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社会儒学——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复兴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20-05-18 1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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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以来儒学的衰颓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一是明清经世实学思潮。明王朝的覆亡,朝野志士在痛苦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教条本质是王朝覆灭的重要祸根,救弊之道在“实学”而不在“空言”。明清之际士大夫中的一批优秀分子如顾宪成、高攀龙、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傅山等,面对当时国危民艰的局面,都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空疏、教条看作是导致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为了救亡图存、济世救民,他们竭力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实学”。这就预示了宋明理学走向穷途末路,必须改弦更张。

   二是乾嘉汉学。明清经世实学思潮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发展到到有清一代形成了乾嘉汉学。乾嘉汉学的最大弱点是脱离实际而缺乏现实感,因埋头于烦琐考据而缺乏理论思维和理论批判的能力,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学与道的分裂,使学失去了道的追求,变成了为学术而学术;而道也失去了学的支持,变成了虚悬的道学教条。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两张皮:一方面是很具体很“科学”的文献学或语言学的考据,另一方面则是习惯性地反复重申的道德训诫。

   明末清初西学西教进入中国,中国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站在维护封建正统立场,把天主教视为“异端邪说”,甚至发动教案。还有一些人是站在传统立场上,象辟佛、辟道一样地排斥天主教。还有一部分士大夫认为天主教的理论可以“补儒易佛”,补益王化。晚清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冲击,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

   近代的文化危机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密切联系。在此之前,中国虽有改朝换代,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从未发生过根本变化;经济上基本上一直维持着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商品经济只是其补充;民族国家方面一直是在夏夷之辨的思路下一种以文化为标准的观念,没有真正意义近代西方的政治化、法律化的民族和国家观念。

   然而,1840年以后,古老的中国除内部人口的膨胀、土地集中的加深而导致的农民起义,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外,受到外部更为先进、强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冲击,包括政治上、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这样,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逐步遭到破坏,立于其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也随之发生动摇。特别明显的是西方列强军事力量的强大,使曾经以文治武功自豪的清王朝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全面冲击增加了内部固有的矛盾的激化,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其中尤其引起士大夫震惊和反思的是这种危机预示了一种传统文化的危机。

   一方面,过去以儒学为主的封建文化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变革所带来的问题;面对坚船利炮、鸦片、五花八门的商品,儒学经典中的宇宙观,如天道观(天道不变)、天人观(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经济观,如义利观(重义轻利)、本末观(重本抑末);政治观,如内圣外王观、君权神授观、民本观;社会伦理观,如宗族家庭观、等级观、纲常伦理观;民族国家观,如天下观、夷夏观、华夷秩序观等;文化观,如中国中心(天朝上国)观,儒学权威论等都试验过了,都不起作用了,儒家在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地位被不断消解,从动摇走向失落,从中心滑向边缘。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也随之涌入,这时的西方文化已经失去了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温文尔雅,而是带上了既野蛮又先进的双重性格,使中国士大夫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文化的落后,自己的软弱无力。

   对于儒学的遭遇,学界多有涉及。有的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儒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冲击,即太平天国时期对儒学的第一次冲击、辛亥革命对儒学的第二次冲击、五四运动对儒学的第三次冲击。

   有学者通过探讨儒学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指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儒学受到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临时约法》的制定,从法律上、政治上确立了以民主主义思想代替儒学为国家社会指导思想的方针,使儒学在两千多年来首次丧失了官方学说的垄断地位;1912年教育改革过程中决定从小学到大学都不专设经科,儒学及其典籍只是作为历史上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和学术思想分别在哲学、史学、文学等学科中被学习研究,使儒学丧失了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

   第二次发生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当时袁世凯利用孔子和儒学制造舆论,引起由梁启超担任撰述主任的《大中华》杂志和著名记者黄远生为代表的批评儒学,反对尊孔复古,反对袁世凯利用儒学作为复辟帝制的工具及恢复儒学在国家社会中指导地位的思想论战。

   第三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批判儒学,基本上结束了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从此,“儒学再次回到民间,开始以自己独特的学理来寻求知音的艰难历程。”经过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批判,儒学被迫逐步从孕育滋生它的社会母体中游离出来,成为余英时所说的“游魂”。余英时说:“现代儒学的困境则远非以往的情况可比。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之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这个过程事实上到今天还没有走到终点。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近百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即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连系便也完全断绝了。”“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在传统中国确已体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方式则依附在整套的社会结构上面。二十世纪以来,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了,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今天观察儒学在中国地区的实际状况,不能不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儒学‘托之空言’已远远超过‘见之行事’。”但是,余先生并不悲观绝望,他认为儒学仍然潜藏在民间:“儒学已变成游魂,但这个游魂,由于有两千多年的凭借,取精用宏,一时是不会散尽的。它一直在中国大地上游荡。我们都知道,一切古老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但在知识阶层的手中不断获得新的诠释,而且也传布到民间社会,在那里得到保存和发展。儒家思想20世纪的中国虽然一方面受知识分子的不断攻击,另一方面在最近四五十年间更因民间社会被摧残殆尽而逃遁无地,但是人的集体记忆毕竟不容易在数十年间消灭干净,这个集体记忆便成了儒家道德意识的最后藏身之地。”

   以唐君毅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20世纪上半叶自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反传统逐出中心平台的儒学有一个悲悯的感受与描述:花果飘零。唐先生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之《自序》中所写:“此种自动自觉的向外国归化之风势……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心,已失去了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站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三大悲剧。”儒学在传统上是整合中国社会、推动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儒学这棵大树的崩倒,必然造成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

   著名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国以及现代命运》中用“博物馆”这个比喻试图说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近代已经衰落,因此可以被放入“博物馆”作为陈列品,那它就“只具有历史意义”,它们代表的是既不能要求什么,也不能对现实构成威胁的过去。或者说它们被陈列在博物馆中,只具有“审美”的意义,只能用价值的而不能用历史的眼光来欣赏。他认为,即使到了近代,在西方的冲击下传统中国社会趋于解体的历史环境下,儒学也没有能够完成其文化形态的转变。因此,儒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没有思想实质而徒具象征意义的“躯壳”,已随中国的封建时代一起“走入历史”。

   在儒学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引进西学进行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都没有成功,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改革开放,才步入了现代化的正规。关于儒学的现代化即现代转换问题仍然一个很大的问题,已经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和具有争议的观点,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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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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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儒学》 2013年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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