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高薪者何以高薪:企业能力与职位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 次 更新时间:2020-05-13 22: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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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热衷于为市场定价体系及其收入差距辩护,并基于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而先验地将市场收入看成是劳动能力以及劳动贡献的报酬。但是,这根本经不起逻辑性的拷问,因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所依赖的条件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人的能力和贡献也因异质性而根本不可量度和比较。相反,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机制根本上体现为社会原则而非贡献原则,企业高管的高薪根本上也是社会性的,主要取决于分配规则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认知。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在社会资本和相关能力上往往进行了巨额投资,高管们却凭借其职位而自然占有了这些社会资本和经营能力并服务于个人私利;同时,高等级商品和劳务主要采用数量竞争而非价格竞争,这导致高等级岗位就自带了“租金”,而这些“租金”又为少数高管占有而成为其高额薪酬。这些都反映出,那些能够制定规则以及善于利用规则的人往往可以获得高于其贡献的收入,这也就是现实世界中的“蟑螂性生存法则”;相应地,改进和完善收入分配规则就有助于使市场竞争的优胜者更接近于优秀者,进而使得劳动和资源得到更好配置。为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实收入来显示或评判人们的能力或贡献大小,而更应该从现实收入结构来评估分配规则的合理程度。事实上,前者源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而它又根基于一种方法导向的封闭性思维,进而在对现实进行解释时就陷入交叉混同谬误之中,因而根本无法真正探究现实世界的收入分配机制。

   本文主要内容载《企业能力、职位租与高管高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机制》,《财经研究》2020年第3期。

  

   一、引言

   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带来了市场价格及其相应收入的等级化,进而造成社会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①]但是,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却积极为这种市场收入分配方式进行辩护,尤其是为近年来不断攀高的企业高管的高薪提供支持。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持的基本依据就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它揭示出,竞争市场中的各劳动者收入恰好体现为他的劳动投入和劳动贡献。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不同个体的劳动投入和劳动贡献为何会存在不同呢?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看法是,这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生产技能及其所受的教育水平。哈维就批判道:“一片领土上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被解释成一种必要,仿佛它可以鼓励企业家式的冒险和创新,从而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增长。倘若下层阶级的处境恶化了,据说就是因为他们出于通常是个人的或文化的原因而未能(通过投身教育、遵守新教的职业伦理、服从劳动纪律)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②]由此,我们又可以推得这样一个结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分散,市场竞争产生的收入差距应该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然而,现实市场所呈现出的明显事实却是:随着自由经济政策在现代社会中的加速推行,市场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了,这典型地反映在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面对现实与理论间的背反,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就转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高管是如何在公平而自由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高收入的?由此就发展出了一个企业家理论:企业高管们是具有特异才能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和创造市场机会,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以及人类福利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基于这一“发现”,尽管现实市场中企业高管们的薪酬在不断推高,但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却说,这没什么呀!高管之所以能够拿高工资,正反映出他所作出的贡献大。显然,这就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企业高管的高薪果真反映出他的高贡献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的收入分配理论及其相应观点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呢?尼采说:“‘虚假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仅仅是谎言虚构出来的……”[③]这句话精辟地点出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的“虚幻”想象。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逐层的逻辑追问方式对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机制尤其是企业高管的高薪来源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探究。首先,就高收入与高贡献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言,企业高管的具体贡献根本无法得到精确衡量,他们曾经的成功经验也不意味着后面会同样成功,更不要说高收入已经严重制约了生产制造和技术研发的投入。其次,就为高收入进行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言,它本身就源于方法导向中潜含的交叉混同谬误,边际生产力分配净尽定理根本上依赖于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些根本不现实的条件,更不要说个人贡献根本就无法从现代社会的团队生产和联合劳动中分离出来。再次,就企业高管的“高能力”来源而言,它根本上源自社会职位的自然赋予而非这些高管自身所拥有的禀赋,对高管的争夺根本上是企业竞争所陷入的囚徒困境,因为企业为培育社会资本及其相关能力支付了巨大成本,但收益却为高管个人所攫取。最后,高管的高薪根本上就源自高等级职位的自带“租金”,而这种“租金”又源于市场上的数量竞争而非价格竞争。这样,基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展开剖析,我们就可以深入辨识不同岗位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可以进一步挖掘企业家这些高薪者的能力和收入来源;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市场初始收入分配的机制及其不合理性,进而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社会性政策,并为之夯实科学基础。

  

   二、高收入-高贡献说的逻辑拷问

   20世纪下半叶以降,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得整个西方社会都呈现出这样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带来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收入不平等并走向社会两极化。例如,根据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美国首席执行官与普通员工的薪酬比在1965年是24︰1,1978年是35︰1,2001年是277︰1,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两年后的2010年是243︰1。[④]而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夕的2007年,标准普尔500强的高管平均年薪是1050万美元,是工人平均工资的344倍。[⑤]面对此情形,萨克斯就说:“我们正是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这个时代甚至超越了花销过度的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处于收入和财富分配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的富裕程度是大多数美国人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因为今天的每八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需要依赖于食品补助”;尤其明显的是,“过去30年里,高级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员在权力、工作回报和工作安全等方面同其他的劳动者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鸿沟。当今时代是一个CEO薪水暴涨的时代,伴随着的一个现象是生产工人和具体办事人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却每况愈下。对于更没那么熟练的工人(主要是持有高中文凭及更低学历的人)而言,他们的工作安全程度也下降了。由于存在着外国的竞争,加上美国国内对于许多传统的低技术工作的逐步废弃,美国工人阶级正挣扎在低工资竞争的尴尬处境中。”[⑥]

   (一)高收入是否意味着高贡献

   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群体加速分层的社会现实,众多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热衷于为市场收入分配机制以及高收入群体尤其是高管的高薪进行辩护。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将高收入与高贡献相联系的逻辑呢?又该如何辨识企业高管所得高薪的实质和根源呢?就此而言,这里首先从如下几方面做一逐层拷问。

   首先,对高薪的理论基础进行最直白的拷问。

   逐层分析如下:第一,谁能告诉我,企业高管们如王石对企业发展究竟作出了多大的具体贡献?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往往不甚了了。事实上,一些经济学人基于现代经济学的显示性偏好理论而倾向于以工资水平来体现高收入者的贡献大小,但根本上,这是一种同义反复,是囿于肯定性理性对现象的解释和维护。更不要说,一个人的贡献只有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才可以得到体现,否则一切评估标准都是虚妄。问题是,现实世界中又哪里存在两个同等境遇的人呢?第二,谁能告诉我,如果没有了这些拿高新的高管们,企业究竟会遭受何种具体的损失?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也根本说不清楚。事实上,一些经济学人往往宣称企业高管们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但试问:这些高管们的工作果真如此辛苦吗?甚至比一般员工更辛苦吗?毕竟从社会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石们的身影往往与登山、航海、滑翔机、滑雪、马拉松、游学、谈恋爱、网发微博、嘉年华以及“慈善”赈灾等活动联系在一起。第三,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于用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来为市场收入辩护,但试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收入差距都呈现迅速拉大的趋势,那么,社会各阶层间的生产能力出现如此持续扩大的差距了吗?进而需要思考: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放任政策在全球都得到了无节制地推行,但这使得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健康、更有效了吗?事实上,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显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

   同时,通过将收入水平与劳动贡献简单地对应起来,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想当然地认为高收入群体就代表了更高的生产力,作出了更大贡献。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与核物理学家、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社会工作者、护士、工厂工人等低收入者相比,商业银行家、大公司经理、股票和货币交易者、金融评论员等高收入者就被认为对社会发展作出了更大的贡献。[⑦]果真如此吗?对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两类情形:一类情形是人类社会突然失去了前一部分人,另一类情形是人类社会突然失去了后一部分人。那么,试问:哪种情形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会更大呢?要认知这一点,我们又可以对产品发明者兼企业高管如比尔.盖茨与科技发明家兼科学家如图灵所获得的收入与所作出的贡献进行比较。试问:较低收入的图灵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比盖茨小吗?更进一步地,这里列举的盖茨毕竟还属于工程师式企业家或建设性企业家,从引领新产品的创造起步,从而对社会也作出了巨大贡献;[⑧]但实际上,现代社会中的很多企业高管都已经蜕变成了凡勃伦意义上的商人,他们往往倾向于通过广告的投放、奢侈品的生产乃至颠覆技术进步、垄断发明等减少产量方式来增加自身的金钱收益,至多属于商人性企业家或破坏性企业家。[⑨]试问:拥有高收入的他们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又几何呢?

   其次,对高薪带来的社会恶果展开深刻审视。

   面对社会大众对企业高管的年薪提出的质疑和抨击,企业高管如王石们往往也会感到委屈:难道我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还不如一个演员吗?毕竟不少企业家为了企业的健康运行也付出了巨大精力,但辛辛苦苦一年也就只有“区区”数百万元(尽管有些人可以高达数千万元),而一些明星凭借一场秀就可以拿数百万元,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可以拿到数千万元,一年甚至可以拿上亿元。譬如,王宝强离婚事件出来后,大众就发现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赚得了数亿元,仅《奔跑吧兄弟》一季的出场费高达800万元。受此刺激,人们对明星收入稍作查验就更为惊诧了:鹿晗在《奔跑吧兄弟》中一季的出场费达4000万元,邓超是3000万元,Angelababy为1000万元、李晨也有800万元。[⑩]显然,如果拿明星收入与科学家进行比较,那就更要为科学家抱屈了。要知道,科学家的重大发明往往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呀!即使拿环卫工人与王宝强比,几乎要一万个环卫工才能顶得上一个王宝强的收入。但试问:如果没有这一万名环卫工,我们的社会又会是何种景象呢?

尽管如此,众多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却依然乐于为高收入辩护:王宝强们的收入是那些商业公司自愿给的,因为商业公司也可以从聘请明星中获得更大收益。但是,我们却要进一步追问:这些商业公司从哪儿拿出这么多的金钱给王宝强们呢?毋庸置疑,明星们获得的这些收入最终还是会通过劳工的低工资和商品的高价格等方式转嫁到普通劳工和消费者等身上。不过,这些经济学人却进一步辩护说,低工资反映了这些底层劳动者较低的产出贡献,高价格则体现了消费者所获得较高的产品效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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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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