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真 牛建强:明代士人复姓现象及其文化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0-05-15 22: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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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真   牛建强  
凡有袭人姓氏者必令归其宗。”6这可看作其当政期间关于复姓的基本政策, 也是其复姓制度制定的基本思想。

   太祖的后继者关于姓氏的直接言论不多, 但其对待复姓的态度, 可从朝臣的表现和有关复姓的档案中窥出一二。如建文朝重臣方孝孺, 为乡人复姓者丁氏撰写复姓序。7洪熙至正统初年为“三杨” (杨士奇、杨溥、杨荣) 秉政时期, 杨士奇、杨溥都有过复姓经历, 8其支持复姓自不待言。他们的态度强化了此期复姓政策的执行力度, 黄钟的复姓可为例证。黄钟, 本姓况, 其父幼孤, 同里黄氏育之, 遂因其姓。洪熙元年 (1425) 黄钟由礼部仪制司主事升为该部郎中时被封赠三代, 当时“所受诰命, 俱系黄姓”。宣德四年 (1429) 请求复姓获准后, 又具奏“乞照所复况姓, 颁赐诰命”, 也得到允准。朝廷在颁给他的《赐复姓制词》中称赞其复姓是“不忘所本”, “是宜嘉奖”。9

   可见, 明初朝廷着意于朴茂风气的养成, 主动关注复姓问题。自宣德后, 明廷的主动作为已不复见。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嘉靖初年的大礼议本与复姓无关, 但客观上营造了有利于复姓的政治氛围。世宗朱厚熜, 乃兴献王独子。兴献王乃孝宗之弟、武宗叔父。武宗无子, 正德十六年突然崩逝后, 皇位继承出现真空。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依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 以武宗“遗诏”的方式称厚熜“伦序当立”, “遣官迎取来京, 嗣皇帝位”。然而在对这一说法的理解和具体继位名义上, 双方存在分歧, 由此引发大礼议之争。大礼议之争最终以杨廷和等被逐出政坛、皇帝完胜而终结。?10这一事件客观上对复姓活动产生了有利影响:其一, 世宗态度坚定, 绝不放弃与生父间的亲子关系而屈就于所设定的与孝宗间的虚拟父子关系, 体现了人子对生父的尊重和以孝事亲的浓厚感情, 为天下臣民做了表率。其二, 支持世宗的臣僚对父子关系的阐发, 为复姓者提供了普遍适用且具说服力的理由。如张璁认为: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夫人, 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 1并反复强调:“父子之恩, 天性也, 不可绝者也”, “不可强为也”。2不排除这些说法有迎合世宗的用意, 但皆顺乎人情, 合乎常理, 不仅为世宗认同, 也影响了人们对于复姓的态度。如崔涯在《复姓疏》中称: “人生皆本乎祖, 天亲不可人为。”3嘉靖六年, 葛禬请求复姓, 遇到养家的阻力, 吏部复议道: “禬既孙氏子, 不得背天经以犯人子之戒, 复姓为宜。”4显然, 这样的氛围对天亲不违、祖姓复归的复姓行为是有利的。

   综上可知, 明太祖确立的政策为后来者所承继, 成为有明一代复姓政策的基调。明廷的政策支持, 是士人得以顺利复姓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二) 士人复姓的身份差别原则

   明廷的复姓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洪武时期, 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洪武二十六年的“更名复姓”的规定。然而, 该规定主要针对文官复姓, 对于一般人如何复姓缺少相应内容。我们拟结合相关制度, 对普通人和士人复姓的差异以及士人诸阶层间复姓的差别进行勾画。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 “假如上一等人, 有前程的要复本姓, 或具札子奏过朝廷, 或关白礼部、太学、国学等衙门, 将册籍改正, 众所共知。”卖油郎朱重, 复本姓秦氏。他想, 一个卖油的复姓后谁人晓得?于是想了个点子, “把盛油的桶儿, 一面大大写个‘秦’字, 一面写‘汴梁’二字, 将此桶做个标识, 使人一览而知。以此, 临安市上晓得他本姓, 都呼他为秦卖油”。5这段文字揭明了复姓者因身份不同而有差别, 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上等人与一般人复姓程序繁简有别;二是在上等人之间也有“奏过朝廷”或“关白礼部、太学、国学”等不同部门之分。

   先看一般百姓的复姓事例。据方孝孺载, 其乡人丁先生, “世为越之新昌人”。丁的曾祖父“不幸少孤, 母夫人来归宁海陈氏, 遂从而家焉。陈氏因而子之”。改为陈姓后, “百年承陈氏祀”, 以致与新昌宗族两相“忘也久矣”。后来丁先生在途中遇到了新昌县宗人丁宜民, 讲述了其家世。宜民从家谱中找到了相关记载, 印证了丁氏的说法, 便把手头的家谱给了他。丁先生“奉以归, 率昆弟子姓祗告祖考, 易神主为丁氏, 祀礼所得祀者如常仪”。6丁氏在家谱中核实祖先信息后, 便直接“率昆弟子姓祗告祖考”而复姓。明末清初, 浙江桐乡县人张履祥也记有一则乡人复姓的事例:“同邑高氏……虽未尝贵显, 然墉接室比, 凡若干家。吾友云翅, 一日以其先人所辑家乘示予, 而问以复姓之义, 曰:‘吾九世以上本姚姓, 自崇德至, 赘于高而家焉, 遂为桐乡高氏。今自族人以及里闾, 几忘吾宗之为姚矣。先府君惧焉, 将使子孙复姓, 未及而没。某承厥志, 名子以姚姓可乎?’”7作为一般人家的高云翅, 打算以直接改用姚姓的方式恢复祖姓。这两个普通人的复姓与冯梦龙笔下卖油郎的复姓同样简单。官府对普通百姓的复姓关注不够, 当与传统国家的社会管理水平和能力有限相关。

   对于士人复姓, 因国家制度规定和管理上的需要, 其情况与普通人相比则又作别样。不同身份士人复姓差异的某些细节虽然模糊, 但其分属于不同的受理部门则是可以确定的。

   1.生员复姓由地方有司办理

   前述三位生员, 刘道生复姓的记载较为简单 (“请复罗姓于官”) , 另两例稍详。吴頀是直接上书广东左参议姜英而得以复姓的, 朱天民则是在御史按学苏州时以复姓相告, 经提学“下其事”于“有司”而复姓的。这两位生员都履行了呈请复姓的程序, 然这两人呈请的官员不同, 一个是布政司参议, 另一个是负责提调学校的提学。出现不同受理部门的情况, 当与两者皆拥有地方学校的管理权有关。

   明代士人通过入学考试后, 其所入儒学便为其建立学籍档案。明初, 地方儒学由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及府州县管理。1正统元年又设提学, “专一提调学校”。景泰年间罢废, 天顺六年 (1462) 复设。2因此, 上述生员复姓事例既有呈请提学的, 也有上书布政司参议的。

   2.举人、新科进士复姓由礼部经管

   在前述以举人、新科进士身份复姓的事例中, 其细节都很简略。然结合科举考试过程中举子档案的管理以及前引冯梦龙作品中关于“上等人”复姓的几种情况, 大体可以推知, 拥有举人和新科进士身份者复姓需“关白礼部”。

   士人应乡试前, 除“由有司保举”, 还需“各具年甲、籍贯、三代、本经, 县州申府, 府申布政司”, 且每场的草卷、正卷皆“首书姓名、年甲、籍贯、三代、本经”。会试、殿试也皆如此。按照洪武十七年的规定, 乡试中式者, “出给公据, 官为应付廪给、脚力, 赴礼部印卷、会试, 就将乡试文字咨缴本部 (即礼部) 照验”。3科举考试系礼部掌管, 办理完相关手续后, 无论是行将参加会试的举人, 还是已经中式尚未授职的新科进士, 其相关档案皆在礼部, 故向礼部提出复姓请求完全正常。4

   3.入仕后官员复姓由吏部经管

   无论是科举中式者, 还是来自他途者, 一旦由吏部铨选授职后, 身份便成为官员, 在管理上与未入仕的生员、举人、进士已有很大不同。按照规定, “除授过官员”皆需“开写年、籍、乡贯、住址、脚色贴黄, 通类具奏, 赴内府用宝附贴”, 5然后由吏部集中管理, 因此官员复姓由吏部经管。如洪武二十六年“更名复姓”规定明确指出: “凡官吏人等, 或年幼过房、乞养欲复本姓者, 经由本部 (即吏部) 移文原籍官司体勘是实, 及官幼名改讳, 具奏改正贴黄, 仍行知会、移咨户部改附籍册。”6即是说, 官员具奏复姓时由吏部出面, 移文其原籍地方有司查勘;若情况属实, 吏部便代为具奏, 请求皇帝允准改正。吏部还需将档案改动的内容知会和移咨户部, 要其对所掌册籍上的信息做相应的变动。该规定乃有明一代复姓制度之基本内容, 因此成为官员复姓的基本操作程序, 这可从嘉靖年间魏校《复姓疏》中得到印证。其疏称: “臣登进士, 历官中外。从弟庠由太学入官。皆有籍于朝, 不敢轻改。臣敢追述先志, 爰具家世源流, 上达天听。乞敕吏部移文原籍官司体勘是实, 具奏改正贴黄, 户部改附册籍。”1魏校与从弟魏庠皆为官员, 档案存于吏部, 不可像一般人那样自行复姓, 为此疏请皇帝敕令吏部遵照相关规定为其办理复姓事宜。明代后期, 文官复姓程序发生了某些改变。2不过, 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地方有司对复姓官员姓氏事实的查勘与具奏方面, 吏部所承担的审核具奏、改正贴黄和知会户部等环节未有任何变动。由此来看, 士人为官之后, 其复姓之事皆由吏部负责。

   综上可知, 复姓执行程序的差异与复姓者的身份相关。士人阶层因为人事册籍存于学宫或官府, 需“请于官”且于批准后才能复姓。其具体经管和受理部门, 则视乞复者的身份而异。

  

   三、士人复姓与读书应举成功间的内在关联

  

   (一) 读书应举的成功对于士人复姓的意义

   “自五代北宋门第消融之后, 科举成为一般平民名利之薮”, 3士人通过科举入仕后复姓的情况时有发生。有资料显示, 宋人已将科举入仕与复姓建立起关联。南宋人徐定 (绍兴二十一年进士) , 其父泽, “少孤, 母刘夫人挈之从吕氏, 因以所从为姓五十年”。但吕定并不知其本系“徐氏子也”。其父临死前给他讲明了真相, 并说: “即有立, 毋忘吾宗。”为了实现父亲遗训, 吕定兄弟刻苦发奋, 相约“不取科名勿止”, 明确地将“有立”的含义锁定为取得科名。最终, 他们考取进士, 步入仕途, 实现了复姓的夙愿。4

   类似事例在科举兴盛的明代屡见不鲜。福建长乐县人樊廷选, 本姓林。其高祖昊生赘于樊氏, 子孙因从樊姓。廷选少时便颖异嗜学, 后选补为府学生员。其父宗礼病重时, “以先世谱图授之, 意公必显, 属以复姓”。其父病重时将复姓之事嘱托给当时尚是生员的儿子, 显然是把复姓的希望寄托在其读书应举的成功上。成化十三年廷选考中举人, 十七年考取进士, 自此入仕为官, 弘治六年 (1493) “疏得复姓”。5再如, 大学士李本, 祖姓由吕误为李, 其祖德玉曾言: “倘后子孙有出士者, 奏复之。”6也是把复姓希望寄托在子孙读书应举的成功上。而前举复姓事例中, 绝大多数士人都是在取得科名或入仕后复姓, 可以说这种路径已成为士人复姓的基本模式。

   科名获取与复姓间形成如此紧密的关联, 其关键在于, 自宋代以来, 科举入仕已成为士人晋身、起家的津梁, 士人一旦取得科名, 等于获得了政治和经济资本。在明代, 复姓与国家的教化提倡是吻合的。士人在获得官员身份后, 由于官为民表, 官员复姓常被上升到礼教风化的认识高度, 这就为其复姓增添了有利因素。对于改从他姓者来讲, 其多与继养之家建立了密切联系, 如若复姓, 一般都要面对养父母与生父母的孝养或财产分割问题。如范仲淹任官后“欲还范姓”, 范氏有人担心他归宗后分割财产, 故“有难之者, 公坚请云: ‘止欲归本姓, 他无所觊’”, 才得到应允而复姓归宗。1明代因立嗣而发生的民事纠纷有些就是因财产问题所引发。2士人科举入仕后, 有了稳定的官俸收入, “奠定”了“身家的经济基础”, 3可避免或减少复姓过程中家族间经济纠纷的发生。因此, 明代士人复姓呈现出多于科举入仕后复姓的特点。

   (二) 士人读书、应举、入仕过程中祖先意识的强化

传统社会关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 士为其首, 是拥有知识的阶层。士人自幼习读儒家经典, 《孟子·万章》中的“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亲”、《礼记·祭统》中的“孝子之事亲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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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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