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真 牛建强:明代士人复姓现象及其文化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0-05-15 22: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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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真   牛建强  
有三道焉:生则养, 没则丧, 丧毕则祭”的孝道内容, 自是耳熟能详, 并内化为观念贯穿于行为之中。江西泰和县举人罗性 (字子理) 为继子士奇复姓的事例, 可视作对儒家经典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的代表。杨士奇三岁丧父, 六岁时母亲改适罗子理。洪武七年, 罗子理以举人身份授为湖广德安府同知, 全家随之到了德安府。子理岁时祭祀先祖, 且注重这一礼仪的传承, “恒命诸子陪礼”, 然从未让士奇参与。士奇怪而问母, 母泣告身世。士奇得知真相后, “因恸日益感发。私窃土砖, 做作神主, 于外别室, 祀其三世”。子理见士奇私祀杨氏先祖, 且进退拜俯如成人, 对之非但未加干涉, 反而给以尊重, 摒弃当时从后父姓的习俗和士奇已改罗姓的事实, 主动复其杨姓。4这表明士人出身的罗氏重本敬祖意识浓厚, 同时又能以孝子之心体及他人。因此, 士人复姓当是内化的儒家孝道的自然生发。

   明代士子在入学、应试的诸多环节, 如在亲供和卷头都要填写三代 (曾祖、祖、父) 名讳等。入仕后考满时, 朝廷又以推恩方式封赠其亲, 以奖励尽职之臣, 这样政绩卓异的臣子即可实现光宗耀祖的目标。如大学士李本上复姓疏时说: “昔年一品, 三、六年考满, 二次蒙世宗皇帝恩, 自曾祖父皆锡以诰命, 赠如臣官。”5因此, 无论是所受的儒学教育, 还是应试时登记三代名姓的规定, 以及入仕后的封赠制度, 莫不提醒士人铭记宗亲, 其祖宗意识因之不断强化。

   当时还有一种朴素的观念, 即时人常把功名的获得和仕途的顺达, 归诸祖先恩泽的流延和冥冥庇佑的结果, 因之常怀反哺感念之心。如山东济南府德平县人葛守礼, 嘉靖七年举乡试第一, 即作《乡荐祭先祖文》, 称“万物本天, 长育开泰, 惟天之能。人生本祖, 显遇荣耀, 惟祖之功”。次年, 考中进士, 授河南彰德府推官, 又作《登进士拜官推府祭先祖文》云, “夫人有命而行道, 祖宗无遇而代兴, 所以子孙之际, 皆其先德之凝”。1这种观念也是祖先意识强化的重要精神资源。《荀子·礼论篇第十九》中云: “先祖者, 类之本也……无先祖, 恶出?”即是说, 作为正常的人, 都应把爱敬先祖作为自然行为。“登枝而崇本, 溯流以自源”2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植根于人们心中的普遍观念, 应是促动士人复姓行为的内在动力。因此, 士子读书应举成功后的复姓之举就成为再正常不过的行为。

   士人读书、应举和入仕的经历, 以及受儒家礼制、孝道教育的熏陶, 其对儒家孝道伦理的体认和尊祖敬宗的意识较诸一般人更为浓烈。在举业兴盛的明代, 士人复姓与读书应举的成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入仕后, 赢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 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为复姓铺平了道路, 因此科举入仕后的复姓者成为复姓士人的主体, 这应是科举制全面渗入社会生活后所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这一现象为清代所承延, 如江庆柏就指出, “清朝进士经常有改姓、复姓的问题。这些改变, 在《碑录》中常被注出, 在题名碑上, 有时也有说明, 也有直接在碑石上改动的”。3

  

   四、士人复姓之文化意涵

  

   自宣德时起, 明代的科举考试愈益严格地依照额定人数录取, 这使一县中能够考中的举人、进士的数量非常有限。冯琦曾言:“一县之内, 生齿不下十万, 成科名、为仕宦者不过数人。”4故士人的举动颇引社会注意。按照规定, 士人复姓后, 除了更改个人贴黄内容外, 族属信息也需一并改正。在整族改姓的特殊情况下, 地方有司甚至还要择日送匾, 举行仪式。5这样, 士人复姓行为以及复姓过程中对本生家庭与继养家庭关系的处理都会为时人所关注。也正因此, 士人复姓具有文化传承的丰富意涵。这也是士大夫对复姓行为乐于推介的重要原因。

   (一) 寻根复姓, 弘扬孝道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 “夫孝, 始于事亲”。宋人有云: “祖先者, 吾身之所 自出也, 定于有生之初而不易者也。其为人 虽有穷达、 贤不肖之 异, 而子孙之 所以爱之、 敬之则一而已矣。象之后不得舍象 而祖舜, 管、蔡之后 不得舍管、 蔡而祖周 公, 宋祖帝乙, 郑祖厉王, 亦各言其祖也。”6即是说, 祖姓是前定的和不可选择的, 不管祖先贤德抑或昏蔽, 子孙都没有理由不把祖姓传承下去。然而, “自夫后世孝弟之道衰, 上有赐姓者, 下因有冒姓者, 亦有贫穷患难, 不得已而易姓者, 有出赘继绝, 而因蒙其姓者”。姓氏因此淆乱, “使人莫究其本根”, 1也影响了对“亲亲之道也, 百世不可改”的儒家信条的坚守。有人说, 姓氏淆乱始于秦朝, 也有人说“始于汉, 盛于唐, 极于五季”。4这种情况在元代也有, 当时汉人改用蒙古姓名的现象非常突出。5因此, 明太祖颁布“禁无子立异姓者, 而凡冒姓者许复其本宗”之令, 被视作“尽涤累世之弊陋”之举。然而, 其最初倡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据明初贝琼估计, 当时能知姓氏所出、“绝而复续”者, “盖千百而十一”。7除了“文献残缺”、“不敢果其是非”, 8“虽有贤子孙, 无能为矣”9的客观因素外, 还在于有些人“昩于利而狃于习, 见其小而忘其大”的功利选择。10?

   “昩于利而狃于习”的概括, 切中肯綮。王敏夫曾祖“蚤孤, 随母适何氏。蒙何姓者三世若干年, 至敏夫始去何归王”。贝琼因王敏夫复姓而作《复姓解》, 列举了时人对于复姓的三种质疑:第一种是“章其祖蒙何之非”, 即认为敏夫复姓等于是把高祖母改嫁、子孙改从何姓的家丑抖搂出来。第二、三种是以历史上乞养于人而从其姓、接受帝王赐姓而改姓的事例来否定敏夫复姓的必要。11这后两种质疑其实是“狃于习”的反映。再来看“昧于利”的表现。福建闽县人颜恢永, 本姓周, 元至元年间, 其曾祖周大椿“来为安福州学正, 以没。子庆源娶州袁氏, 生子仲温”。仲温三岁时父亡, 随母适颜氏, 因蒙颜姓。后仲温子恢永等思复周姓。有人劝他说:“周虽故姓, 然久去乡土, 无宗族可亲。颜为负郭巨族, 宗人子弟甚盛, 可借其助, 以为子孙久安计。奈何舍强宗以自孤其势、弱其家声也?”?12在规劝者看来, 攀援大族获取利益比恢复本姓更有意义。

   在太祖明令禁止冒用他姓的情况下, 受利益驱使, 违令而行的情况依然存在。如苏州府太仓州人张泰 (天顺八年进士) , 原本姚姓, 家隶匠籍。明初“朝廷方隆重军士而畿内之民徭赋烦重”。其曾祖姚原瑞为逃避沉重匠役, 觊觎军户的优渥条件, 私冒晋陵 (常州) 张某的太仓卫军籍而易为张姓。?13

   在“因焉而不革, 冒焉而不去”?14的姓氏淆乱背景下, 复姓不只是遵循国家号令, 厘清个体族姓源流, 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文化建设。士人复姓, 包括普通百姓复姓, 得到了主流社会的支持和认同, 士大夫纷纷为之撰序作记。其序记, 多就姓氏传承与祖先统系间的关系钩玄索隐, 阐扬孝道伦理, 端正百姓认识。如贝琼认为: “氏族必本其所出, 有不可得而乱者。义苟当复, 孰计其远近邪?此固无足疑者矣。”1刘球认为:“古者因生以受姓, 非姓无以别其所由生。生生相承, 历千百世不可易, 散之四方不得混者, 托姓以表之也……姓之不可紊, 犹松之不可称为柏, 桃之不可称为李, 禾麻菽麦不可称为稂莠蓬蒿也。”2当时有种看法, 认为养育之家有恩于己或是祖上, 遽然复姓, 是不念“抚育之恩而甘就薄德之行”, 3为“负德事”。4这对欲求复姓者来讲是有影响的。周是修以郭从陵为例对复姓是否负恩的问题做了剖断。他说: “从陵之归其宗, 非昧恩于陈氏, 非背义于陈氏也, 政 [正]欲使陈氏之族姓纯一而不乱也, 欲遵古之礼也, 欲全孝之德也, 欲不愧于士之行也。”5士大夫希望通过对具体复姓行为的褒扬来树立榜样, “以警天下后世之失而不正者也”, 6“使附势慕利以紊族姓者有所愧而知改焉”。7

   (二) 感恩报本, 两者兼及

   周是修从古礼和孝德的角度阐发复姓的深意, 认为: “复姓, 古礼也, 孝德也, 士君子之善行也……则虽蒙鞠于他族, 承祀于他族, 受业于他族, 成名于他族, 姓固不可以不复也。”8周氏的说法虽有道理, 然现实情况复杂, 复姓常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下面几位复姓者的处理方式, 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士人对儒家伦理的把握与活用。

   生员张诗, 原为李姓子, 出生后有人对其父母说, “此儿有奇骨, 非尔家所能畜”, 于是便被送给乏嗣的张氏为子。养父到去世时也未告诉他这一真相。三十多岁后, 张诗方知身世, 痛不欲生, 亲往老家访寻, 访得二位兄弟, 但父母已逝, 于是三人一起到墓地哭祭。归后打算复姓, 但执友劝他:养父母已死且无尺寸之孤, 生父母有子有孙, 何忍“割张而益李”?没有养父母“腹汝、顾汝、长汝、教汝、付业于汝”, 哪能有今日?这番话让张诗思索了三年。为不使养父母失去香火而沦为“若敖氏之馁鬼”, 张诗放弃复姓念头, 以续香火。?10由此可以看出, 当时人虽多主张复姓, 但在养父母无人嗣续香火的情况下, 放弃复姓的选择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 张诗的情况特殊, 更多的则是力求生父母与养父母两者兼顾。

   前面曾提到长洲县生员朱天民恢复沈姓事。天民考虑到外祖父无子嗣, 为延续朱家香火, 天民等“求于朱之族, 得再从侄轮, 告于廷礼之祠, 使嗣于朱”。?11自己实现了复姓, 又为朱家找到了后嗣, 两全其美。

   戴濂, 先祖高姓。其父镗初生时, 广东泷水训导戴选因无嗣养为己子, 镗遂从戴姓。镗以岁贡起家, 后官至福建松溪县知县。戴濂幼时, 戴选“甚怜爱之, 经书皆口授”。因受戴氏之恩, 镗不欲复故姓。万历十五年戴镗卒后, 戴濂“乃命祠并祀二氏祖。而以书告抚台滕公、御史蔡公”, 请复本姓。允准后, 戴濂采取折中策略, 让子孙复高姓, 自己仍旧戴姓, 他称这种做法是“无敢忘吾祖且父志也”。1

   又如宁光先, 其父母生四子, 光先排行第三。其舅父有子而殇, 光先被过继给他, 遂改姓韩。养父母为了给他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吃尽了苦头。万历四十四年, 光先考中进士, 有人怂恿他复姓, 光先正色道:“吾少失怙, 微韩父若母, 不及此。且韩父若母发种种矣。方虑报韩日短, 何忍以是举伤厥心乎?”他在任保定府新城县知县时, 将养父母迎养于官邸。“光宗登极, 覃恩中外, 封韩父如公官, 韩母封孺人。”天启初年, 养父母相继辞世, 光先皆如礼守制。天启七年 (1627) , 光先升任贵州道监察御史, 此时便思报答生父母之恩, 他说: “吾以宁嗣韩, 犹侨居也。向吾不即归宗者, 以韩父若母拊鬻 [育]劬劳, 思图报万一耳。今韩父若母偕即黄垆, 封章具矣。而生我者曾未沾一命之荣, 天下宁有无父母之子哉?”乃具疏复姓, 且请以新衔封赠亲生父母。“情词恳切, 上为感动, 于是赠公父如其官, 母封孺人。”2

   倘若养父母或生父母一方或是两方家庭状况皆欠佳时, 将如何处置?崔涯分俸侍养的做法不失为一种两全的办法。

   崔涯, 原为崔氏第五子, 因家贫子众, 父母年衰, 其生下后无力抚养, 为方氏夫妇收养, 取名方涯。嘉靖八年, 方涯考中进士, 入仕为官。后来养父也生一子, 日渐长成, 方涯见其有后, 便思复姓。他在请求复姓疏中道, “容臣改复崔姓, 以笃天伦, 以正祀族”, 并表示复姓后对养父母将尽生养死葬之责, “其于恩养方氏父母, 仍乞分俸侍养, 以子道终其天年, 丧服祭葬一如礼制”。从崔涯的复姓理由和后续的处理来看, 他把复姓与养父母的赡养较好地兼顾起来, 力求做到“恩义曲全”。3

“袭人姓氏者必令归其宗”, 可以理解为明廷的态度。“人生皆本乎祖, 天亲不可人为”则是复姓者的共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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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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