯也不会有那个胆量,因为慈禧太后是蛮厉害的角色,以前就能够驾驭比袁权势更大的曾国藩、李鸿章。辛亥革命不一定必然,并不是我的创见,国外有书,国内也有些文章提及,只是没有讲得我这么明确,也还有文章引述大量材料证明辛亥革命阻碍了现代化的实现。所以我讲现实的不一定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充满着偶然性。"如果"的意义就在于: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要注意历史机遇的多种可能性。这几十年,在历史学上,好像我们都大讲必然性,好像发生过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主要就是要反对这个观点。如果大家不满足的话,还可举别的一些例子,我也还可以作一些说明。现实的并不一定就是必然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必然性,也并不见得就很快能取得现实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必然的,但并非一定是现实的,前几十年就是证明,一再受挫折,有各种阻碍,走了很多弯路,并不现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偶然性,个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像毛泽东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这20年相当了不起,邓小平功劳很大,他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换了别的领导人,不一定如此,可能还会折腾多少年。这里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现实的不一定是必然的、合理的,必然的、合理的也不一定是现实的。都要靠人的选择和努力。对于像谭嗣同这样的第一代革命者,我始终是敬佩的,包括对历代的革命党人,像同盟会,共产党人,也都是如此。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他们的选择是无可厚非的。我现在再举个例子来说吧,这是我自己的例子,我这次是回来跟老同学聚会,当时我们毕业时(1948年)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这个小册子我至今还保留了。有个同学说他居然记得我那句话,我当时写的是:"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那时我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当时不敢讲马克思,那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下,1948年5月份,只能写KM。"血淋淋的斗争",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激烈的革命情绪,跟谭嗣同在《仁学》里面讲的"只有使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方有复兴希望"是同样的主张。那个时候,年青的时候,确实是有这样一种牺牲自己的精神。我当时干过很多冒险的事,如秘密将毛泽东的文告《将革命进行到底》夹在鞋子的底层里面,送给一些人,等等。当时有这么一种激进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人不能一辈子老年轻,如果你六十岁的时候,还像二十几岁时一样就不对了。六十几岁,过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路,应该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做一个非常冷静的分析,然后才知道以后是什么方向。包括今天性急的年轻人也应吸取历史的教训。对谭嗣同的激进主义这方面也是这样看,作为第一代激进思想,当时有它的合理性,作为思想来说,也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能一味地盲目地崇拜、鼓吹,我觉得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着。现在还有人主张革命或盼望革命。还要革命,我就不赞成了。我讲不管是左的革命也好,右的革命也好,我都不赞成。我主张还是要发展经济,还是要慢慢来,一切事情急不得。我在海外被一些"民运人士"批判得很厉害,把我骂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是两面挨骂,两面都骂得很厉害,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看法。

  

  * 1998年9月23日,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邀请,李泽厚先生来岳麓书院文庙讲学。座谈中,李先生同窗故友、湖南大学原校长、湖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谭嗣同研究会会长成文山教授曾问及李先生对谭嗣同的评价等问题,李先生就此作了回答。本文即当时对话的录音整理稿。

  

  (原道 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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