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鞍钢:国际背景下的鸦片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6 次 更新时间:2020-05-13 20:56

进入专题: 国际形势   鸦片战争   清朝政府   清军  

戴鞍钢  

摘    要:

1840年的鸦片战争,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外来侵略战争的威胁, 清朝统治者或盲目自大或无所作为。鸦片战争惨败的教训, 清楚地昭示后人:身处风云变幻的世界, 对国家安全和外在威胁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 任何闭目塞听、盲目自大, 或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的举动, 都会遭致灭顶之灾。

关键词:国际形势; 鸦片战争; 清朝政府; 清军;


1840年的鸦片战争, 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有着深刻的影响。百余年来, 中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丰硕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依据新见资料包括外交档案文献, 重点论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清朝统治者或盲目自大或无所作为的对应, 及其与鸦片战争的因果关联。



清朝初年, 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特别是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集团的反清斗争, 清政府曾先后宣布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 逼迫闽、广、江、浙等省沿海居民内迁50里, 有越界者斩。1685年, 清朝统一台湾。次年即下令开放海禁, 允许商民出洋贸易, 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 中外贸易又趋活跃, 广州尤为突出。

很早以来, 广州就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商港。“海禁”取消后, 外国商人又纷至沓来, 其中不少是英国人。1716年, 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令, 在广州正式开设商馆, 负责对华贸易的拓展。它最初由随船来华的英国商人临时组建, 设有主席、司库、出口货物和入口货物主管。1770年后, 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派来的的代表取代。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 此后通过武力先后强占了印度、新加坡和缅甸的部分地区, 并垄断了英国的对华贸易, 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其商机, 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欧洲人品味中国茶的风尚。这种“中国风尚”的流行, 源于明末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中, 通过传教士及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文明的阐释, 以及中国的文物在欧洲广受青睐, 而使欧洲人产生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向往。喝茶是体现这种向往的方式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产茶和出口茶叶, 且价廉物美, 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喝茶要用茶具, 中国的瓷器随之畅销。18世纪中叶时, 不单是上流社会喜好品茶, 一般平民也都喝茶, 有专门的茶店, 也有人沿街叫卖泡好的茶水。1784年英国首相庇特估计, 约有三分之二的英国人每年人均消费3磅茶叶[1,1]15、227。

18世纪50年代以后, 英国已经把对华贸易作为其东方贸易的主体。不但船只的数量激增, 由最初的几艘增至20余艘, 最多达34艘;而且船的吨位也不断加大, 由500吨位以下, 增至700吨位以上, 最大者达922吨位。当时驶往中国的船只, 堪称是英国最大型的商船, 而同期航行大西洋的商船只有三四百吨位。

除了茶叶, 中国的瓷器体现了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完美结合。对于远洋商船来说, 瓷器还具有压舱货的重要作用。由于它重量大, 不怕受潮, 装载在船的底舱, 既可防止茶叶、丝绸受损, 又保证了商船的平稳航行。因此, 瓷器、丝绸和茶叶, 可以说是当时中英间海运货物的最佳组合。这也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对华贸易为英国提供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东印度公司仅从茶叶贸易中就赚取了惊人的利润。18世纪初, 东印度公司进口每磅茶叶的费用为2.4先令, 运抵伦敦市场上的销售价则高达14.8先令。18世纪40年代, 前者降至1先令, 利润空间更大[2]386、372、373、387。

当时来华的英国商船, 经马六甲海峡大多驶抵广州交易。据统计, 从1685年“禁海”令解除, 到1753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共计189艘, 其中广州157艘, 占总数的83%;厦门17艘, 占9%;舟山15艘, 占8%。其中1737年至1753年的16年间, 英国商船全在广州锚泊[3]32。

随着中英贸易的推进和对中国了解的增多, 英国人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广州, 而是向北延伸, 并聚焦于更靠近茶、丝产地的浙江宁波。1755年6月, 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乘船直驶宁波, 为首的英国人的汉语名字叫洪任辉, 能说汉语, 人称中国通。英国人的这种举动, 引起清政府的警觉。闽浙总督杨应琚奏称, 浙江洋面的天险和防务均不如广东, 江南财富重地, 不能听任洋船自由出入, 对外通商应限于广州一口。乾隆帝也认为:“浙民习俗易嚣, 洋商错处, 必致滋事, 若不立法堵绝, 恐将来到浙者众, 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 内地海疆, 关系紧要。”[4]卷281遂于1757年, 宣布对欧美国家的贸易, 只准在广州进行, 史称“一口通商”禁令。

清政府的举措, 使旨在拓展中国市场的英国人大为扫兴, 也很不甘心。1759年, 洪任辉受命乘船北上天津, 要求清政府允许在宁波通商, 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英船竟然未经许可, 径直驶抵距北京不远的天津海口, 令清政府很震惊。为平息事态, 一面派人押解洪任辉从陆路返回广州, 一面着手调查洪任辉的控告。不久, 查证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贪污属实, 革职处分, 洪任辉则以违例别通海关罪, 遣送澳门圈禁三年, 期满驱逐回国。

针对英国人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 清政府坚持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 并加强了对广州外国商人的管束。1759年即洪任辉北上天津事发当年, 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防范外夷规条》, 规定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 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 派兵弹压稽查。事态的演变, 与英国人的期望大相径庭, 失望之余, 决意寻找机会再作努力。

1787年, 英国政府曾派遣喀塞卡特出使中国, 但他在途中病死, 未能到达中国。1792年, 由东印度公司资助,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帝补祝80寿辰为名, 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赴华。马戛尔尼是一位资深外交官, 曾先后出任英国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西印度石榴岛和托贝哥岛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和孟加拉总督。

使团的组成煞费苦心, 最后挑选了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专家及卫士、仆役等在内的百余人。使团的船队, 引人注目。马戛尔尼及使团主要成员乘坐的“狮子”号, 是当时英国海军的主力战舰, 配备有64门大炮, 以此来华, 其用意无非是要借此炫耀英国的军力。随行的还有“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 分别装载使团随员、礼品和给养。其中的礼品, 有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座钟、八音匣、玻璃镶金彩灯、羊毛挂毯和地毯、金色马鞍和马车, 还有毛瑟枪、连珠枪、利剑、铜炮、榴弹炮及装备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

1792年9月26日, 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启航。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 1793年6月到达中国的澳门。稍作休整, 于6月20日驶离澳门前往天津。8月4日, 驶抵天津。到了北京后, 马戛尔尼率使团的一些主要成员, 又赶往数百里外的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

9月26日, 马戛尔尼回到北京, 清政府以为祝寿已毕, 英国人可以打道回府了。马戛尔尼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其此行的真正目的还没有达到, 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其中包括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贸易;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 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货栈, 买卖货物;在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给英国人使用, 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停泊, 存放货物, 且可居住商人;在广州附近得到上述同样的权利, 且任英国人自由往来, 不再禁止;凡英国货物, 经由澳门运往广州者, 请优待免税或从宽减税;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 不额外加征, 并将所定税率公布, 以便遵行[5]155、156。

乾隆帝闻讯, 对英国公然提出在中国占地通商等一系列要求大为震怒, 严词回复, 一概拒绝, 并命令侍郎松筠等人于10月7日护送英国使团出京, 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历时2个多月, 马戛尔尼一行途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和广东, 于1794年1月10日从广州乘船回国, 9月5日返抵伦敦。

英国人此行虽未如愿, 也并非一无所得。在华期间, 他们仔细观察了各地驻防的清军及其武器装备, 很是蔑视, 暗嘲“此辈宽衣大袖之兵, 既未受过军事教育, 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 一旦不幸, 洋兵长驱而来, 此辈果能抵抗与否”[5]259?约半个世纪后, 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 被他不幸而言中。

反观中国, 并没有从这次交往中引起警觉, 依然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中。在承德时, 马戛尔尼曾遇见清军重要将领福康安, 为套近乎, 主动介绍自己带来的卫士能演练欧洲新式武器, 如有兴趣, 可让他们当场演示。未料福康安反应十分冷淡, 称:“看亦可, 不看亦可。”末了还补上一句:“这火器操法, 谅来没有什么希罕。”[5]113在参观英国礼品时, 乾隆帝曾对一个有110门炮位的, 名为“君王”号的战舰模型有兴趣, 并询问了有关战舰制造等问题, 又观看了火炮的试射表演, 但最后对英国武器的杀伤力表示反感, 认为它与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此后, 这样作为礼品的英国兵器被弃置一旁, 无人过问。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 发现它们仍完好无损地堆在一边, 便又重新运回了伦敦。

乾隆帝对英国占地通商等要求的拒绝, 固然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 也与他昧于世界形势, 对中外之间的力量对比盲目乐观不无关系。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始, 清朝的统治进入鼎盛期, 历经康雍乾三代, 前后持续百余年, 史称康乾盛世。其间, 外无强敌入侵, 内无大的战乱, 经济增长, 国库充盈, 虽在乾隆后期渐显颓势, 但乾隆帝仍视而不见, 沾沾自喜。他交马戛尔尼带给英国国王回信中的一段话, 颇能反映其志满意得的虚骄心态:“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 是以加恩体恤, 在澳门开设洋行, 俾得日用有资, 并沾余润。”[6]545

殊不知, 当中国渐走下坡路时, 英、法、美等国家正在迅速崛起。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 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在18世纪末, 已经有了使用蒸汽机的新式纺织工厂。随后蒸汽机又应用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进入19世纪后, 英国的工业发展更快, 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也就成了英国资本家的强烈欲望。紧随英国的是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19世纪20年代起, 以机械代替人力、畜力的工业革命在国内全面展开。美国资产阶级是在1776年独立战争后掌握政权的。1814年, 美国出现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此后, 蒸汽机被广泛应用。美国的工业产量, 在世界上仅次于英法, 位居第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 成为欧美资产阶级的急切要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 成为它们觊觎的主要目标。18世纪中叶, 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 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值的总和, 占63.3%。以后又持续上升, 18世纪末, 攀升至约90%。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每年抵达广州的英国商船常有数十艘。面对广袤的中国市场, 英国人极欲打破广州一口通商的限制, 一有机会就蠢蠢欲动。



嘉庆接手的朝政, 已非“康乾盛世”时可比, 各种社会问题令他深感棘手。在农业社会, 耕地是人们的谋生之本, 全国总人口与可耕地之间的失衡, 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清代的人口问题, 从康雍之际已经显露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社会压力, 是在乾隆以后。1741年, 全国在册人数1.4341亿, 这是中国人口统计史上首次突破1亿的数字。到1794年, 达3.1328亿。总计从1741年至1794年约半个世纪, 净增人口1.6987亿, 年均增加约320万人, 这是以往各个朝代所没有的[7] 。而可耕地面积的增加, 则远远跟不上人口急剧增长的幅度。人多地少的矛盾, 加剧了民众的生存压力。1793年, 乾隆帝也称:“民户既日益繁多, 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 食之者众, 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8]卷1441

1796年, 就在嘉庆帝登基的那一年, 在川陕楚三省交界地带, 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9年多, 参加者有数十万之众, 波及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甘肃五省。清政府征调了来自全国16个省的兵力, 耗费白银2亿两, 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 才将起义镇压下去[9] 。

嘉庆帝惊魂未定, 英国人又来敲门。1816年, 英国政府派遣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阿美士德是英国贵族, 国王的侍从官, 其任务是旧话重提, 再次要求在中国占地通商, 并取消广州一口通商的限制, 再遭拒绝。

英国人接二连三地前来敲门, 仍未引起清政府的足够警觉。在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广州, 也无必要的军事防范。1836年8月, 在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以“中国人的军事技术和实力”为题, 描述在两广总督衙门见到的清军:“不过是一个个象苦力的样子, 穿着短裤, 手执纸扇或藤鞭的人。外国人到官署呈递禀帖时, 就是他们集合兵马的信号。这时候, 兵士鱼贯而入, 不穿军服, 不带武器, 没有准备, 半睡半醒, 同时把一堆一堆的棕色毡帽和红色、黄色褴褛的衫——前后缝有一个‘勇’字的长号衫, 从闸门送进来给这些英雄们打扮。稍后, 又慢吞吞地走进一个大概是当时可能找得到的个子最大的军官来。这出武戏的行头, 是一些弓箭和几把生了锈的刀剑, 显然都是临时找来惊动和威吓‘番鬼’的。不过我们总觉得当这些卫兵还未从睡梦中醒过来, 穿上有‘勇’字的号衣壮胆时, ‘番鬼佬’如果有意的话, 已经进入总督夫人的深闺里了。”[10]66

此时, 清朝已是道光帝当政。身为最高统治者, 他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懵懂无知, 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临近结束的1842年, 他还是搞不清楚英国:“究竟该国地方周围 (指国土面积——引者) 几许?”, 以及“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来往?俄罗斯是否接壤?”[11]1466、1467面对虎视眈眈的欧美列强, 中国处境的危险可想而知。

当时的中英贸易, 是中国居于出超地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源源销往欧洲, 中国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却很少。英国商船来华时, 往往是携带的银两多于装载的货物。这当然是那些急于打开中国市场, 并从中谋利的英国人不愿看到的。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能打破这种局面的物品——鸦片。

鸦片是用罂粟汁液熬制成的麻醉品, 原产于南欧、中亚, 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17世纪, 吸食鸦片的陋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 中国流行用烟枪灼火吸食。鸦片是一种摧残身心和使人堕落的毒品, 一旦沾染, 很难摆脱。输入中国的鸦片, 主要来自英国控制的印度。据一位在印度的游历者记述:“当人们沿着两岸有丰饶耕地的河流溯河而上时, 会发现罂粟遍地都是。我们就在罂粟丛中穿越了数百英里。在罂粟地里, 我们打到了很多只野鸭子, 这些动作迟缓的野鸭子早已因为吞食过这些罂粟而变得神情恍惚了。”[12]

自18世纪80年代后, 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手操纵的鸦片走私愈加猖獗。其经营方式, 是由驻孟加拉的公司总督发货给英国散商, 由他们贩运至中国销售, 货款交给广州的公司代表用于对华贸易, 而那些散商可以得到公司在广州签发的伦敦票据。通过这样的办法, 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走私与对华贸易联为一体, 鸦片逐渐成为他们对华贸易的主要资金来源。

19世纪始, 输入中国的鸦片持续增长。1834年, 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 由英国外交部直接向广州派遣驻华商务监督, 英国对华贸易进入“散商”阶段, 参与鸦片贩运者也更多。1800年为4570箱, 1838年达40200箱, 猛增近8倍。在这39年里, 约有427620箱鸦片通过各种途径, 包括武装走私输入中国[13]1:238、239。其中常用的手段, 是贿赂中国官员。英国鸦片贩子声称:“的确, 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 “老实说, 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14]66。

罪恶的鸦片贸易, 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鸦片是一种昂贵的毒品, 它的大量输入, 转而使中国白银滚滚外流, 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据统计, 鸦片战争前夕, 中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两白银外流[15]28、29。白银大量外流, 直接导致银贵钱贱。当时民众日常开支和劳动所得都是铜钱, 而清政府规定交纳的各种赋税, 却必须折成白银。换算之间, 他们的实际负担随着银价的升高而加重。鸦片泛滥, 也使清政府财政拮据, 吏治更腐败, 军纪更败坏。就在天子脚下的京津地区, “俱有食鸦片烟之人, 而各衙门为尤甚, 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 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16]1:80。面对此景, 道光帝也有点坐立不安。几经考虑, 他决定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赶赴广州禁烟。

林则徐为官清廉, 勇于任事。他在湖广总督任上, 就在两湖地区实行禁烟, 下令收缴烟枪, 缉拿烟贩, 并曾上书道光帝, 直陈如再不禁烟, “数十年后, 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兴思及此, 能不股栗!”[17]601此次受命, 深知任务艰险, 在京亲友也颇为他担忧, 但他义无反顾, 决然南下。

1839年3月, 林则徐风尘仆仆赶抵广州, 随即通过明查暗访, 掌握了鸦片走私的情况, 决定将禁烟的重点放在杜绝鸦片来源上, 得到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全力支持。林则徐召集行商, 责令他们转告外国商贩, 限期缴出所藏鸦片, 并具结保证今后再不夹带鸦片来华, 如有发现, 货尽没收, 人即正法。为表示他的禁烟决心, 林则徐掷地有声地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 本大臣一日不回, 誓与此事相始终, 断无中止之理!”[18]60

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唆使下, 英美等国鸦片商贩先是敷衍、拖延, 抵制缴烟。林则徐见状, 断然下令将停泊黄埔的外国商船封舱、撤出广州商馆的中国员役, 迫使义律等不得不同意缴烟。

6月3日, 林则徐亲赴虎门, 主持中外瞩目的销烟壮举。销烟的办法, 是在海滩高处挑挖两个纵横各15丈的大池, 池底平铺石板, 以便交替使用。销烟时, 先由沟道灌水入池, 抛入鸦片沉浸, 再抛下大块石灰, 顷刻间池水沸腾, 鸦片不燃自焚。等到海水退潮时, 启放涵洞, 池水连同被焚的鸦片随浪冲入大海, 再用清水洗刷池底, 不让涓滴残留。截止6月25日, 历时23天, 当众销毁收缴到的鸦片19179箱、2119袋, 总计2376254斤[19] 。

当时到虎门观看销烟的, 有美国商船“罗礼逊”号船长弁逊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等10名外国人。他们起初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 即使烧烟, 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到场观看后, 他们不得不佩服林则徐。裨治文称:“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 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 远出于我们的臆想, 我不能想像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20]1:32

面对中国的禁烟, 英国反应强烈。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格拉斯哥等地商会, 纷纷主张采取武力行动, 逼迫中国开放口岸、协定关税、赔偿烟款、割让岛屿等。曾出任阿美士德使团副使的斯当东, 在英国议会公然宣称:“我们进行鸦片贸易, 是否违背了国际法呢?没有!”扬言“尽管令人遗憾, 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 而且也是必要的。”[5]262

1840年4月10日, 英国议会通过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之后, 所谓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出发, 驶往中国。其中包括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士兵约4千人, 由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司令官的乔治·懿律任总指挥。华南海面, 顿时战云密布。

面对英军来犯, 在林则徐的部署下, 广州军民严阵以待。英军无隙可乘, 北犯福建厦门, 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迁桢率军击退, 也未得逞。又进犯并攻陷浙江定海, 继而又派人前往天津海口, 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 要求中国割地、赔款。

在英军的进逼下, 道光帝害怕了, 退缩了。他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 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 前往广东负责中英交涉。琦善抵粤后, 处处妥协退让, 英军气焰更嚣张, 悍然攻占虎门要塞的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数度照会义律, 要求交还所占炮台。义律趁机提出以割让香港作为交换, 并单方面宣称已与琦善达成协议即所谓“穿鼻草约”, 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款等。1841年1月26日, 英军强行占领香港。次日, 琦善赶赴狮子洋莲花城, 与义律交涉, 空手而归。广东巡抚怡良闻讯, 密报朝廷, 弹劾琦善丢失香港。

2月26日, 英军向虎门炮台发起总攻。年已花甲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抵抗, 血染战袍, 壮烈殉国。占领虎门要塞后, 英军向广州挺进。此时, 琦善已被贬斥, 道光帝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 辅以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 前往广东设法扭转战局。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官员, 都是昏庸无能之辈。面对英军的炮口, 他们一筹莫展, 杨芳竟异想天开, 希冀用妇女便器的“秽气”破除英军的“邪术”, 奕山试图乘夜色用小船对英舰实施火攻, 均惨遭失败。5月27日, 奕山等被迫与英军签订《广州停战协定》, 支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将清军撤至远郊, 换得英军暂不进驻广州城。

但英军并不罢手。8月21日再次北犯, 先后攻陷厦门、定海、镇海、乍浦等地, 侵入长江口。镇守吴淞要塞迎战英军的, 是年近七旬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吴淞位于黄浦江和长江汇合处, 是长江防御的重要屏障。陈化成指挥部下, 在东西炮台加固工事, 积极备战。6月26日凌晨, 英军的炮火划破夜空。陈化成身先士卒, 率部奋战, 不幸中弹倒地, 壮烈捐躯, 吴淞失陷。英军一度侵占宝山、上海, 又顺长江而上, 攻陷镇江, 兵临南京城下。

英军连连得手, 清廷一片慌乱, 道光帝赶紧密令求和。历时两年多的鸦片战争, 接近尾声。这时, 早被革职流放的林则徐, 正在被押往新疆“效力赎罪”的漫漫西行途中。



鸦片战争的一连串惨败, 如五雷轰顶, 令一直沉湎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道光帝及文武百官极为震惊。此前, 他们对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即使如林则徐, 也曾听信一些无稽之谈。他到广州之初, 曾以为英军只能在海上逞凶, “一至岸上, 则该夷无他技能, 且其浑身裹缠, 腰腿僵硬, 一仆不能复起, 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 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17]861。1841年, 徐继畲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这样写道:“查逆夷船坚炮利, 海中断不能与之角逐, 即在海岸安炮与之对击, 亦是下下之策。至于登岸步战, 则非彼之所长, 其人两腿僵直, 跳走不灵, 所用者自来火之小枪, 不能过四十步, 此外则短刀而已。我兵之排枪、弓箭、长矛等器, 彼皆无之, 彼又地利不熟, 何至不能抵御?”[21]2:597

严峻的现实, 很快使他清醒。为了切实了解敌情, 林则徐十分重视掌握有关资料, “当他在穿鼻港时, 他指挥他的幕僚、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 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 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 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 都一一记录。他尤其关心英俄是否正在作战, 等到他被告诉英俄之间极和平时, 他好像深为诧异。这些情报, 每日都先交钦差阅览, 当他离去广州时, 已搜集了一厚帙了”[21]4:36。

在广东期间, 林则徐组织人手摘译外国书报, 陆续将有关欧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 编译成《澳门纸》和《澳门月报》;将外国人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论编译成《华事夷言》;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成《四洲志》, 简要叙述了世界各大洲30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等状况[22]1。他还利用各种机会直接向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了解世界知识, 被后人誉为晚清“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但不久他就遭贬, 一腔热诚无以报国。

此外, 又有魏源编成《海国图志》。它的编纂始于1841年夏, 当时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经江苏, 魏源闻知, 专程从扬州赶赴镇江迎送。分手时, 林则徐把在广东时编译的《四洲志》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交给魏源, 嘱其进一步扩充、整理成书。一年半后, 魏源编竣并刊行了《海国图志》50卷本, 他在书首便明言“是书何以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1]1书中按各大洲分别介绍了主要国家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习俗等在内的基本概况。后又不断增补, 先后扩充为60卷本和100卷本。

在介绍各国的同时, 魏源还在《海国图志》中阐发了自己对于时政和海防的见解,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 包括在广东等地设立翻译馆, 以了解外情;开办造船厂和火器局, 聘用外国技工, 仿造西洋船械, 装备中国军队;模仿西洋训练方法, 组建并训练新式水师等。他认为通过上述措施, 中国有望转弱为强, 与外敌抗衡。令人叹息的是, 他的这些主张, 根本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中国的局面未有些许改善。在沉寂十多年, 直到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城后, 魏源的主张才被清政府拾起, 并被洋务派付诸实践。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1851年就由来往于中日间的商船传入日本, 在当时同样面临列强入侵威胁的日本, 立刻引起广泛关注;1852年增补刊行的百卷本, 1854年就能在日本读到。仅在1854年至1856年的3年间, 日本刊印的《海国图志》的各种选本就有20多种。可以说, 它影响了日本幕府末期的知识分子, 尤其是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很多启迪, 推动了日本的开国与维新。反观中国, 它却备受冷遇, 以致有日本人也为之叹息。盐谷宕阴在《翻刻〈海国图志〉序》中, 这样写道:“呜呼, 忠智之士忧国著书, 不为其君所用, 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 (魏源, 字默深——引者) 悲矣, 而并为清帝悲之。”[23]336、345、350

有资料显示, 在道光后继位的咸丰帝也见过《海国图志》。据档案记载, 1853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但咸丰帝有没有细读, 读过后又有什么感受, 今人亦无从得知[24]54。严酷的现实是, 在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 中国的局面未见改善。据当时人描述:“国家承平二百余年, 海防既弛, 操江亦废。自英夷就抚后, 始请以捐输之余作为船炮经费, 而官吏侵渔, 工匠草率偷减, 不及十年, 皆为竹头木屑。”[25]卷3

最直观的是清军装备依旧, “咸丰时用兵尚系弓箭刀矛, 杂用土炮”。而这十余年, 又恰是英、法等国武器迅速更新的年代。蒸汽铁舰逐步替代了木制帆舰, 线膛炮更替了滑膛炮, 新式的米涅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也是此时试制成功并分发部队的[26] 。中外之间的差距, 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在不久来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清军再遭重创在所难免。

可以说, 除林则徐、徐继畲、魏源等少数忧国忧民志士外, 清廷上下绝大部分人并没有从鸦片战争的惨败中醒悟, 依旧不思振作, 自欺欺人, 得过且过, 时人称:“和议之后, 都门仍复恬嬉, 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 转喉触讳, 绝口不提, 即酒房茶肆之中, 亦大书‘免谈实事’四字, 俨有诗书偶语之禁。”[21]5:529这种驼鸟政策, 无济于事。

有学者指出, 既要迫使中国政府和民众接受毒品, 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 又要转移国际国内视线, 逃避邪恶的战争责任, 这就是英国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间处理鸦片贸易问题最基本的外交方针[27] 。为实现其罪恶目的,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 英国从来没有放弃再次开战的准备。此外, 对中国同样抱有侵略野心的法国也不甘落后。自鸦片战争开始后, 它就密切注视战争的动向, 频频派人来华实地窥探。1841年3月24日, 奉命赴华的真盛意在《关于遣使东印度和中国计划的摘要》中, 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希望驱逐舰接着把我送到英国远征军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或者至少附近地区, 以便我可以考察这支远征军所留下的痕迹, 它给当地人的印象, 以及它所取得或者有权得到的政治和商业成果。只要形势许可, 我将与中国当局和沿海主要城市和各阶层人士接触, 以获得有关中国商业、资源、政治的确切情报和我们与之建立有利的贸易关系的可能性。最后, 将这次探险迅速推进到白河口, 直至长城脚下, 以使中国人明白:从现在起, 英国人在遥远的海峡所从事的一切, 法国有一天也能做到, 如果它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要求它在那里飘扬其国旗的话。”[28]229

1843年7月29日, 出任法国驻华领事的拉第蒙冬伯爵公然向法国外交大臣基佐提议:“从中国政府那里取得天朝帝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无数岛屿中的一个, 与香港的割让相抗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需要调集很多轮船, 这些轮船在合适的时候将成为法国舰队的核心, 随时准备行动, 必要时甚至还可以通过红海来运输法国军队, 不管埃及政府是否愿意, 它都必须让这些法军过境。”[28]240同年11月9日, 法国外交大臣基佐声称法国的国旗, “一定要在中国海面的某一点上飘扬, 以便法国海军可以及时找到栖息之地或得到紧急救援。因此, 正如英国人在香港所做和我们自己刚刚在马克萨斯群岛所做的那样, 我们应在那里为我们的海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为我们的商品建立一个货栈”[28]245。其对中国赤裸裸的侵略图谋, 昭然若揭。

然而, 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 在昧于国际形势的清皇朝的统治下, 中国却毫无防备, 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才14年, 再次惨遭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蹂躏, 英法联军长驱直入, 北京沦陷, 圆明园被焚, 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 清楚地昭示后人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 对国家安全和外在威胁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 任何闭目塞听、盲目自大, 或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的举动, 都会遭致灭顶之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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