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升:《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3 次 更新时间:2020-05-14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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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升  

摘 要:《四库总目》史部提要,贯穿着四库馆臣鲜明的求真征实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文献考证、史书评价以及拒斥稗官小说入史等方面。四库馆臣认为,家族利益、朋党之争、个人恩怨、爱奇心理等,是导致历史失真的主要原因。为了考证历史真相,四库馆臣主张对史料博采善择、提倡运用金石史料,尤其重视亲历目击及实地考察的史料,并强调阙疑传信的治史态度。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与史学自身的特点、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时代学术风气以及乾隆皇帝的学术观念有关。

关键词:《四库总目》 史部提要 求真征实

作者简介:张秋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但大多包含在《四库总目》考据学的论述范围内,或分散在《四库总目》史学批评的讨论中。就考据学探讨而言,又大多关注《四库总目》的考据方法;就史学批评的讨论来说,又往往集中于义例问题。从史学思想的角度,专门探讨其求真征实理念,尚有不小的学术空间,如史部提要对历史失真原因的追寻,对稗官小说能否入史问题的思考,对金石史料和亲历目击、实地考察史料的高度重视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以求教于方家。


一 求真征实理念的主要表现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说道:“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因此明确提出《四库总目》的学术宗旨:“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对于不能明体达用之学,皆“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又说:“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还说:“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对考证和实事的重视及推扬。也因此,四库馆臣对于讲求义理的宋学很是瞧不起:“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考证是求真征实理念最突出的标志,也是求真征实理念的实践展现。求真征实理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从史部提要中的文献考证来看

陈晓华说:“在考证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史实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大量考证人物、书名、古代典章制度、史实异同、史源、学术源流的成果,其考证成果和考证方法为后人提供了范例。”这段话非常精当地点明了《四库总目》史部提要的历史考证特色及其考证的典范意义。

在众多的文献考证中,对于《竹书纪年》的考证,特别精彩,既充分体现了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又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精湛的考证技艺。此篇考证,步步为营,丝丝入扣:“案《晋书·束晳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意即据沈约注、《隋志》、顾炎武引等资料看,《竹书纪年》一书当没有任何问题,但经过四库馆臣条分缕析的考辨,最后的结论却恰恰是一部伪书。此处仅将其每条考辨的结论罗列于下:“则非晋史之旧也”、“则非束晳、杜预所见本也”、“则非郭璞所见本也”、“则非隋时所见本也”、“则非郦道元所见本也”、“则非刘知幾所见本也”、“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则非王存所见本也”、“则非罗泌、罗苹所见本也”、“则非鲍彪所见本也”、“则非董逌所见本也”,“虽其他证以《竹书》往往相合。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均出梅赜《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先见《竹书》。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其伪则终不可掩也。”四库馆臣采取了按照时代顺序,考察历代学者引用《竹书纪年》的情况,条条与传世今本相对照,勘察其中的异同,并最终得出其伪不可掩盖的凿实结论。在整个的考证过程中,四库馆臣不迷信权威,采用考镜源流、比较研究、归纳演绎等方法,剥笋抽茧一般,将考证步步推进,直至水到渠成地坐实了结论。

综观《四库总目》史部提要的每篇解题,都有求真征实的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篇篇皆考。其考证范围广泛,涉及到作者、书名、版本、流传、史实、取材、体例、观念等诸多内容。其中,十之七八的提要都有与“考证”相关的字眼或语句。如“考证”、“考据”、“考订”、“考稽”、“辨伪”等用词;如“以资考证”、“以资考核”、“可资考证”、“有资考证”、“有资考据”、“为考证者所取资”、“考证家之所必稽”、“考古者所必稽”、“备考证焉”、“考证尤详”、“足以备考核”、“足以考证异同”、“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亦考证之所必资”、“亦足以为考证”、“足见考证之难”、“旁资参证”、“考镜之资”、“俱有依据”、“多可依据”、“率有依据”、“俾考古者有征焉”、“有俾于考证”、“辨别真伪”、“亦不足以为考证”、“无从核定”、“无大发明考证”、“然有关考核者,寥寥无多”等等语句,从这些用词用语就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对于历史真实的追寻是高度重视的。虽然有的连篇累牍,有的点到为止,或精当,或粗糙;或存疑,或击断,但都充分体现了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精神。

其二,从史部提要对史书的评价来看

四库馆臣将是否求真征实、是否注重考证作为评价一部史书的基本标准,与名教评价相比,份量更重;与体例评价相比,份量相当。作为继唐代刘知幾《史通》之后的又一史学批评杰作,《四库总目》史部提要对每一部史书均进行了评价,涉及到史学批评的众多方面,而其中往往而有的,是这部书的真实程度如何,是否进行了或是否有资于考证。如对于既编纂《资治通鉴》又撰著《通鉴考异》的司马光极为推崇,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注重史实考证,特别是他写了《通鉴考异》:“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对宋代王益之的《西汉年纪》的称赞又胜过了司马光,评此书为“精审”:“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馀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徵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于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刘《刊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即其考证水平远远超过了《通鉴考异》等书。对这些史书推许称赞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重视考证并善于考证。

相反,对于欧阳修的《新唐书》,四库馆臣因其疏于考证而进行了指斥:“然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对《新五代史》亦评曰:“而事实则不甚经意”,“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如司马光《通鉴考异》所辨晋王三矢付庄宗等事,洪迈《容斋三笔》所摘失载朱梁轻赋等事,皆讹漏之甚者。至徐无党注,不知参核事迹,寥寥数语,尤属简陋。缜一一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当然,四库馆臣对于考证与名教这两个评史的标准都非常注重,因此,并没有完全否定欧阳修的史书:“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惟其考证之疏,则有或不尽知者。”肯定了《新五代史》的教化意义,指斥了该书的不重史实,疏于考证。可见,作为统治阶级的四库馆臣,最终无法突破封建史学的教化功用观念。

政书类史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史,尤其不能失实,因为它们最关涉政治统治。对于这类史书,应该做到“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点窜变易。”这是对此类史书的要求,也是典型的求真征实观念的正面表达。持此标准,四库馆臣给予杜佑的《通典》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实学”著作:“然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而王应麟的《汉制考》也是符合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标准的一部典制史:“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徵者,其分量相去远矣。”空谈而无实证的学术在此受到了批评。

其三,从拒斥稗官小说入史来看

稗官小说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列有“小说家类”。四库馆臣认为,小说与史书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著述。对于今天我们认为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库全书总目》均未予以著录,只是偶尔提及。但又因其不实而往往遭到贬斥,如谓《三国演义》为“不经之书”:“至于《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

在史部书中,与小说最为接近的是杂史,在杂史类序言中,四库馆臣对杂史与小说作了一个基本的区分,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史书与小说的界限:“《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杂史必须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参稽;而杂家小说类的东西,是神怪的东西,里巷琐言,稗官所述,仅供人们诙谐调笑而已。在小说家类序中,四库馆臣对小说进行了更明确的界定:“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小说的“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甚至“猥鄙荒诞,徒乱耳目”的特点。在《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四库馆臣凡言“小说”处,常常与荒诞不可信相连,又多有附会、不足据的评判。故而以之入史者往往遭到批评,如对清代陆次云《八紘荒史》的评价:“次云既撰《八纮译史》,记其曾通中国者。因复摭小说稗官所载荒渺之说,为此书。皆无稽之谈也。”而对于内容虚假伪谬者,从书籍分类的理念上,四库馆臣往往也将它们放入小说家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

因为不可征信,故稗官小说的材料不宜入史。四库馆臣对唐代所修《晋书》多有批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晋书》常将《世说新语》等稗官小说纳入史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又如对明代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的评价:“至于引用说部以补正史之阙者,又不辨虚实,徒求新异。如载吴曦之诛云:‘初曦未叛时,尝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竞奏,辚载杂袭。曦方垂鞭四视,时盛秋天宇澄霁,仰见月中有一人,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由是决’云云。其事虽见岳珂《桯史》。小说家无稽之语,可入诸编年之史乎?虽多亦奚以为,此之谓矣。”对于这些小说家的无稽之谈,怎能放入史书?

除稗官小说外,四库馆臣还认为,神怪、五行、谶纬、佛道,均不符合历史真实,应拒斥于史学之外。即使是歌颂忠臣,也不应该采纳传奇演义之类的形式,如评明代徐缙芳《精忠类编》:“是编辑录宋岳飞事实艺文……次《异感类》,纪诸灵应……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桧、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义。飞之忠烈,自与日月争光,不假此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也。”凡史书都应求真征实,不论是歌颂还是贬斥,均应首先以历史真实为前提。

综上所述,从史部文献的考证、对史书的评价,以及拒斥虚假荒诞的稗官小说入史这三个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充斥着浓重的求真征实的史学理念。


二 对历史失真失实原因的探索

历史的失真失实,自然有诸多主客观原因。四库馆臣对于历史失真失实的原因,有着丰富的认识,他们主要是从主体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家族利益造成历史虚妄

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保障,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家族又因姻亲的关系延伸着自身利益。家族利益进入史学领域,就会干预历史的编撰,导致历史的失真。如《魏书》被号为“秽史”,四库馆臣认为,其中的原因就是当事人的家族利益之争。四库馆臣对“秽史”之说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考辨:“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四库馆臣推断,这些证据,都不足以使魏收认服。进而他们分析了“秽史”产生的原因:“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魏书》真相的被歪曲,固然有魏收个人性格所致,但主要还是因为所写历史时代较近,历史人物的子孙还活着,这些后人们都想显耀父祖,利用史书抬高自己家族的声望。故有激烈的争论,从而也导致了魏收之书被斥为“秽史”。又如明代祝允明的《苏材小纂》:“是书记天顺以后苏州人物……大约本之碑志行状,而稍为考据异同,注于本文之下。其叙徐有贞事,颇有讳饰。盖允明为有贞外孙,亲串之私,不能无所假借云。”因为与传主有亲戚之私,所以祝允明才对徐有贞颇多讳饰。

其二,朋党之争造成历史失实

朋党问题几乎存在于各个朝代,尤其以宋代以后为严重。朋党有各自的集团利益,因此在历史的撰写中,朋党的争论成了造成历史真实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清代毛奇龄的《制科杂录》就充满了门户之见,因而不可信据,该书“记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始末。中多露才扬已之词,且有恩怨是非之语。犹是前代门户馀习,不尽足据也。”四库馆臣评价清代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即自汉以来传先圣之遗经者,亦几几乎不得列于儒。讲学者递相标榜,务自尊大。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斯同目击其弊,因著此书。所载断自孔子以下,杜僣王之失,以正纲常。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挤之私,以消朋党。其持论独为平允。”要做到历史评论的公平允当,就要去除朋党利益和情感,庶几历史才能信实。

其三,个人恩怨导致历史失真

人与人的交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恩怨。作为情感的恩怨,与理性相对应,所以恩怨进入史学领域,就可能造成人的冲动与偏激。四库馆臣论及恩怨对历史真实的影响时有句精辟的话:“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因为离历史发生的时间较近,所以,恩怨未泯,写近事自然就“诬”。在评价宋代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四库馆臣也指出了“时代既近,恩怨犹存”造成的史学影响,说该书“多采诸家别集,而亦间及于实录、国史。一代钜公之始末,亦约略具是矣。中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之类,皆当时所谓奸邪,而并得预于名臣,其去取殊为未当。然朱子《名臣言行录》、赵汝愚《名臣奏议》亦滥及于丁谓、王安石、吕惠卿诸人。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事理之恒,贤者在所难免。而评明代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然其间如《史乘考误》及《诸侯王百官表》,《亲征》、《命将》、《谥法》、《兵制》、《市马》、《中官》诸考,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盖明自永乐间改修《太祖实录》,诬妄尤甚。其后累朝所修实录,类皆阙漏疏芜。而民间野史竞出,又多凭私心好恶,诞妄失伦。史愈繁而是非同异之迹愈颠倒而失其实。世贞承世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颇为详洽。”指出了民间野史多出于私心好恶,其发论自然诬妄不实。

在历史上,以写史泄私愤者不乏其人。对于《南渡录》《窃愤录》二书,四库馆臣进行了考证,指出其“所载全非事实”,因为作者出于泄私愤的目的写史:“盖本出一手所伪托,故所载全非事实。……核以正史,无一不谬且妄。夫二帝不能死社稷,举族北辕,其辱固甚,亦何至卑污苟贱,如录所云云。且金朝开国,具有规模,野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孙,如所谓丑恶之声二帝共闻者耶。此必南北宋间乱臣贼子不得志于君父者,造此以泄其愤怨,断断乎非实录也。”从事理上推测,二书所写,断非实录。金代张师颜的《南迁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又谓大辨初生,其母梦一人乘马持刀,称南绍兴主遣来云云。盖必出于宋人雪愤之词,而又假造事实以证佐之。故其牴牾不合如此!”更有甚者,明代《庚申外史》的作者权衡等人,为泄私愤,竟然伪造父子关系,认为元顺帝是瀛国公子:“其中称顺帝为瀛国公子一条,最为无稽。厥后袁忠彻著之于文集,宁王权载之于史略,程敏政又选忠彻之文入《明文衡》,钱谦益又引余应之诗证实宁王权之说。其端实自此书发之。盖元之中叶,宋遗民犹有存者。因虞集草诏,有‘妥欢帖睦尔非明宗之子’一语,遂造此言以泄其怨。明人又雠视元人,遂附合而盛传之。核以事实,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没有任何依据地编造,无非把历史当作泄愤的工具,荒诞之尤,绝非信史。这些因爱憎之情导致的对历史真实的歪曲,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得到纠正的:“又谓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取襄王子为东宫;昌平侯杨洪不急君父之难,当寇薄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颇与正史不合。至于叶盛、岳正、罗伦诸人之事,讳而不言,其他事亦概未纪及,皆未免爱憎之见。然日久论定,是非亦曷可掩也。”爱憎之见,虽一时不可避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会真相大白。

其四,爱奇心理致使史书伪谬荒诞

人一般都有爱奇的心理,在史学领域,这一心理往往导致历史记载内容的泛滥繁芜,更有可能导致历史的失真。汉代扬雄在《法言·君子》中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但他并未将司马迁的爱奇与历史失真联系起来,因为他在《法言·重黎》中评价《史记》道:“太史迁,曰实录”。后来学者评价司马迁的“爱奇”,也大多是说司马迁旁搜异闻、多闻广载,或者是说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不同于一般史家。对于“爱奇”导致的历史失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到了唐代刘知幾,才明确地将“爱奇”与历史失真联系起来。如《史通·采撰》批评沈约的《晋书》“故造奇说”,导致历史记载不实;在《史通·杂述》中对逸事类书籍的爱奇失真也进行了评析:“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词,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他没有完全否定好奇之士对逸事的搜集与撰述,甚至肯定其“为益实多”,但真伪不分,甚至全是虚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四库总目》史部提要多处论及到爱奇心理造成的历史失真问题。在对《汉书》的考证中,四库馆臣指责李延寿将“语皆谬妄”的刘之遴的所谓的《汉书》“真本”纳入史书,不辨真伪:“盖当时已灼知其伪。李延寿不讯端末,遽载于史,亦可云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爱奇嗜博的心理导致了将伪史当成真史。又如四库馆臣评价清代焦袁熹的《此木轩纪年略》,指出其最突出的不足之处就是“爱奇嗜博”:“其书叙述简明,非他家史略不冗即漏者比,持论亦多平允。而爱奇嗜博,好取异说……好以明人所刻《竹书纪年》为据,不知其伪。如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孙会以廪丘叛,安王十九年田侯剡立之类,皆执以驳《史记》,亦为失考。”而《三辅黄图》“所纪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析,至为详备,考古者恒所取资。惟兼采《西京杂记》、《汉武故事》诸伪书,《洞冥记》、《拾遗记》诸杂说,爱博嗜奇,转失精核,不免为白璧徵瑕耳。”《三辅黄图》的一个缺点也是爱博嗜奇。

除家族利益、朋党之争、个人恩怨和爱奇心理这四个因素外,四库馆臣还指出,神道设教,故意耸动人心也会造成历史的失真。如对于宋代程卓的《使金录》一书,虽然是程卓出使金国所记,应该比较真实,但所记宋高宗泥马渡江,“盖建炎之初,流离溃败,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卓之所录,亦当时臣子之言,未足据也。”个人的谄媚也导致历史失实,如四库馆臣评价万俟卨的《回銮事实》:“绍兴十二年,宣和太后至自金。卨新为参知政事,纪事献颂,称为千载一时之荣遇。盖贡谀之词,非其事实也。”而地方志则往往夸饰乡贤,也导致历史的失真,“凡著一书,先存一厚其乡人之心,皆至薄之见也。”方志未出,先有了偏爱乡人的不公之心,在四库馆臣看来,是极为浅薄之见。


三 史料与求真征实

欲求真征实,必然要进行历史考证,而历史考证的首要前提是史料。对史料的基本要求是丰富,正是所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没有史料做不成考证,没有考证,历史真相无法自动显现。所以,求真征实最终可归结为史料的处理。如何采择史料、采择什么样的史料、什么样的史料更有价值等等,都留下了四库馆臣的认识和看法,也回答了如何求真征实的问题。

其一,树立博采善择的史料处理原则

四库馆臣首先强调的是对史料的博采。如对于《元史》的舛驳,四库馆臣认为,因为明初修《元史》太急,使得许多材料还没有出现,继而无法考证事实的真确:“然《元史》之舛驳不在于蒇事之速,而在于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这里传达了基本的理念,史料是考证历史的先决条件,没有史料无法确定历史真相。以《资治通鉴》为例,“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司马光考证历史所用材料的类型之多,范围之广,都是值得肯定的。司马光是博采的典范,博采是求真征实的先决条件。在《资治通鉴》提要中,四库馆臣再次给予史料采择方面的高度评价:“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掇拾残剩者可比。”四库馆臣对李焘也是极为推崇,说他“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对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史料采择评价道:“焘作此书,经四十载乃成。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四库馆臣对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评价尤高:“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采择材料繁多而不冗杂,当是四库馆臣认为的最高境界。

其次是在博采的基础上善择。采择不广不行,采择太滥亦不可。在评价《金史》时,四库馆臣指出:“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于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而评价厉鹗的《辽史拾遗》则又责其太滥:“又兰亭石刻之类,蔓延铺叙,与史事毫无所关,亦未免嗜博爱奇,伤于泛滥。”四库馆臣还批评李延寿《南史》在采择材料方面的失误,认为杂史不可尽信:“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何谓善择?重视史料来源、采择离历史实际发生较近的记载,是善择的基本要求。如评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亦即我们今天所言,注重史源学,注重第一手史料。善择并不是只重视国史材料,野史材料一概摈弃,史料价值的大小不能以此标准进行论列。明代王士麒《驭倭录》,鉴于郑若曾等人的著作,多采野史,故反过来非常重视国史,但四库馆臣明确指出,国史也有不可信之处:“《自序》以为薛浚《考略》、王文光《补遗》、郑若曾《筹海图编》,多取野史为证,往往失真。故所录皆就国史中拈出。然当时奏报亦多掩败为功,欺蔽蒙饰。国史所载,正未必尽为实录也。”所以,不能以材料的形式论史料价值的高下。

其二,提倡对金石史料的运用

金石学自宋代产生后,经过元明的发展,至清代而大盛。以金石文字考证历史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对金石文字史料的运用日益广泛。代表人物是钱大昕,其《廿二史考异》多有表现。在《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四库馆臣对金石史料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且多处以金石史料考证文献。如托克托《辽史》“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但接着写到:“然辽典虽不足徵,宋籍非无可考”。于是,四库馆臣用文献史料《东都事略》与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文字互证,以考辽改国号之实;接着又用《文献通考》《东北诸蕃枢要》《北辽通书》《老学菴笔记》等文献与《安德州灵岩寺碑》《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等碑文对勘,以证辽寿隆、寿昌改年号之实。这是用金石文字史料与传世史料结合而考证历史的一个突出例证。再如评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至其以元暐为元纬,以开元中为大和七年,则此编所载诸碑记及唐僧元亮诗,证佐显然,足以纠正《唐志》之谬,不得以与史异文为疑矣。此书在地志之中颇为近古。”指出碑记的史料价值。再如明代张鸣凤的《桂胜》一书,“多采金石之文,不尽取诸史籍。故其辞简而不支,博而有据。其游寓、杂志,亦多据题名碑碣,姓名年月,历历可稽。在明代舆记之中,于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外,自为别调。可以鼎立而三,他家莫之逮也。”该书质量较高,正得益于碑碣史料的运用。

其三,重视亲历目击、实地考察的史料

对于亲历目击、实地考察得来的史料,四库馆臣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史部地理类的史书评价中,几乎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基本评价尺度。而这一尺度的设立,是基于求真征实的史学理念。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四库馆臣对宋代曹勋的《北狩见闻录》评价道:“所记北行之事,皆与诸书相出入。惟述密赍衣领御书及双飞蛱蝶金环事,则勋身自奉使,较他书得自传闻者节次最详。末附《徽宗轶事》四条,亦当时所并上者。纪事大都近实,足以证《北狩日记》诸书之妄。且与高宗继统之事尤为有关。虽寥寥数页,实可资史家之考证也。”认为曹勋的亲身奉使才使得该书优于传闻。又如评宋代洪皓的《松漠纪闻》:“此书乃其所纪金国杂事……皓所居冷山,去金上京会宁府才百里,又尝为陈王延教其子,故于金事言之颇详。虽其被囚日久,仅据传述者笔之于书,不若目击之亲切。中间所言金太祖、太宗诸子封号,及辽林牙达什北走之事,皆与史不合。又不晓音译,往往讹异失真。然如叙太祖起兵本末,则《辽史·天祚纪》颇用其说。其‘熙州龙见’一条,《金史·五行志》亦全采之。盖以其身在金庭,故所纪虽真赝相参,究非凿空妄说者比也。”身在金庭的经历使得洪皓之记载颇有价值,“传述者笔之于书,不若目击之亲切”正是不刊之言。四库馆臣同样重视实地考察得来的史料。关于河源之考,在《钦定河源纪略》解题中,四库馆臣认为,之所以争议纷纭,与没有进行实地考察有关:“考自古谈河源者,或以为在西域,或以为在吐蕃。各持一说,纷如聚讼,莫能得所折衷。推索其由,大抵所记之真妄,由其地之能至不能至;所考之疏密,由其时之求详不求详”,而此书“所综核者,无一事不得其真;所任使者,亦无一人敢饰以伪。与笃什之探寻未竟,遽颟顸报命者,更复迥异。是以能沿溯真源,祛除谬说,亲加釐定,勒为一帙,以昭示无穷。”清代对河源的考定得益于使者的亲自实地勘察,故能得出真实的结论。

在四库馆臣看来,纸上之谈与身历目击得来的史料,价值差异很大,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四库馆臣评论:“此十书者,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日本诸考皆咨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四库馆臣认为,《徐霞客游记》之所以比其它游记写的好,“莫过于斯编”,是因为“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清代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记载曰:“伦炯字资斋,同安人。父昂,康熙二十一年从靖海侯施烺平定台湾。烺又使搜捕馀党,出入东西洋五年。叙功授职,官至广东副都统。(案副都统为满洲额缺,陈昂得是官,盖出特典。)伦炯少从其父,熟闻海道形势。及袭父荫,复由侍卫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移广东高雷廉、江南崇明、狼山诸镇,又为浙江宁波水师提督,皆滨海地也。故以平生闻见,著为此书……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蕃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徵。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正因为得之于父子亲身经历,所以才能出类拔萃,“足以决千古耳食之疑”。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身历目击史料对于史书真实性的价值。

即使对于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四库馆臣也以求真征实的标准进行衡评。对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一书,四库馆臣在肯定其“精确”的同时,指出其不足:“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是书虽第举一隅,然辨证皆多精确。惟长城以外为炎武目所未经,所叙时多舛误……如古北口之杨业祠,炎武据《宋史》辨其伪。然刘敞、苏辙皆有《过业祠诗》,在托克托修史之前几二百载。必执后代传闻以驳当年之目见,亦过泥史传之失也。”指出后代之传闻的价值远不足于当年目见之真确。

综观四库馆臣对各种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评判,我们大体可以说,四库馆臣主张传世文献与金石史料、身历目击史料、实地考察史料相结合,将至少两种以上的材料相勘验,以进行考证,从而求取历史之真相。其中对身历目击史料、实地考察史料和金石史料的重视程度,高于传世文献史料。


四 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之成因

《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其一,与史学自身的特点有关。四库馆臣在史部开篇就将历史考实的特点给予了明确说明:“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史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学问,没有了事实,褒贬没有根基,所以史学的基础是考证。史学以事实为基础,而且必须以真实的事实为基础,这一学术理念,由来已久。从孔子提倡“书法不隐”,《春秋》以“见之于行事”来褒贬历史,到司马迁的“实录”;从刘知幾的如明镜照物般地“善恶必书”,到胡应麟的“直笔”,再到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在漫长的史学发展中,史学注重事实并追求真实的理念愈益牢固,考实求真的学术特点愈益鲜明。《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正是继承了这一史学思想传统的结果。

其二,与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乾隆时期,需要进行大清理大总结。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史学典籍,浩如烟海,但这些典籍在抄写传刻的过程中,或是自然原因,或是人为原因,造成了文字上的错讹脱衍、版本上的颠倒混乱、内容上的真伪杂陈,甚至整本书的伪造。况且此前的明代学风不实,造伪之风盛行,除胡应麟、王世贞等个别人外,对史学的求真多不在意,与之相谐行的是野史的大量出现。因此,去伪存真、黜虚征实的考据学,到了乾嘉时期,便成为了史学的主导内容。

其三,是时代学术风气使然。《四库全书》编修之际,正是汉学风行天下之时,上至朝廷,下至一般读书人,无不以考据为学问之正宗,“务考索”是当时学者的主导价值倾向。考据之风的兴起,有一个发展过程。鉴于明末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清初顾炎武等人力倡实学,注重考据,开风气之先。之后,出现了阎若璩、胡渭等考据学大家,以实际的学术考据成果,奠定了求真征实的学术基础。接着,惠栋鄙弃宋明理学,推崇汉代经学,举起汉学的大旗,提倡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学,注重考实性学术,形成乾嘉考据学中的吴派,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则将这种学术推向极盛。汉学以绝对优势取代了宋学。在史学界,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都是以历史考据为主的学者,而在《四库全书》馆内,更是考据学者占主导地位。皖派代表人物戴震入四库馆,与纪昀、周永年、邵晋涵等服膺汉学、迷恋考证的考据学家,共同致力于经史考证,使得四库馆内考据风气极为浓重。正如梁启超所言:“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在考据学占压倒优势的四库馆,而且由纪昀担任《四库全书总目》总纂修官,《四库总目》注重求真征实,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对于汉学的兴起与影响,黄爱平曾指出:“清代汉学的兴起,为清王朝从事大规模的文化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条件,并促进了《四库全书》的开馆。而《四库全书》的纂修,又进而确立了汉学在清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有力的推动考据学的发展。”

其四,与乾隆皇帝的学术观有直接的关系。论及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不能不涉及乾隆皇帝本人,因为他是《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倡导者和思想观念的控制者,他的学术观对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有着直接的影响。乾隆帝也是一位喜欢历史考据的人,从其《御批通鉴辑览》可以看出,他对历史考证的认识与实践,都不在当时优秀考据家之下。他在《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谕旨中说道:“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咨询睹记,得自身行经历,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数千年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会也。”求真考据之观念溢于言表。皇帝的引领与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支配着四库馆臣进行历史文献的考证,毫无疑问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但这一理念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这种理念与清朝统治及儒家纲常名教发生冲突时,无法贯彻下去。虽然《四库总目》通过考证,搞清了许多历史真相,恢复了不少历史的真实,但他们对于统治者违碍的书籍则采取了恶劣的禁毁删改的手段,掩盖了许多历史真实。清修《四库全书》及《总目》之时,销毁了三千一百多种书籍和八万块以上的书版,就是典型的例证。二是这种理念主要还是在文献学的层面上,对文字史料的处理问题,虽然金石史料在当时有重要的价值,但还无法与近代考古学兴起后的考古史料相比。因此,有些文献考证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所以才有了后来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等著作的问世。总之,对于这一理念,虽然它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依然具有实用价值和启发意义,但我们也不要估计太高,应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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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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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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